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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爱玥:毛泽东的神奇一生——从农家子弟到世界领袖

2019-09-10 11:31:54  来源: 林爱玥公众号  作者:林爱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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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是9月9日了,43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他就那么离开了他的人民。有老人回忆,1976年的9月9日那天,村子里突然哭声震天,有人在田野坐着哭,有人在家中抱着哭,有人在路上边走边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一天,天真的塌了。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人的一生很长,关键的只有几步,对普通人如此,对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来说同样如此。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他总能和历史神奇的相互选择,历史选择了他,他走进了历史。

  1919年4月30日,作为一战的胜利者,中国却完全没能享受到任何胜利者的好处,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后,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爱国学生“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呼声响彻寰宇,可是,弱国无外交,民众的愤怒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任人凌辱的事实。

  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就成了主题,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找原因、找出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为此发起了洋务运动,可是,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海战中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海战的失败,说明了中国的问题并非“器不如人”,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转而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落后,为此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改制,可是辛亥革命后,共和是共和了,中国却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变更别说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了。巴黎和会的耻辱说明了中国同样并非“制不如人”,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那个时代的人焦急的剖析着症结寻找着答案,最终有人将目光转向了中华文化上,认为中国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于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怎么可能没有合理性先进性呢?其实,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那些人也未必真的反对中华文化,只是多少有点“病急乱投医”罢了。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毛泽东在总结前人失败的基础上,将拯救民族的希望放在了马克思主义上。在现在的人看来,或许会觉得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一百年前的人可不是这么想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还非常“小众”,像毛泽东这样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准马克思主义的人绝对寥寥无几。

  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曾经信仰过君主立宪制、三民主义,实践过无政府主义的“时代青年”,毛泽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并由此做出了选择。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深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选择了用枪杆子说话。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毅然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并在上井冈山途中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后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并由此奠定了共产党武装“人民军队”的性质。

  拿起枪杆子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但是,这样的选择同样不是偶然的。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就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对蒋介石进行武装回击,但是,当时的中央主张向蒋介石退让,并说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对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只能服从,可是,这并不代表他认可中央的这一决定。不难想象,从1928年的3月到1927年的4月,这期间毛泽东一定多次考虑过武装革命的问题。

  武装革命是肯定要武装革命的,但是,如何武装革命呢?对此,毛泽东肯定曾经反复的考量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党指挥枪”这些伟大构想就是当时毛泽东反复思考的答案之一。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党指挥枪”这种堪称开天辟地的伟大思想怎么可能是三天两头之间就可以想出来的呢?它一定有着相当长的一段酝酿和萌发的时间,因此,从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到“三湾改编”实现党指挥枪,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时间到了1935年1月,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受挫,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甚至可以说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不负众望,在接手红军的指挥权后,马上上演了四渡赤水的“神迹”,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命运由此迎来了重大转折,当然,同样是毛泽东人生的重大转折。

  从1927年上井冈山后,毛泽东逐渐琢磨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比如说“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这些战术并非毛泽东天才的发明,而是毛泽东从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天才的发现。没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没有长期的实践检验,恐怕神仙也不可能凭空发明出来那些游击战术。正因为有了井冈山到瑞金长达七八年的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才能在接手红军指挥权后的第一时间就带领红军四渡赤水迅速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

  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的获得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在那个“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的年代,一切靠实力说话,其他人不是没有过机会,而是事实证明了其他人谁都不行,既然大家都不行,那只能将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了。因此,这不是愿不愿、服不服的问题,在生死存亡关头,任何人都要向现实低头。

  遵义会议后,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直至抗日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赶跑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至此,毛泽东民族英雄、人民领袖的地位无可撼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抗美援朝、“镇反”、“三反”的相继胜利,使得中国真正实现了1919年五四爱国青年高呼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此外,毛泽东还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工业,直到现在,中国的水利工程绝大部分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修建的。短短十年,换了人间。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正义和理想化身的斯大林批得一无是处,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对此,毛泽东表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对中国来说,否定斯大林固然有很多后遗症,可是,不否定斯大林,中国很多事情就很难办。

  到了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虽然赫鲁晓夫用军事干预最终平息了事件,可是,苏联的形象一落千丈。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两篇文章重新将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了起来,勉强维持了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

  对此,赫鲁晓夫自然是感恩戴德,为了能够确保毛泽东出现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阅兵仪式上,赫鲁晓夫早早邀请了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回复,既不表示去,也不表示不去。毛泽东等得起,赫鲁晓夫可等不起,如果毛泽东不去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阅兵仪式,如何能够营造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形象呢?

  最终,赫鲁晓夫最终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此前死活不肯答应的援助中国核武器技术的请求,而赫鲁晓夫前脚答应,毛泽东后脚即同意了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阅兵仪式。我们尊重历史,“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固然功高盖世,可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次“奇货可居”,谁知道中国的“两弹一星”要推迟多少年呢?或许,到这里就该明白为何毛泽东会那么重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前后至少亲自动笔修改了八次,整整八次啊,表面上是为了维护苏联的“面子”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可是,真正的超级大赢家却是中国。

  到了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阅兵那天,在所有来宾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的位置最为突出和显眼,看来苏联方面是研究过中国礼仪的:右为上。毛泽东站在赫鲁晓夫的右手边,他的右边则是主持阅兵典礼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集中都到了毛泽东身上,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世界级领袖。而就在那一刻,毛泽东考虑的却是如何将苏联的先进武器弄到中国,他对身边的彭德怀说,看上什么就去找他们要去。

  由于毛泽东巨大的国际威望,中国的国际地位水涨船高。对于重返联合国的问题,毛泽东曾说“我等着他们八抬大轿抬我们进去”,最终,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有非洲代表甚至当场跳起了舞蹈表示庆祝,气得美国时任驻联合国代表里根在给尼克松的电话中大骂那些非洲代表是“猴子”,话说,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真的是斯文扫地。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认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科学性是一方面,可同样离不开毛泽东的巨大的国际威望。毕竟,别人要是不服你,你爱说啥说啥,可是,谁搭理你呢?

  从农家子弟到世界领袖,虽然神奇,却没有丝毫侥幸可言。这样的毛泽东,可以说,我们崇拜是不需要理由的,倒是对那些不崇拜毛泽东甚至贬低、否定毛泽东的人,我们真的应该好好问他们一下:为什么?凭什么?

  毛泽东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毛泽东也有“失败”的地方,那就是太爱憎分明了,对于人民,他的心肠比谁都软,而对于那些人民的敌人,他的心肠比谁都硬,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人了,他让那些地富反怀右连同地富反怀右的后人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如果新中国成立了,黄世仁还是黄世仁,杨白劳还是杨白劳,那当初革命干嘛啊?革命不就是要为穷人做主,要让穷人翻身吗?

  有人说,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其实很简单,那就看他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他走的时候这个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来的时候,中国甲午海战(1894年)一败涂地,八国联军入城(1900年)生灵涂炭,而毛泽东走的时候,中国打遍天下无敌手,工业世界第六大国,国防两弹一星,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这改变难道还不够多不够大?更不要说,毛泽东还改变了世界,他是全世界一切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希望和导师。

  这就是毛泽东,革命前三十年(1919年-1949年),他赌上性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了无与伦比的荣耀,革命后三十年(1949年-1976年),他赌上前三十年赢来的一切荣耀,为中国扫除了一切害人虫,为了人民,他真的可以一无所有。

  这就是毛泽东,他总是默默的弯下腰,将人民捧在手心,用宽厚的肩膀为人民扛起了天地。他就是人民的红太阳,他的光芒能刺破这穹宇最黑暗的深处,他的光辉能融化这世间最冰冷的人情,他的心胸容纳宇宙万物,他的目光始终深情的注视着他的人民,他的目光那么明亮,那么深邃,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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