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鲲鹏击浪从兹始 ——纪念毛主席第一次进京99周年

　　◆毛泽东(左四)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与邓中夏等人的合影

　　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进京史实概述

　　一、进京缘由

　　每逢毛主席“九九”忌日，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特汇集九十九年前，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进京史料，以为纪念!

　　1918年8月19日，青年毛泽东率领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十几名湖南青年来到了北京。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

　　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出过湖南，这是他第一次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次他是应恩师杨昌济先生之召，进京准备参别蔡元培等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来京之后，他就先住在了位于东城区域内的豆腐池胡同15号(老门牌九号)的杨昌济寓所内。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伦理学教师，对毛泽东颇为器重。杨先生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这年6月份，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毕业，正在面临今后生活道路的选择的时候，接到了先期赴京的同学挚友蔡和森受杨先生之嘱给他来的信：

　　“师(指杨昌济)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

　　毛泽东接信后在做了一番准备之后，欣然应召来京。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在东城城内的两个住处：豆腐池15号、吉安所夹道7号;一所学府：北京大学，就成为了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活动中心，在这里，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青年毛泽东

　　二、青年才俊

　　毛泽东这次到京是带着“志气”来“寻路”的。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给别人的一封信中颇为自许地说：

　　“尝读诗书，颇立志气！”(《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那么，在没有走出湖南之前的青年毛泽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志气”，根据研读他的早期文稿和传记，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有以下几端：

　　第一、爱国。他曾在1915年一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袁士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的封面上题词表时自己的心态：“五月七日（日本指出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的最后期限），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早期文稿》11页)

　　第二、奋斗。年轻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与格言：“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第三，寻求真理，改造世界。他1917年8月23日致友人的信中豪迈地提出他改造国家与人心的心胸：“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早期文稿》85页)

　　他不但具有这样的志气，更在身边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

　　这些有志之士终于在1918年4月10日组成了自己的团体——“新民学会”。毛泽东以学会为平台，率领这些青年积极寻求救国之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率领着立志救国的湖南青年们应杨昌济之召进京寻找救国之路来了。这一批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和革命的骨干。这其中有罗章龙、蔡和森、罗学瓒、李维汉等。

　　就在1918年春季进京之前，毛泽东有一首七言古风，这首雄深浩荡的诗充分表达他的心胸与志向。

　　诗曰：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表现了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伟大的志向和抱负，既是对友人的鼓励，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没过多久，这批湖南志士就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正是“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起点。

　　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旧居

　　三、在激流中心

　　此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各种思潮波翻浪涌，交流激荡。这种纷纭繁复，高潮迭起的情景，使毛泽东振奋不已，耳目一新。对当时的壮观景象，毛泽东后来曾做过富于诗情的描绘：

　　“近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更加之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毛泽东早期文稿》364-365页)

　　与热烈的思潮相比，毛泽东个人在北京的生活却颇为窘迫。由于经费不足，他先是在杨昌济家中暂住。后来由于操持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务，时常要与同来的湖南学生聚会，分散着住颇为不便。他就与蔡和森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夹道7号租了一间小房，七八个人，同睡一个通铺，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眠，合盖一床棉被。对于这种情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但是，生活上的清苦并没有减弱毛泽东操持公益事业的热忱。在他谋划下，赴法留学的活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同来的湖南青年罗学瓒在给家中的信里这样描绘毛泽东：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毛泽泽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7页)

　　就在把湖南青年都安置进留法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并没有按照杨昌济的希望，进北京大学做学生，这与他崇尚自学的志气有关。后经杨昌济介绍，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照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而他的领导就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这种安排对于毛泽东的成长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据毛泽东自己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看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

　　怀着救国志气的青年毛泽东终于在这里走向了成功之路。李大钊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李大钊是中国介绍和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第一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初步介绍到了中国，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些学说。

　　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庶民的胜利》。11月15日，李大钊的这篇讲演稿和另外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从而使毛泽东十分具体详细地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1919年2月20《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的文章，文中热切地号召青年人：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我们中国是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在都市漂泊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美好。……青年们，走向农村去吧！”

　　这篇文章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这篇文章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以后毛泽东对待农民革命问题的描述基调和情感都与这篇文章如出一辙。

　　后来，就在中国革命即将成功，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往北京“赶考”的路上，他无限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感叹到：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这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虽然清苦，但毛泽东可以在这里饱览各种书刊，接触到最新的思想，每月还有八块大洋的收入。但是毛泽东在这里试图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交流时遇到了身份和语言上的障碍。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阅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大的兴趣。我尝试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语。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我认识了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性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33—34页)

　　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他久已钦佩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当时陈独秀住在东城域内箭杆胡同，离毛泽东住的吉安所胡同不远，他时常过来陈宅请益。据毛泽东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得到的哲学和新闻的学养对他今后的革命生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毛泽东成为中共的领导人之后，他用哲学思想把党锻造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他还以新闻为武器，为中国革命的历程增添了许多壮丽的色彩，那些为人们所熟颂的经典名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等，这些洪波涌起的雄文力作，不都是溯源于北大红楼时期吗?

　　毛泽东除了在北大努力增长学识此外，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他在长沙时的挚友邓中夏这时在北京大学主持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团体的许多活动，开始和工农群众紧密接触。

　　毛泽东这时还保持在湖南一师时的习惯，每逢星期日就到杨昌济老师家中听他讲解哲学、伦理学。也就在此时，毛泽东收获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份甜蜜——他与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当年毛泽东在一师的小师妹如今已经成长出落成了一个19岁的温婉淑慧的大姑娘了。据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回忆：

　　“邓中夏那时也在北大读书，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进步学生，也和过去在长沙时一样，每逢星期日必来豆腐池九号我家，大家展开讨论。我和开慧妹有时在座旁听。”(《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124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情感是纯真而甜蜜的。他后来在延安的窑洞中对斯诺回忆起这段感情来还是那么充满留恋：“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这份温柔慰籍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以致于古老的北京城那灰暗的冬天都显得明丽生动起来，毛泽东充满感情地回味：

　　“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在公园里和故宫的广场上面，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已经盛开。倒垂的柳枝上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到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着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34、35页)

　　这是在情人眼中才有的世界呀!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写作《毛泽东传》时便把这段回忆改编成了杨开慧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漫游：

　　“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江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并悬挂着冰柱。”(《毛泽东传》43页)

　　我想这是修史者合乎历史真实的想象。这种“梅韵冰姿”的景象伴随了毛泽东一生的情种。你看那“梅花欢喜惊天雪”的诗句中，不就有与杨开慧在古城中漫步冰雪的回味码?

　　1919年3月12日，当新的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送蔡和森等赴法留学而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后来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第一次进京的生活就结束了，但是这半年的经历对于他这伟大的一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他在湖南领导了当地的“五四”运动;创刊了《湘江评论》杂志;领导了“驱张”运动，革命生涯风起云涌!面对时代的大潮，青年毛泽东欢呼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294页)

　　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弄潮激荡，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而这一切的波澜扬帆之地就在东城域内吉安所小屋内那逼仄的土炕上;就在豆腐池胡同那温馨的杨宅中;就在北大红楼那间明亮的第二阅读室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东城区历史的幸运，因为它承载一个伟大时代，一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开篇！

　　(转自“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