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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良还是要革命——纪念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2021-12-26 10:41:17  来源: 廿一世纪新青年   作者:汉江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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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年前的今天,在湖南韶山的一处山脚下传出一阵婴儿降临人间时的啼哭声,这阵哭声唤醒了清晨的韶山冲。

  彼时的村民绝不会想到,这个哇哇大哭的孩子在未来将给贫困的家乡和多难的祖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诞生了!

  28年后,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又28年后,他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刚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接手过来的中国,对毛泽东来说,责任大于荣光。

  因为那时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时的天朝上国,而是西方列强随便架几尊大炮就能使之屈服的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国内上,我们一穷二白,没有重工业,文盲在90%以上,没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仅有的一点黄金储备都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中华大地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几百万的国民党残余和土匪还在祸害百姓。

  国际上,西方世界不待见我们,对我们实行经济、政治、军事上全方面的封锁,甚至不惜从朝鲜再发动一次对我国的侵略,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所能依靠的朋友,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赫鲁晓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企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苏联的卫星国、附庸国。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

  总之,这是个难当的家。貌似从美苏两国间选择一个抱大腿,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是,毛泽东表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因此,在毛泽东离世的1976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五常地位,敢于同时跟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作对。

  从贫弱中站起来的新中国,没有成为韩国那样的附庸国,也不是印度那样的泥足巨人,而是完完全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断然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正由于他带领全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挣脱了出来,所以每到他生日的时候,无数的中国人民都会以隆重的方式纪念他。

  在以前,纪念毛主席的人,主要还是中老年人。这些人经历过或耳闻过旧社会的种种惨状,因此,对于毛主席重整乾坤的功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发自内心地尊敬、爱戴毛主席。

  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毛主席逝世时,孙兰香说了这样一段话:

  “奶奶和爸常跟我说的,是毛主席把咱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我记事起,要是哪年有了灾害,咱家都得吃国家的救济粮。”

  孙玉厚接着说:“咱家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的,这要是在旧社会,赶上年景,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毛主席是咱家的大救星。过去过年的时候,不管家里多紧,都得凑上钱,买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现在毛主席没了,以后怎么办哪?”

  而在现在,纪念毛主席的人里面,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在网上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哭了想妈,长大哭了想他。”

  这句话和很久以前的那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表达了共同的情感。

  那么,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难,没有经历过国家初创的艰辛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对毛主席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呢?

  古训道:“国难思良相,家贫思良妇。”

  英雄从来只在人们承受苦难时才会得到应有的敬仰,和平年代,人们反倒会对自己的英雄吹毛求疵,不放过其身上的每一处不足,仿佛随便找一个人都能比英雄做得更好。

  被称为光年尺度下的中国近代史的《三体》就呈现了人类社会的这种怪现象。

  罗辑利用宇宙广播在三体、地球和未知高级文明之间构建起了黑暗森林的威慑,一度解除了三体侵略的危机。可是在罗辑这个执剑人的庇护下,重归和平的人类竟然将罗辑视为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独裁者,并在罗辑交出执剑人权利之后,就以荒唐的世界灭绝罪,将其拘押。

  而当第二任执剑人程心未能尽到执剑人的职责,导致地球被三体文明统治后,罗辑又被人们奉为地球抵抗组织的精神领袖。

  所以,当代中国的年轻人纪念起毛主席这位已经逝去近半个世纪的英雄,并不是90后和00后有什么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也不是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做得有多好,而是以往的资本压迫又回来了。

  毛主席晚年曾表达过西方和平演变的担忧,他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放眼当下的社会,毛主席的担忧哪一点没有出现呢?

  因此,革命的声音,在近些年来的舆论场上越来越强烈。

  本是主打二次元的B站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中国左翼文化的集散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研究毛主席,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频层出不穷,在关于资本压迫的视频里,“给资本家挂路灯”的弹幕更是数不胜数。

  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反资本呼声,引起了资产阶级的警觉。半个世纪前“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场景他们还记忆犹新。

  于是为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他们采取了两种措施。

  一方面,继续以往对马列毛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歪曲和污蔑,否定毛主席晚年思想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迎合民间对毛主席的热爱,高度赞扬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但又隐去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锋芒,将毛主席塑造成对他们无害的神像。

  他们的第一种做法,是公开的,明确的。在阶层固化尚不严重,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时代弄潮儿的时代,确实能招徕不少的信徒。但在阶级固化已然不可逆转的当代,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已经彻底暴露,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已经哄不住人了。他们越反对毛主席,人民就越热爱毛主席。

  他们的第二种做法,则是隐蔽的,阴险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这种伎俩有过精辟的论述,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列宁说: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当然,由于我国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这些机会主义者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一些。

  在某些斗资批修的场合,他们表现得不亚于任何一个激进派。在他们的节目和文章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革命语录、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耐人寻味的暗讽,从而撩拨左翼朋友们的拳拳爱国之心。然而当话题深入到以何种方式改造世界时,他们又摇身一变,将这份重任替左翼朋友们交给了救世主,变成了改良主义者。

  改良,确实是个极具诱惑力的方案,它不会给社会造成剧烈的伤害,既得利益集团在改良中能够体面地退场,被统治阶级也能得到以往从未拥有过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血雨腥风还不用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承担,有天降正义的救世主为我们兜着。

  跟着喊几句口号便能实现乾坤再造,海晏河清,这是多划算的事呀。

  问题是,真的有这么慈祥的统治者吗?历史上,也许有列夫·托尔斯泰这样散尽家财,甘当平民的贵族,但绝不曾有主动放弃统治地位的阶级。

  《共产党宣言》开篇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没有奴隶、佃农、雇工,老爷们还享什么福呢?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对这点看得很清楚,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矗、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

  概言之,改良,从来只是革命的副产品。隐藏在统治阶级良心背后的,是他们对革命的妥协。

  当然,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毛主席也曾是一位改良主义者。

  而这要从毛泽东那首广为人知的《七绝·改诗赠父亲》说起。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毛泽东赴东山学堂求学前,写给父亲的告别诗。

  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当时是反对毛泽东外出求学的。在他看来,毛泽东识得些字,会算账,能帮他打理米行生意也就够了,出远门去读书,实属浪费钱。然而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说,毛顺生最终不情不愿地同意了。但在毛泽东临行前,毛顺生要求毛泽东给足去读书后,顶替毛泽东请长工要花的钱。面对父亲的刁难,毛泽东找了位注重教育的亲戚借了12块钱,这才彻底让父亲没有话说。

  到了目的地东山学堂后,毛泽东接触到了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书报,为康有为、梁启超新锐的变法思想所折服。这时的他,“并不反对君主制度,他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变法改革。”

  在辛亥革命前夜,对于清王朝瓦解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还表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人民生活并没有变好,反而因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变得更加糟糕。毛泽东的思想也因此越来越激进,期间,他了解到了社会主义学说。

  1918年,在北京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过此时,毛泽东还尚未完全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从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提出湖南自治这两件事上,我们就可窥一斑。

  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是统一的中华民国,实则地方军阀权力很大。各路军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非作歹,无人敢管。1918年4月,军阀张敬尧入主长沙,开始了对湖南的统治。主政期间,张敬尧和自己的三个弟弟在湖南无恶不作,民众苦不堪言。

  1919年12月2日,长沙人民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张敬尧为向日本献媚,派兵镇压了这次活动。在士兵们凶残的殴打和驱赶中,学生和群众“至伤十余人”。

  此事引起了长沙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毛泽东和其他进步人士认为驱赶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到来,遂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郴州、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长沙教育界也举行大规模的罢课活动。

  毛泽东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多次向国务院请愿,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出解决办法。结果被政府不断推诿,请愿无疾而终。

  等到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已经是6月份的事情,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谭延闿、赵恒惕的军事进逼。

  毛泽东在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后,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表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100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内。”

  谭延闿算是个开明军阀,对毛泽东比较客气,所以毛泽东还写信希望谭延闿、赵恒惕“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第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

  同时,毛泽东和其他民主人士联合起草了关于湖南自治立宪的《请愿书》。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长沙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要求:从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实行直接选举法和普遍选举法;制宪会议代表不得兼任官职和军职;自治以后,湖南“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虽已经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军阀等当权者还是存在一定的期待。毛泽东完全抛弃对统治者的幻想,转向革命主义,则缘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彻底失败。

  由于《请愿书》的民主要求限制了谭延闿的权力,所以被谭延闿断然拒绝。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11月,赵恒惕联合其他将领逼迫相对开明的谭延闿辞职下野。在粗野的赵恒惕治下,湖南制宪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11月底,毛泽东致信向警予,表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之后,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革命的原则。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此就对改良主张都不屑一顾。事实上,毛泽东依然欢迎当权者的改良。

  在西安事变爆发时,许多同志都要求严惩蒋介石,毕竟十年内战,蒋介石欠共产党的血债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毛泽东力排众议,从大局出发,认为不能杀蒋介石,而且,只要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愿奉蒋介石为全国的领袖。

  后来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回忆道:“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

  这反映了毛泽东在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而改良的结果也会增进人民福祉,那么既然统治者愿意做改良的努力,革命者也没有理由去反对改良。

  概言之,革命者支持一切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改良行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存在改良的可能,革命者就要放下武装,偃旗息鼓。后来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放弃了一部分解放区,并进行了裁军,但仍保留着相当的军事力量。

  历史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妥协,从来就不是国民党良心发现,而是共产党掌握了足够保卫党和人民的武装力量。

  所以,上述历史经验教会我们,革命,才是改良的源泉。而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

  不要幻想任何天降正义,幻想某个救世主替人民完成本该由人民完成的事业,我们所目睹到的所有改良,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

  幸福是自己争取来的,从不是等靠要,别人送来的。

  指望敲锣打鼓,和风细雨,被某个所谓良心发现的统治者护送进共产主义,实在是对责任的推卸和对斗争的怯懦。

  同志们,不要忘记国际歌里的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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