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什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各地的记者、文艺工作者，乃至各国的观察团，曾像浪花般汇起一股“圣地洪流”。
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政见与意图，探究同一个问题：陕甘宁边区活跃着的4万中国共产党员，凭什么能让当地150万人民跟着走?
这片神秘土地给出的答案是极富张力的：她自由却处处充满“规则”与“纪律”;她平等却又绝对崇尚“权威”;她是脚踏实地而扎根泥土的，却又四处飘散着浪漫的空气……
平等与权威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曾在1937年独自访问延安4个月。离开之前，她作出判断：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最原始的共产主义”中，平权，被许多延安的观察者看作一个重要的前提。
延安人不靠薪资过活，而靠供给制度和个人的生产。“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医药问题，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公家规定的标准……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享受，虽有小小的差异，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质上的异。没有极端的苦与乐，这件事对于安定他们的工作精神自有很大的作用。”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赵超构这样认为。
没有阶级的分化，没有身份的悬殊，甚至男女性别差异在延安也被刻意淡化。赵超构曾向延安一位C女士发出感慨：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对方却反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国家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了。”
他读《解放日报》，发现每天的第二版十有八九会放生产消息，所宣扬的劳动人民典型，有男人，也有女人，“什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哪一家的婆姨每天纺纱几两”，女性与男性被置于同等的位置上，“好胜心被发扬到极点，劳动力的利用也达到了极点”。
而同时，延安也崇尚权威。赵超构记录，当时的延安，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毛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最有力的口号。”也有观察者发现，毛泽东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
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的美国人S.谢伟思曾见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以极其自然而又民主的态度参加了舞蹈(交谊舞)……(人们)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又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建立在平等与民主之上的权威，是当地许多“公家人”和老百姓自觉维护的，以至于“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们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
自由与“自律”
延安城北门外3公里，有一条大砭沟，那是社会活动中心。半山上的三孔窑洞是年轻人常去的文化俱乐部，每周六的舞会，在那举行。
抗大学生王仲方1937年到达延安，是延安舞场的常客。“延安的舞场，是在窑洞的黄土地上铺上芦苇编的席子，虽不是打蜡的地板，也有些光光滑滑……(跳舞的人)有的穿皮鞋，有的穿布鞋，还有人穿草鞋，但不失乐趣。”
而延安的民主常常就“挂”在树杈上。“有这个会那个社的结社通知，愿意参加的可以签名。有人想发表见解，也在树杈上挂一张大纸，上写某某人在这里演讲某个问题。”延河边的清凉山下，“每到星期天，窑洞里有三五百人走出来，城里的和北门外抗大的学生也到这里寻亲访友。一上午有那么两三个小时，人群聚集。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交谈自己的见解，交流读书和学习心得。”
这种“自由”绝非附条件的、因人而异的。S.谢伟思就发现，“(在延安)，我们不担心有人在交朋友的掩盖下来讯问我们，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我们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记者们不受新闻检查”。
但自由也有另一面。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几乎每个人都有严格的“计划”。“毛泽东、朱德诸氏，每年在报上宣布他们的生产计划。不识字的乡农，也会有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定计划。”赵超构如是记载。
“每个工作人员，在种地、纺纱、捻毛线三者之中，必有一种。每天11小时的工作，7小时办公，2小时学习，2小时生产。……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
赵超构有过对这种“延安氛围”是源于“自律”还是“他律”的疑惑。“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但所有眼见的情形却将答案指向另一边：“生产运动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进过度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去了。……生活标准化，对于生活的希望、需要、趣味、感情等逐渐趋于统一。……他们的小组批评，对于他们的意识观念有绝对的影响力。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小组讨论实现的。……”
这是一种内在的“纪律意识”。
实用与浪漫
初到延安，赵超构随记者团拜访过毛泽东。“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未免不郑重，但招待人坚决地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不讲究里包含着另一重含义：实用。延安是一个随处可见“实用”思想的地方。“延安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所有工作人员都从事实中建立朴素的理论，他们以为一个大学生学习英美式的经济学，不如精通边区的合作社和骡马大店……”
这在艺术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当时外部世界普遍认为音乐应该是贵族化的，然而延安的音乐运动偏偏是粗野的。“(延安人)非常自负《黄河大合唱》……外国人受不起这样的‘噪声’，甚至批评《黄河大合唱》是喊出来的而并不是唱出来的……但为了普及，自然特重民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秧歌被抬到至高的地位。“你要是和他们(延安人)谈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就不配谈这边文艺似的。”
一位女同志出演宣传卫生的秧歌剧，剧本里说到一个女人因不懂卫生，接连死了6个小孩子。本子演出后，婆姨们盛赞：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句句话都是有用的。延安人最引以傲的秧歌剧《动员起来》，也不大像是艺术欣赏，更像是听取变工问题的辩论会。
但延安生活并没有全然抹杀“人”的个性与情趣。被赵超构评价为百看不厌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讲的是妹妹给哥哥送饭，哥哥装睡的逗趣故事，“调皮的哥哥，天真的妹妹，极富乡村的情调”。
充盈与匮乏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药品从头至尾没得到过满足，要破除医疗匮乏的困境并不那么容易。
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学生任均，曾在延安生产过一个孩子。“大夫说，要给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团东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的全身麻醉，我觉得是用一种土麻药，或者是哥罗芳(三氯甲烷)。”
直到1943年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达延安时，外科器械大都还是用日本飞机上的碎钢片制成的。“王震秘书马汉平说，我最好的战友在战斗中受了一点轻伤，因为没有防毒药，竟然中毒死了。”当年，英国红十字会给延安的4卡车珍贵的医药用品刚刚到西安，就被国民党没收了。
温饱的保障是靠延安人自主奋斗来的。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坡上。学员四五个人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没有椅子。1938年一名学员进学校，每天可以吃到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
香川孝志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兵》里，记录了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日本工农学校的食谱，早饭有猪肉炒白菜、羊肉炒土豆，也有牛肉炒白菜;晚上有蒸鸡蛋羹、煎肉丸子或者色拉、卷心菜汤。该校学员都是日本战俘，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根本上还是因为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革命队伍的温饱问题。该校学生吃肉时，延安街上的饭店里也可以买到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一天也可吃一顿肉。
总的来说，延安的青菜是少的。“精神食粮倒不像青菜那样少。”尼姆·威尔斯说。延安最不缺乏的，是学习的机会。“(延安)有夜校、日校，到处是课堂。……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学和党的各种训练学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闲逛，他们大多数人都通过努力工作而求得深造。”
黄华曾在陕北苏区红军总部做翻译。在延安看电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苏联塔斯社在延安有个十几人的联络组，约半年有一架小运输机来延安，往往带来一些影片……为了看电影，全延安的干部学员都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丰富的。……延安京剧团常演戏，青年艺术剧院演过雷雨日出，甚至还演过莫里哀的《悭吝人》。”
充盈的精神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延安人共同塑造的。1936年，文学评论家朱正明到过延安，他清楚记得：“周末晚会上演出的节目什么都有，而且谁有天才、谁有兴趣，都可自由上台表演，不受约束，不遭干扰。丁玲唱过昆曲，上海青年唱过‘卖梨膏糖’和‘莲花落’……一个东北青年军人上台用‘小热昏调’唱了一支内容爱国的曲调……他乐不可支，不小心从台上跌了下来，毛主席赶紧站起来扶持他，并笑呵呵地赞他几句。”
也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力量支持下，延安人得以熬过缺医少药、缺菜少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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