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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拄长天 肝胆两昆仑——邓中夏与毛泽东

2019-06-28 16:04:2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冯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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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邓中夏的一则启事: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目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诸君的雅意”。

  邓中夏与毛泽东,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著名领袖,循着他俩的交往历程,基本上与中国革命史的轨迹吻合。他们的第一次交往,应该从4年前谈起。

  1915年,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朱芳圃、蔡人龙等人同班。据朱芳圃回忆,“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刚毅之气。由于大家课余饭后常结伴出游,接触多,所以很快便成了亲密的学友。”当时邓中夏在长沙举目无亲,而蔡和森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沩痴寄庐”,因此,他时常在假日到蔡和森家里去,一起温习功课,交流读书心得。而此时的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邓中夏,既有共同的同学蔡和森,又有共同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在高等师范教授《伦理学》,同时又在第一师范兼授《修身课》。于是,在长沙天鹅塘的“板仓杨”与蔡和森的“沩痴寄庐”,毛泽东与邓中夏时常见面,杨昌济先生与蔡和森为他们相互介绍认识了。当时,《青年杂志》创刊不久,杨昌济订阅了几份,分送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阅读,并提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讨论题,请三人思考。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青年杂志》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久而久之,共同的求知欲、共同的理想与志趣,促使他们无话不谈,很快就成为挚友了。

  除了在一起探讨学术,他们还一起结伴到小吴门的“船山学社”参加名人演讲会,聆听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演讲。时而下湘江击水,时而登岳麓揽胜。是年冬,长沙罕见的大雪,邓中夏与几个同学在蔡和森家里打牙祭,正好毛泽东也来了。饭后邓中夏提议登岳麓山赏雪,一行人冒着大雪,兴致勃勃拾级而上。在峰顶的云麓宫,面对一片苍茫,邓中夏借景抒情,作《岳麓山观雪》一首:

  瑞雪霏霏四海扬,亿兆苍生庆丰穰。

  爱晚亭傍枫树白,云麓宫外梅花芳。

  滚滚洞庭翻冰浪,巍巍衡山换素装。

  可怜奸贼改洪宪,日出霜消转瞬亡。

  毛泽东听后,抚掌叫好。

  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告别了毛泽东、蔡和森等诸位好友北上。他和毛泽东时常保持着通信联系,谈学业、谈理想、谈各自经历的事情,邓中夏多次将北京最新出版的书报寄给毛泽东。翌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来到北京, 久别的朋友重逢了,他们相聚于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先生家中,诉说离情别意,畅谈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邓中夏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先生,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书报管理员。他们共同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和新闻研究会, 邓中夏把毛泽东介绍给在京的湖南学子与北大的进步学生。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京的活动,几乎都有邓中夏携手相伴的身影。志存高远、心忧天下的两个湖南青年,在求学求知求真理的道路上,友情愈发笃厚。是年底的一个傍晚,李大钊先生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烤鸭店,以烤鸭宴宴请王光祈、陈愚生、邓中夏、毛泽东、赵世炎等人。宴毕,邓中夏送毛泽东回到住地,依依不舍,遂作《即席留别》一首:

  腊鼓声声急,衔杯别绪长。早梅开白雪,孤雁渡寒塘。

  送我深塘水,思君落月梁。一鞭回首望,云树隐苍茫。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中夏受北京学联委派,与衡阳籍同学倪品真一道,于5月19日南下,宣传五四运动新思想。5月23日抵达长沙,是夜与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见面。25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的学生代表开会,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大家见面。邓中夏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以及北洋军阀逮捕游行学生的有关情况。28日,毛泽东、彭璜等人迅速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发动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邓中夏告别毛泽东,带着湖南学联的重托,匆匆赶回北京组织学生继续斗争。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主张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需要研究的71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如劳动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施问题等。章程指出,“问题之研究者,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者及一时不能实际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其核心是要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毛泽东把印刷好的章程寄了十多份给邓中夏。邓中夏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他把章程介绍给同学们,与大家一起讨论,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纷纷向其索要。没几天,章程就只剩下最后一份了,要的人仍不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问题研究会”,邓中夏将章程推荐给《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并写了那则启事。

  是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公民驱张请愿代表团”抵达北京,邓中夏发动湖南旅京同学会到前门车站迎接,并把代表团安顿在北长街十九号的福佑寺喇嘛庙。邓中夏与几个同学给他们送来棉絮、麦秸杆等铺垫物御寒。第二天,邓中夏主持了湖南旅京公民在湖南会馆召开的驱张大会,会上成立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在京驱张运动的执行机关,湖南旅京的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议员都参与此会,形成了广泛的驱张统一阵线。不少湘籍议员当场在驱张决心书上签名:“担负起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驱张运动是五四远动在湖南的继续和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觉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领导和组织的政治运动,不仅体现出毛泽东为国为民、心忧天下的牺牲精神,也凸显其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邓中夏积极配合,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邓中夏多次陪同李大钊来代表团驻地看望毛泽东,并与之座谈。李大钊先生勉励湖南青年一定要寻找真同志,组建扎扎实实研究革命的团体。毛泽东也三天两头到“曦园”来看望邓中夏。据马非百回忆,“毛泽东主要是和邓康接头,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天,我看过邓康的日记(那时我们都记日记,并且还互相交换阅看,以期集思广益),对于他们的谈话,记载得很详细,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谈。”邓中夏还陪同毛泽东参观了缪伯英组织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一同到长辛店去看望在那里学习的湖南留法预备班的学生,一同考察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生存状况。邓中夏还与李大钊、王光祈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搜集和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上迅速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毛泽东与旅京的“辅仁学社”成员吴汝明、周长宪、罗章龙等在陶然亭聚会,共同商讨驱张运动的下一步策略及赴法勤工俭学问题。餐后在慈悲庵合影留念。为了进一步声援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邓中夏以北京学联的名义,致电张敬尧,促其离职离湘。电文称:“足下督湘以来,摧残教育,蹂躏学生,无所不至,窃用痛心。抵制日货,为救亡要图。足下不为提倡,已乏爱国同情。何更于学生焚毁之时,肆行殴杀,呼为土匪,丧心病狂,亦至于是。数月以来,学生外受日人之鱼肉,内被官府之压迫,备尝辛苦,死固其所。独惜大好河山,竟将为公辈所断送。今湘人苦公虐政,力图自救。同人当本其素志,助湘人驱民贼,务达最后之目的而后已”。

  4月11日,邓中夏把毛泽东送上开往天津的火车,两人依依不舍,相期再见。为了寻找真同志,他与毛泽东在京、湘两地书信往还,相互鞭策。北京的党团组织成立后,邓中夏把有关的章程、纲领等有关资料寄给长沙的毛泽东,供湖南的同志参考。毛泽东在长沙“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继京沪之后,也很快建立了党团组织。

  1921年7月中旬,两个老朋友又在上海见面了。毛泽东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住进了博文女校,邓中夏在南京主持完“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与刘仁静赶到博文女校,向会议组织者提交了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材料,并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据包惠僧回忆,“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他与毛泽东、李达、何叔衡、周佛海、邓恩铭等每一个代表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会议的召开及建党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一大召开之前,邓中夏离沪赴渝,参加重庆的夏令讲学会。讲学会结束后,他又指导了重庆女二师的择师运动,直到10月初才离开重庆返回北京。10月16日,在少年中国北京总部的常会上,邓中夏被推举为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召集人,他刚拟定了有关社会主义研究会的若干题目,就又受命南下,往返湘鄂之间,于是就有了著名的《过洞庭》诗: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 豺虎满道路。禽狝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 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10月21日,邓中夏告别董必武、陈潭秋,自汉口到长沙,当晚便被毛泽东邀请到第一师范附小,向新民学会会员作《四川情状》的演讲,介绍了重庆、泸州等地的教育情况及风土人情,批判了四川黑暗的社会、政治现状,号召湖南青年“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改变这种状况。当晚,邓中夏与毛泽东抵足而眠,彻夜长谈。翌日晚间,邓中夏又在附小为湖南中共党组织成员作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以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和以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作了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与对照。邓中夏指出:虽然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但革命的手段、组织的形式与性质都有根本的区别。“无政府主义是死胡同一条”,必然导致“工业退化”,“为世界所征服”,“与资本主义得同一样的恶果”;而共产主义则促使“工业发达”,“征服自然界”,实现人类之大同。邓中夏的报告,为湖南党组织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建党以后,毛泽东以注重农民运动见长,邓中夏以工人运动闻名。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1922年8月,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毛泽东为湖南分部主任。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邓中夏起草了《劳动法大纲》19条,由邓中夏领衔,与毛泽东、王尽美、林育南、谭平山等人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缔结团体契约、进行国际联合等自由权利,要求合理地规定工时、工资、劳动保护制度等。劳动立法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劳动法大纲从此成为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

  1923年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校务长,党内担任了上海地委兼区执委委员长。8月5日,他主持召开上海地委兼区执委第六次执委会议,特别邀请了毛泽东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会指导。会上讨论关于救援在狱同志、江浙军事问题及劳动运动委员会等事项。会议决定由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在沪、杭两地同时发起反战运动,以“反对战争,武装民众”为口号,并“函复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提出三点请本地方注意:1.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2.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3.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1924年1月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3期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的方针》,批驳党内不重视农民运动的错误倾向,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他在文章中指出,衡山农民运动“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罢工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景象”。

  邓中夏在上海住在宝山路403弄,毛泽东一家住在威海路的云兰坊。毛泽东有时会邀请单身的邓中夏到家里去,吃一顿向老太太炒的湖南腊肉。邓中夏有时不请自来,有时还到楼上的蔡和森家去“蹭饭”。三个老友相聚,其乐融融。1924年2月25日,邓中夏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上海执行部成立大会,毛泽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邓中夏任工农部调查干事。3月6日的第二次执委会议上,他与毛泽东同时被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9日,他与毛泽东、瞿秋白等出席追悼列宁大会,邓中夏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赞扬“列宁为平民争自由,推翻压迫群众之有产阶级,厥功甚伟。我国号称独立,而处处受人压迫,亦当师法列宁,努力奋斗,以图自存。”

  1924年5月5日,在上海莫利哀路2 9号的孙中山寓所,邓中夏和毛泽东与国民党海执行部的成员一起出席了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会,并在草坪上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张邓中夏与毛泽东合影的存世照片,见证了他们的友谊。

  4月16日,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会议召开的日子,邓中夏因故不能与会,他特意给毛泽东写信告假。信中说“弟因要参与上大平民学校教务会议,故不能到今日之常务会,特请刘伯伦兄为代表”。8月2日,国民党右派喻育之、曾贯五等在上海执行部无理取闹,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实行“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此事发生后,主持工作的叶楚伧态度暧昧,采取骑墙之策,听之任之。气愤填膺的邓中夏与毛泽东、恽代英、王荷波、施存统、沈泽民等14人联名致电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强烈要求严肃党纪,惩处喻、曾二人。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邓中夏与毛泽东再次与上海执行部的左派人士联名上书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名义上是反映欠薪问题,实质上是揭露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把持执行部,破坏国共合作大好局面的可耻行径。

  1925年,邓中夏与毛泽东又在广州相逢了。邓中夏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受命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东大学风雨操场,他们同台演讲;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训育员养成所”,他们同室讲课。邓中夏讲授《中国劳工运动》,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对邓中夏领导的省港大罢工评价很高,称赞省港工人在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我们看‘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与邓中夏互为呼应。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中夏与毛泽东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予给坚决打击。他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党在广东的革命力量是雄厚的,不仅可以动员黄埔军校学生军、铁甲队和国民革命军二、六军,还可以发动十几万的省港罢工工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通过武装逼蒋下台。毛泽东主张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拉到山区去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邓中夏深表赞同。

  1926年8月,32岁的邓中夏与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结婚了,刘少奇夫妇作为证婚人,在住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陈延年等前来祝贺。李惠馨的妈妈张罗了一桌子湖南菜,令毛泽东胃口顿开,大快朵颐。第一次吃到湖南菜的周恩来辣得直呼过瘾。

  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两个著名领袖人物,邓中夏是二大中央委员,毛泽东是三大中央委员,党的四大后,邓中夏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是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的五大后,邓中夏为中央委员,中央秘书长。毛泽东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国际代表的报告时第一个发言,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邓中夏第二个发言,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批评党内“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的“党的书生气概”,要求撤换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同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后,邓中夏与毛泽东握手告别,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没见面了。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邓中夏先后到上海、广州等地,担任苏、粤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理想是一致的。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中夏为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投了一票。此后,他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十分关心毛泽东武装斗争的动向。1930年,邓中夏回国,担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他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为蓝本,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榜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创建与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邓中夏与毛泽东由于都反对过王明路线,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排挤与打击,但他们都毫不气馁,以革命家的顽强毅力和宽广胸襟,坚持斗争,百折不挠。1933年9月,邓中夏血洒雨花台。临刑前给党写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邓中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短暂的革命一生,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向邓中夏的夫人夏明谈起邓中夏的事迹,对亲密的战友十分怀念。1945年3月1日,毛泽东给夏明亲笔写信,“望你宽心修养,恢复身体,继续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16年后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邓中夏的未竟事业,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替他完成了。1950年,南京修建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亲笔题写“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长眠在此的邓中夏等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1952年,邓中夏的继母廖彩德出席全国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随后,被安置在北京,由国家供养,直至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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