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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件小事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英明

2018-12-22 17:38:43  来源:百韬网  作者: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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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来信是毛泽东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我去来信组当了组长。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毛泽东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令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我总的体会是, 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終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預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晩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年我出獄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 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本文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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