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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洋:毛泽东滴水洞“失踪”之谜

2018-01-22 11:07:0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闫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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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第二天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被他称为“西方山洞”的安静地方,他整整关了自己十一天。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滴水洞住的日子里,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不接见人,不外出散步,唯一的一次外出,也仅仅离开滴水洞300米。《毛泽东年谱》中记载,期间与北京的联系就两次,6月19日,答复邓小平等人请示胡乔木工作安排;6月23日,阅刘少奇、邓小平的信,对建议发表毛泽东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次日回复说在党内印发就行了。

资料图:1966年6月21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中央警卫局张耀祠等合影。

资料图:1966年6月21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中央警卫局张耀祠等合影。

  毛泽东在滴水洞住的十一天里,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开展,他却“隐居”起来,任由外面天翻地覆。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他是在思考怎样对待来势凶猛的“造反”浪潮,不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从1965年的二十三条之后开始考虑的,运动的发生发展基本上都是在他设想之中的。运动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只是非常简单的战术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6月26日,毛泽东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28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30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答复他们提出的在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信中说:“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他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部分内容如下: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打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全党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还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五月北京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道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行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毛泽东传 1949—1976 ,1421页。)

  但这个“乱”,曾经是毛泽东非常害怕出现的。1963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完成,准备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毛泽东鉴于历次运动的教训,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5月12日一清早,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说: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的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如何对待干部,更早的时候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

毛主席在滴水洞与湖南省部分领导同志的合影。

毛主席在滴水洞与湖南省部分领导同志的合影。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运动曾经是多么的谨慎,对干部曾经是多么的温情。可三年之后,当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时,这一切都被他抛开了,变得迫切而冷酷。在滴水洞中,毛泽东主要思考的,应该是“乱”与“稳”的抉择,毕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亘古未有的运动,而且前途未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再看文革时,依然会感到惊心动魄。对一个完整的有效的被人们拥戴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是需要怎样的气魄和决心啊!那是需要担负怎样的责任和难以预料的后果呀!这种变革,无论古今中外,曾经都只能是在血腥的改朝换代中完成。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十一天里,对文革的得失,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得大于失,或者短期损失大,但长期利益大,所以必须继续并加大力度开展文革运动。

  进一步烧旺文革这把火,现在已有的燃料是不够的,需要更大的人物被打倒,这个人物理所当然就是刘少奇了。如果说打倒彭真四人是第一把火,那打倒刘少奇就是第二把火,这两把火一烧,文化大革命才能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你想,国家主席都被打倒了,那谁有理由不被打倒?刘少奇被打倒,一是他为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肯定存在一定的错误,是当时正常秩序的最高当权者,毛泽东要打破的正是这个秩序。二是他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但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毛泽东认为他不适合了。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明确说担忧接班人问题,后来与斯诺谈话时说,65年二十三条争执后,就有撤换刘少奇的打算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根本的是向一切领域的权威进攻,包括领导权威、学术权威、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并最终打破这些权威。因为只有打破权威,才能除去几千年来已经植根人们心中的奴性,才能让人民不再盲目的服从。文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次打倒权威的过程,当人们心中的“伟大、正确”被一次次打倒时,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怎么办?要想活着,必须学会自立,才能变得强大起来,不再去依赖任何人。正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于是,彭真四人被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林彪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打倒了,甚至连周恩来都有反对毛泽东的传言。且不论他们被打倒的对与错,但客观上起到了教育人民,让人们对一切问题理性思考的目的。而最后被打倒的,是毛泽东自己。他曾说过,发动文革,他是准备好粉身碎骨的。事实上,文革带来的十年动乱,确实是有很大民怨的。毛泽东去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在今天,依然有各种污水尽数泼到了他的身上,这也算是被打倒、“粉身碎骨”了吧!

  对毛泽东“隐居”滴水洞之谜,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他在滴水洞与世隔绝的十一天,除了思考评估文革的得失外,是不是也在给刘少奇最后一个机会呢?如果刘少奇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积极支持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那就可能不被打倒。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工作方法,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体制,那就只有被打倒了。毛泽东置天下大乱而不顾,把自己隔绝起来,对刘少奇而言,既是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也是毛泽东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

  有一件事,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估计没有人知道的。在6月16日,周恩来出国访问了,而且一走就是半个月。毛泽东这天到了长沙,次日即去了滴水洞,“隐居”了十一天。对此时的毛泽东而言,刘少奇可以损失,周恩来不能损失,甚至连错误也不能犯。周恩来出国了,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也就不能为刘少奇的错误分担责任。周恩来是打倒刘少奇后,毛泽东最倚重的人,绝不能够在此时犯错误的。另一个理解并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人是林彪,他掌控着军队,可以确保社会的混乱在可控的范围内。实际上,林彪、周恩来才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大将,而文革小组只是冲锋陷阵的先锋和战士。当然,林彪是有私心的,而周恩来是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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