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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壁: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

2021-05-29 09:46:57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吴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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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今年3月,专程去韶山拜谒了韶山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铜像。亲身感受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炽热的感情和真情的“崇拜”。

  毛主席去世后“非毛”、“去毛”化,妖魔化毛泽东的气焰一度铺天盖地甚嚣尘上,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个人崇拜”。

  按说,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45年,又经过如此强烈的“洗脑”,对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淡才对,为什么反而出现了逐步升温的趋势呢?老年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还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都捧起了《毛选》呢?“个人崇拜”,这是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最有力的利器。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想故技重施,妄图妖魔化毛泽东,没想到事与愿违,反而激发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崇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是“崇拜”?怎样理解“崇拜”?怎样认识“个人崇拜”?毛主席为什么会受到“崇拜”?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他自己搞的吗?……离开韶山后,这些问题在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整理出一个《韶山归来话崇拜》系列(共五篇)与朋友们分享,此为之二。

  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

  ——韶山归来话崇拜之二

  现在社会上的舆论流行着普京的一句话,“毛泽东搞的是人民崇拜”。很多人也引用这句话。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无论普京,还是引用这句话的人,都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也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人民。

  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搞”出来的吗?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要求人民崇拜他。他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是因为他既是领袖、又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我可以负责地说,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完全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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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那个时代过来人,我曾多次参加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北京的“五一”、“十一”庆祝活动,和游行的队伍一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经历和见证了“忠字舞”的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像章热”……实事求是地说,对他老人家的崇拜和迷信那时客观存在。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被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毛主席最热爱最崇拜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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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到北京感谢毛主席的故事可说家喻户晓。

  今天再说一个毛主席和北京普通女工的故事。这位女工叫张秀清。

  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位警卫员抱着一些礼品和信进来,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小声地数着: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说: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这时,又一个警卫员提着一个袋子走进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让我转交给你的。毛泽东一看就生了气。说: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警卫员解释说: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口袋非您亲自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再作处理。毛泽东说: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此时,正巧杨尚昆主任进来,他说: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待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问杨尚昆是怎么一回事?杨尚昆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毛泽东立即打开信,这位叫张秀清的女工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又捧着毛围巾和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地湿润了。他说,这是人民一针一线织成的围巾和手套,这是人民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他转过脸问警卫员这包东西是从哪儿转过来的,警卫员回答:“杨主任说,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说: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对他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警卫员把这些东西包好,刚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又让他稍等一下,说:还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他随手拿起笔写了起来:“张秀清女士: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1950年5月21日,当时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郑振铎指着桌子上放的东西说:这些都东西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的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后来她回忆当时情景说:“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看着他老人家的亲笔信,心里热乎乎的,一字一句是那么亲切,那么谦虚,那么的热爱人民,那么的和人民心连心。当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心里却有说不完的话。只说了一句:“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主席的信由我们收藏吧!”张秀清不愿意地说:“不给,我舍不得!毛主席送的东西你们拿去吧。”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像张秀清一样,把见到毛主席当做最大幸福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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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全军掀起了大比武的热潮。6月15日,毛主席在西郊北京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我们连担负了报靶的勤务。当大家知道毛主席要来观看表演的消息后,强烈要求上级能给一个见一见毛主席的机会。虽然未能如愿以偿,但很多老兵在年底复员前都表示,当兵几年最大的幸福是为毛主席报靶,最大的的遗憾是没能见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师划归北京卫戍区。我有幸多次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警卫任务,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8月31日,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从离我身边不足十厘米处驶过。这是我在最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我一边和战友手挽着手组成人墙护卫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乘坐的敞篷吉普车通过,一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身后红卫兵也个个流着眼泪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毛主席万岁”。那种激情四射的狂热场面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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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一家电影院里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位“老外”。他是一位刚到中国任职的外交官,想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了解一下中国的风俗民情。

  电影开演后,伴随着激昂澎湃的东方红序曲,银幕上出现了毛主席的伟岸形象。顿时,电影院里沸腾起来。观众都站起来,对银幕上的毛主席报以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个西方外交官左右观察。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人眼睛里竟然闪烁着的泪光,甚至有些人开始抽泣。这个外交官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回去后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人对他们领袖的炽热情感是真实的。没有什么秘密警察有能力让这么多人在黑暗中还会这样伪装。只有心中无尽的热爱和崇敬,才会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在日记中,他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习以为常却让他这个西方很难理解的谜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人这样无条件地崇拜毛主席呢?”

  什么力量?从张秀凊这位普通女工给毛主席的信就是很好的答案。

  张秀清在信中介绍了自已悲惨的家史:“我出身河北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的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饥无钱治,死了9口,只剩下和我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粮价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这不是张秀清一家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个穷苦人旧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啊!共产党毛主席为什么闹革命?不就是要打碎剝削制度让受苦受难的穷苦人翻身过上好日子么!

  解放了,翻身了,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这就是人民无条件崇拜毛泽东的根本原因或力量所在。

  1972年2月26,毛主席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时,尼克松向毛主席提了一个看似很随意的问题:“主席先生,你有什么特长吗?”

  毛主席笑着说:“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特长”。

  尼克松听后起身,深深地弯下了腰,发自内心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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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服务”。短短五个字,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并持之以恒,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没有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是很难做到的。

  据护士孟锦云回忆,有一次她为毛主席读报,读到了一条河南受灾的消息,读着读着发现毛主席哭了起来。孟锦云吓坏了,赶紧停下来为毛主席擦干了眼泪。

  1950年初夏,淮河流域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淮河以北的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均被洪水淹没,80余万间民房被冲倒或淹塌,受灾人口计990余万。由于水势过猛,有些灾民来不及逃生,或被淹死,或栖身树上,有的从树上坠水丧生,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灾情之惨重,百年一遇。毛泽东看到安徽省委发来的灾情报告时,流下了眼泪,并用笔在“不少是全村沉没”“灾民被毒蛇咬死”等处画上了重重的线。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卫士马维探家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对他家乡的调查报告,并带回一个掺和着粗糙糠皮的又黑又硬的窝头:“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乡亲们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毛泽东的手微微发抖地接过窝头,费劲地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吃,大家都吃。”他一边流泪一边将窝头分给身边的卫士,哽咽着说:“吃啊,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田人吃的口粮啊……”当天的午饭和晚饭他没有吃,晚上失眠了。

  1976年8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三天后,中办给毛主席送去了详细的灾情报告。这时候的毛主席病情已恶化,连讲话都很困难,但他不让秘书代读,坚持看完报告。看着报告,毛主席拿文件的手都在颤抖。医疗组成员、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作了这样回忆:“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历经战火风雨的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即使爱子毛岸英牺牲,也只是眼圈红了红,说了句:“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从未在外人面前落过一滴泪。可是,在百姓受苦遭难时却一次又一次掉了泪。可见老百姓在他老人家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的地位。

  毛泽东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对于人民群众的苦难不能停留在同情的层面上。为人民排忧解难才是领袖的职责所在。

  1960年5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曾对领袖概念做过如下阐述:“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意愿。”“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些话他不单单是说说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做到了身体力行。

  看到淮河帶给人民的灾难,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当即把这份报告批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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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他又发出了“一定要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终于使千百年危害一方的淮河水患得到治理。

  1957年底,不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的脸色都很不好,常常陷入深思。

  吃了卫士马维帶来糠窝那天,毛泽东没有吃午饭和晚饭,晚上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卫士长李银桥劝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却动情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自己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到解放么……”久久不能入睡的毛泽东起身冒着冷风到院中散步,还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他带着深深的思考和困惑的表情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农民不该吃窝窝头么!不应该么……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

  一连多日,毛泽东都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制度,是远远优越于旧中国的……”随后,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钢铁生产“十五年赶上英国!”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已经病得很重,连讲话、喘气都很困难,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坐起来,在听取了华国锋总理的汇报后口头指示:一定要快速救援唐山,一定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一定要尽快抢救受伤者,要将灾区群众安顿好。

  毛主席还对华国锋总理说:“你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要尽快救援伤者,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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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中办起草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再次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病床上坐起来,拿起放大镜,一个字、一句话地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拿起铅笔,在报告上画了个圈。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他把一切都贡献给了人民,用生命在诠释着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被称为人民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可是他自己,却始终把自己当做人民群众的一员,从不特殊。

  1959年至1961年,我国连续3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灾情报告》统计1959年受灾面积达6.8650亿亩,1960年灾害面积为9.8190亿亩,1961年受灾面积9.2695亿亩,而且多数发生在主产粮区,造成了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严重减产。

  这对于只有16亩耕地而且基本是靠天吃饭农业国,危害是致命的。据统计:

  1957年粮食总产量是195051万吨,人均301.7公斤。

  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9765万吨,人均299.5公斤。

  1959年粮食总产量为16968万吨,人均252.5公斤。

  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14385万吨,人均217.3公斤。

  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13650万吨,人均207.3公斤。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物资短缺匮乏,加上工作失误和苏联用债务施压,新生的共和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粮食等物资短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更多的人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等各种病。

  为了共同度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降低定量标准。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袖首先带头自报了定量。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毛主席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开始按照他自报的数量领取粮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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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4月,毛主席邀请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到家中作客。一张照片定格了两位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双双失去儿子的花甲老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毛主席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

  一个是党和国家主席,一个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两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烈属”。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决定组建志愿军援助朝鲜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儿子送上战场的父亲。

  在得知要组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消息后,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找到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请求参加志愿军,被彭德怀断然拒绝。

  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向彭老总说情:“岸英希望加入志愿军赴朝参战,我很支持。老百姓的儿子都能参军杀敌,我毛泽东的儿子凭什么搞特殊?”

  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第一个战士就是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牺牲的噩耗是周恩来总理委托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江青禀报毛主席的。

  叶子龙、江青带着周总理的亲笔信和彭总报告岸英牺牲的电报在李银桥陪同下进入毛泽东住处。此时,毛泽东刚起床不久,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纸。叶子龙把电报和信放到毛泽东面前的茶几上,放在上面的是周恩来亲笔信。毛泽东放下报纸,先拿起那封信……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客厅里安静极了。周恩来在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看完信,毛主席又拿彭总的电报。

  叶子龙注意到毛泽东双手在轻微颤抖。只见他看完信后,又拿起电报。这一次,毛泽东把头埋了很深,把电报看了又看,过来很久才抬起来……毛泽东瘫坐在沙发上,脸上苍白,眼圈红了但没有掉泪,他目光开始慢慢移动到茶几上的烟盒。毛泽东拿起烟盒,准备抽烟,平时都是一气呵成的动作,却怎么也抽不出烟。这时,站在一旁的李银桥上前,抽出烟给毛泽东点上……毛泽东埋头大口大口地吸烟,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叶子龙和李银桥看到眼前一幕,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接连抽完两支烟后,毛泽东对着叶子龙等人摆了摆手:“哎,打仗嘛,总会有伤亡的。岸英就是战场上一个普通的战士,他与千千万万的烈士一样,都是为了祖国光荣而牺牲,战场上牺牲的将士哪个不是父母养的。不要以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了大事。

  后来,周恩来总理就毛岸英的安葬问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岸英的遗体是否回国内安葬?”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那么多志愿军战士牺牲后都就地安葬,为什么毛泽东的儿子就特殊啊?我还是那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岸英应该与牺牲的优秀战士一起葬在朝鲜的国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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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好友、民主人士章士钊曾向毛主席抱怨,“不应该派岸英去朝鲜”。对此,毛泽东很沉重地回答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别人?人心都是肉长,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看着别人把孩子送出去为国牺牲,我又怎么能当好这个领袖呢?”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从不搞特殊,处处以普通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的领袖能不被人崇拜,不被人爱戴吗?

  毛泽一心一意想着人民,一心一意为了人民,而老百姓又何尝不不在惦记着自己的领袖呢?

  天冷了,与毛主席非亲非故的女工张秀清担心毛主席受冻,一针一针织出围巾毛套献给毛主席。

  毛主席缺围巾手套吗?可是刚刚翻身的一个普通女工似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表达自已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只有对待亲人才有的情怀啊!

  看到黄继光母亲邓芳芝乐呵呵地与毛主席合影后,有人问她,见到毛主席,想起了黄继光,你就不难过?邓芳芝回答:“我怎么不难过?我的儿子牺牲了,我能不难过?我是怕毛主席难过。如果我哭着见毛主席,毛主席想起自己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心里不就更难过了吗?他老人家一天管着国家那么多大事,所以,我一定要坚强。免得毛主席分心悲伤啊!”

  既是人民的领袖,又是普通人民的一份子。这就是毛泽东。想用“搞个人崇拜”之类莫须有罪名把毛泽东与人民割裂开来的企图,都是客观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注定是不会得逞。

  反对毛泽东,就是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去毛化”、“非毛化”,首先要问一问人民答应不答应!

  【作者简介】吴铁壁,新闻工作者,原人民铁道报社总编室首席编辑,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4年退休,现为北京连合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大别山、可可托海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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