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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先生:北京之行——怀念毛主席

2013-01-02 17:23:2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阿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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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行:怀念毛主席

原计划在毛主席忌日到韶山参加纪念活动,因故未竟,于是到北京参加纪念主席诞辰活动便成为既定:瞻仰老人家遗容、拜会红色朋友、拜会亲家和毕业32年未曾谋面的师范同学薛小三。

定下了24日的车票,老王随我同往。

老王是不久前认识的一个红友,缘由是北京红友江山老师拜托我寻找一个叫王六静的同城红友,说他可能面临危险,给我提供一张照片和QQ号,还拜托我到派出所寻找;我不认识他,没有具体信息派出所也不可能找到,只有加了QQ,静等回音;次日便有了消息,又次日来拜访了我——如此认识了。

本来和杨老师约好在北京见面,不料杨老师电告23日回来,晚上9时下车。

在车站迎接杨老师,然后来到一家餐馆。杨老师谈到:左翼召开纪念主席诞辰座谈会,现场争论很激烈,甚至拍了桌子——杨老师因此回来了。

无论外部或内部,争论是正常的,真理都是在争论中产生的,“邓大人”的“不争论”肯定是不正常的。

和老王准时搭乘火车,下午5点到,温老师依约在车站迎接,帮我们安排好住宿,我们便在旅社交谈。

他告诉我们,内外斗争都很激烈,他们的工作更艰巨;他们17个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生活也比较艰苦(“当然,论起‘艰苦’,和主席当年革命时代没法比。”——说到此,温老师笑了),大锅饭,上下铺,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同志们很辛苦。由于经费紧张,他们只好从城里搬到距离城里40余公里的地方;今天,他是特意抽出时间来车站迎接我们的。

他说,工作辛苦点还无所谓,头痛的是应付有关部门的无理纠缠。那次,他们来查封我们的刊物,还要罚款18万元;经过盘查,他们承认我们的刊物没有政治问题,但借口没有合法手续;我们同意办理一切合法手续,他们又不给办,就不了了之了。

他说,经费很成问题,大家商议着学习乌有之乡的做法,做些生意、拉些赞助解决经费问题,不然很难生存。还有左翼内部不团结,各自为王等……

9时许,温老师还要搭乘末班地铁回去,便宜;我们依依不舍告别。

认识温老师有一年时间,今天是首次见面。站在对面也认不出来,幸而有电话一直联系。他早早在车站等候,很感动——“红色朋友一家亲”啊!他已经65岁,退而不休,依然执着于共产主义红色事业,令人钦敬。

去年,一个朋友送我几本《红色参考》,读后感觉很好,便照着电话向温老师联系索要;不久,温老师寄来5套——于是我们便“认识”了。我让老伴给温老师寄去三百元赞助,可能是老伴所带不够,只寄了一百元,后来又补寄了。5套不够使用,温老师补加到15套——从此,每月都会按时接到温老师寄来的书刊。

今年国庆节,我给儿子举办婚宴,请温老师为我寄来200枚主席像章发放给亲友,温老师如约不爽;这次到北京,温老师又如约为我准备了四百枚主席像章。

原计划明天拜访亲家,亲家出差广州不在京,回不来——只能遗憾了。那么明天就去拜会老同学薛小三吧;却又找不到电话号码,落在家了;和老伴联系,找到了。

薛小三是我师范同学,1980年我们师范毕业后,1982年他又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北大研究生,成为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得意门生,是我们班最有学问的……之后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幸而前一段魏小宝同学电告我小三的电话,成为我此次北京之行的一个主要议程——我们32年没见面了……

老王谈性很浓,“休息吧,明天还有事呢。”

次日一大早爱民电告已到京,在乌有之乡书社。

爱民是我最早认识的红友之一。当年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辞职下海,现在经商做生意,也为赞助乌有之乡的企业销售一些产品。他白天还有生意,乘坐晚上的车,我和老王坐半天的车,比他早来了。

来到乌有之乡书社,爱民和几个外地朋友都在,书社值班的3个年轻人很热情,还是那句话:“红色一家亲”。和小三联系,小三11点多到。大家相互介绍,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同志也回来了。

在书社为小三打印了同学录,我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同前往共餐,范经理这几天组织纪念活动,忙,其他同志同往。

老王、爱民、济源的侯小强和我都是河南的,还有黑龙江的张洪武、广州的朱老大伯以及王国军。老王突然接到女儿电话,邀他一起午餐,约定我在酒店等他。

餐间,大家很兴奋,相互交流,一家人一样;尤其是张洪武和小三,好似久别的故交。爱民等6人还要参加下午2点乌有之乡的活动,提前离席,我和小三接着谈话。

32年不见,满腹的话,杂乱无章;小三说名字改了,我说还是叫“小三”亲切。小三在一个研究院工作,工作很忙,每天都要下去搞调查,之后写出供政府参考的建议和报告,“幸而今天在单位,”小三说:“天意啊!”小三下午3点还要准时上班,小三去结账,我说:“你先走,一会老王来了我结。”小三:“你是客人啊!怎么能让你结?!”

小三走了,我一个人喝着酒等待老王。

老王回来了。

把剩余的饭菜打包,之后出去找住宿。

老王说,在北京他比我熟。领我来到一家宾馆,双人房间220/夜,老王要买单;我说:“昨晚咱们在车站才120元,这里比车站还贵;咱们找一个便宜的旅社吧。”老王:“我买单又不叫你出钱!”我:“为什么要浪费100元呢?省下100元不如捐助给咱们的红色朋友呢!”——不料老王起身就走。

腿脚不好,还拄着杖,追不上;再三呼喊,他不回头,也不搭话,不见了踪影;于是给他打电话,不接,反复打也不接。急,着急,担心他的安全!约了小三,小三说:“你到宾馆大厅等,外面太冷,我马上到。”

小三过来了:“只有住在这里等,不然老王又找不到你了。”

——只有这样。

小三为我交了住宿费,200/夜——好心疼:还是浪费了!

安排好住房,约了吴老师和王方辉老师,毛泽东报主编;大家交流很好,只是中午喝酒有些醉意,谈老王比较多(主要是他的不辞而别,担心他的安全);大家还帮我和老王联系,都联系不上。

他们回去了。我胡想着老王或许是有意不接我的电话,便联系老伴和老王联系,依然联系不上……睡了。

凌晨2点多醒来,依然还在担心老王:他现在哪里?安全与否?是否和他的女儿一同回了郑州?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这可是多大的责任!

睡不着,再给老王打电话,依然打不通。和老伴诉说……和爱民诉说……和张洪武诉说……和孙治平联系……和李兴国联系……自己不能休息,半夜三更还要打扰这么些亲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已是8点多。

匆匆收拾行装,询问了服务员到天安门怎么走,就出发。

出了地铁,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一步一摇,艰辛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西入口处。

进广场需要安检,还要搜身。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很客气,笑微微的,说是上级规定,请我“老大爷”配合。

把背包和在饭店打包的“剩菜”包放到“安检”机上,工作人员开始搜身;摸到我口袋里硬硬的,问:“什么东西呀?”答:“眼镜。”取出来给他们看。“这是什么?”回答:“甘草片。”再取出来给他们看……过了。到了安检出口,工作人员要我打开背包,先检查我水杯,过关;又搜出我的半瓶酒,不让带进去,说是易燃易爆物品。我说:“你们留下它也没有用处,请你们为我保存着,我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回来取。”他们看到我胸前的主席像章和背包里温老师送我的主席像章,笑着说:“还真是毛主席的崇拜者!”我说:“我‘老大爷’不远千里来这里纪念主席诞辰,不会故意搞破坏吧?你们敬仰主席的话我送你们主席像章。”他们说:“这是规定,请您理解。”——理解?理解个屁!人民广场不准人民随意进出,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

刚走出安检,接到老张的电话,说他感冒了,去不了郑州,问我现在哪里。我说还没到纪念碑,安慰他:“还有李玉去了不是?”——原来安排老张和李玉到郑州参加纪念活动。他让我多保重,把大家的心意带给主席。

老张是我们一个热心的红友,也六十多了,退休之后和儿子打理生意之外,积极参加红色文化的传播活动。

穿过广场,来到纪念堂入口处,询问怎么存包?

走出广场,穿过马路,来到存包处,交了5元存包费。折回,还必须经过东进口处,还要安检、搜身。我说在那边已经搜过了,“革过一革了”(《阿Q正传》),他们说进广场都得“革”——那就“革”吧。

再返回广场。

排队进主席纪念堂,按要求出示身份证、检查手机、硬币等。

这时,接到老伴电话问候,我答还没有进纪念堂。

前边停着不走。询问得知主席的亲人在祭奠主席,不能打扰——心里瞎琢磨:“老人家生前最喜欢到群众中间,他的后人怎么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再说18大后的习总还要求不让扰民呢!”

来到主席纪念堂,思绪纷飞,情不自禁回顾起老人家一家的历史命运:八个亲人“受难”——爱妻和两个弟弟以及堂妹、侄儿被“蒋先生”杀害,儿子牺牲于“战略伙伴”之手,“学生和战友”牺牲于他老人家缔造的共产党监狱,烈士的儿子、他老人家的侄子被关押17年并在监狱被搞成残疾;老人家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平民一样的生活还要受到他老人家缔造的共和国政府不公平的对待……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流满面,掏出手巾拭干了,发誓将主席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走出队列,向主席塑像恭恭敬敬、深深鞠了三个躬……随着队列进去瞻仰主席遗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来到主席遗体前,再次走出队列,深情地凝望着老人家蜡一样的遗容,脑海中浮现着老人家生前的风采,思绪万千,心里再次一阵酸痛,淌着泪水,再次恭恭敬敬、向老人家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之后,一直凝视着主席的遗容,随着瞻仰人群一步一步地离开……

心情铅一样沉重。

走出纪念堂,已是11点多;心情沉重地出了广场,到存包处取包。工作人员看到我胸前的主席像章,满脸的艳羡。我问:“喜欢吗?”他们高兴地点头。4个年轻人;我打开书包取出主席像章,一人送他们一枚,他们感激地谢我。

——看着年轻人能够执着地热爱毛主席,我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再次进广场,还要到西进口处取我的半瓶酒。不让进,还得走进口处“安检”、搜身;我说已经“革过两革了”,他们依旧说:“进广场都得搜,这是规定。”——那就搜吧。

在广场照了2张留影,10元钱,来到西进口处取我的半瓶酒。

有些累,拉过一个凳子坐了。工作人员给我取出酒。和爱民约好下午听取张宏良老师纪念主席诞辰的报告,还不知道具体地址和乘车路线。和爱民联系,手机欠费了。

咨询工作人员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回答没有;我请求借用一下他们的手机和老伴联系为我交话费,他们爽快答应了。

联系了老伴,我要给他们通话费,他们不要;我便分别赠送给他们主席像章,以示感谢,他们反过来表示谢我——孩子们是在敬业地工作,为了生存,他们的作为正确与否,怨不得他们。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心里着急。想想也是,还不知老伴在哪里,怎么能够立马就为我交了话费?便再次请求工作人员为我拨打爱民的电话。

爱民说在“北京邮电中心”,但说不出具体位置。挂了。

咨询工作人员“北京邮电中心怎么走?”他们也说不出。

走出广场,询问几个警察,也答不出;来到马路边询问出租车司机,也没答案,让我到公交车处问。顺着路边向南走,一路走,一路问,都不得而知。想起张洪武,打电话。洪武发来信息:“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下,向西走500米,再向南走100米,路西,邮电疗养院。”

这样就明确了。

来到地铁前门站,进去,购票,进站;咨询一个姑娘,姑娘很热情,说这是2号线,到宣武门站换4号线。谢了。

正值中午,乘车的人很多;他们看到我背着行李,拄着拐杖,纷纷给我让座。谢了。

出了圆明园站,辨不清方向了。问过行人,顺着路边向西踯躅而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感觉很累。爱民打来电话,答过,说在门口迎我。到了一个路口,思忖着:应该有500米了,便转弯向南。

洪武打来电话,也说到门口迎我。

走啊走,不止100米了,还不见人。前边有一个大门,古朴,想也是了。近前来看,却是“北京大学”。爱民又打来电话,告诉了他,他也不知道,让我打的。问一对遛狗的夫妇,很热情,说“坐公交一站路就到了,从这里向西穿过,需要十来分钟。”他们看我拄着杖,也建议我打的。

就不破费了,走路。

终于来到“北京邮电中心”,不见人;洪武电话,告知了他。他让我向北走。走不多远,就是疗养院了。

他们带我到餐厅就餐,自助餐。只感觉累,口渴,爱民给我打的自助餐基本没用。

来到宾馆房间,几个朋友聊得很好。之后,大家来到会场,张老师已经开讲了。

本来对张老师的观点有好多的质疑,并且还请葛大姐捎信与他,但还是带着敬仰的心情认真听。

这次张老师的报告有一个亮点,他说,右派分子把重庆探索说成“文革余孽”,那么就是在公开为 “文革”平凡。为什么呢?三十多年来,他们不断妖魔化“文革”为“十年浩劫”,在不明真相的群众心里,“文革”就是“打砸抢”的代名词。这次他们说重庆模式就是“文革余孽”,那么就是告诉人们:重庆的“唱红打黑、共同富裕”就是“文革”呀!“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不是很好啊!那么“文革”为什么不好呢?……右派分子害怕“文革”,难道你们喜欢“武革”吗?!那我们就给你个“武革”怎么样?……

期间,和道国同志作了交流,还和其他的同志作了交流,受益匪浅。

结束时,范景刚同志作了总结;他还说刚刚收到一个信息:洛阳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受到了政府的干扰——真的是政府“反动”了吗?

晚上,又和几个朋友进行了交流,收益不薄。

和爱民一个房间的朋友是湖北鄂州的王功明同志(下岗工人,现在做房地产),很好的一个红友;我和爱民就挤在一张床上住了一宿。

这次活动是乌有之乡主办的,乌有之乡有一些企业赞助,会员们要承担为企业销售的义务,爱民在此列,故他们来参加活动均为免费,其他人员需要交活动经费的;因囊中羞涩,拒绝了;爱民安排我们参加这样的活动,尽心了。

原来还计划返程时拜访大午先生,源于6年前结识大午先生后曾经拜访,后来大午先生还曾约我为其帮忙,均因琐事未能成行;今次应该拜访。和大午先生联系,大午先生好像不大感兴趣,说安排人接待我;也知道一些大午先生和一些右翼走得很近,本来想这次和他交流一下,不曾想得到如此回答:或是志向不同予以拒绝,或是没时间接待——那就不再麻烦大午先生,爱民的车票在晚上,就一块走吧。便请张洪武帮忙补办车票。

次日上午,他们去参加活动,我在房间读书;再次给老王打电话,这次接通了。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长沙。”问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回答:“我最讨厌酒鬼,以后不再联系。”——无论如何,老王很安全,我就放心了。至于他为何到长沙,我也知道;来前他曾和我说,他的几个朋友邀他一起到长沙参加纪念活动,由于他答应和我一起到北京,辞了他们。

不一会儿,王功明同志又回来了,“贵体欠安”,说卧床休息一会就好;于是,我们便开始交流,有些激动。

下午听取韩德强老师的报告。

关于韩德强老师,了解的不多,印象也不大深;韩老师扯殴骂毛主席的反动教授记忆尤深,并因此对之敬爱有加。

今天首次当面聆听了韩老师的报告,感觉韩老师是一个真文人学者,斯文,讲话不温不火,思路清晰,有条有理,怎么也想不出他是一个“武手”——一定是让这位孱弱文人忍无可忍!

会后,韩老师和大家互通交流,依然文质彬彬,和蔼可亲。

张洪武拉着我和韩老师一块合影留念。

本来我们打算结束后直接起程,但张洪武不让走,他要我和他一起到书社,说和小三谈的很好,敬佩小三,要我联系小三,送他礼物,还要做东请我们吃饭。正好时间还宽裕,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家依依不舍。

我们8人租了2个出租车来到书社。大家谈的谈,说的说,之后各自寻找着自己喜爱的图书。小三本来可以十多分钟来到的,因下班高峰堵车,走了近一个小时,来到时已经近7点。简单聊了几句,一起下楼到饭店。

我不愿再让大家浪费,建议到简易饭店;来到一家饺子店,大家都同意。

小三关心我,不让我喝酒,担心我的安全;还担心堵车,要我们8点半前动身。洪武还依依不舍。我说我们四个人先走,你们不走,在这继续聊。大家同意了。

洪武和小三边喝边聊,我们边吃边听,偶然插话。

接近8点半了,洪武又要来了几个菜,王功明同志说他已把前面的帐结了,“后面的你们自己结吧。”他们把我们送到酒店门口,担心他们受凉,就此告别。

我们搭上到北京西站的公交车。

路上,有个中年妇女和老人,像是父女,他们不知道到车站的路,我让他们跟随我们进站。他们几人腿脚好,还提着此行的收获——沉重的书籍,走得还快,我赶不上他们,他们就在前面等我;我还得等候那对父女,走几步回一回头,还得看前面的朋友走到哪了,结果还是回头不见了那对父女。

我们在4号候车厅,王功明同志在7号,他的车次比我们晚40分钟。我们先来到4号厅,小强和功明到7号厅看看,之后我们在4号厅聊。

10点多一点,我们要验票上车。和功明同志依依告别。

小强在4号车厢,爱民在3号,我是补票,无座,在2号。上车时,有一个卖马扎的,买了一个——这就成就了我一路的“雅座”,还多亏了它!

反正是无座,来到3号找到爱民。

车上人很多,拥挤不堪;打开我的马扎,对着爱民在过道坐了。

火车启动了。爱民让我和他换座,辞了。爱民辛苦几天,累,眼皮一直在打架。让爱民睡,我和大家聊,还要看守行李。

身边都是老乡,大都在新乡下车,幸而有了马扎,不然今天一晚就惨了。

给大家看带来的红色书刊,还给大家赠送主席像章,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这一路就有了聊友了。

两个在京建筑工地打工的鹤壁农民,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其实才不到五十,他们带着5大包行李,占据了很多的空间。还有一个漯河的年轻人,到郑州去,不满20岁;这孩子高中没毕业,四处打拼,通过交谈,孩子头脑很机灵,上进心强,说话很有水准,也没有询问他的姓名,我送他一张名片,我们成了朋友。其他的“车友”也向我索要名片,一一赠送。

一路上,我向他们宣传红色文化、十八大报告、四项基本原则、毛主席思想、公平正义、社会主义,他们听得很投入,两个鹤壁农民还热情邀我到他们家做客。

……时间过的也很快,7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到家了。

201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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