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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念周:人民为什么至今怀念周总理

2017-01-08 15:19:02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  作者:龚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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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什么怀念周恩来总理

HAPPY NEW YEAR

  今天是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41年已经不短了,当年的年轻人也进入老年了。但是,周总理依旧受到全中国各个阶层人民的深切怀念,这是为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像周总理这样的一代楷模,真是我们现在人尤其是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特别要学习他做人的风范,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个模范共产党员,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以高尚人格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精神境界、务实作风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不计个人地位、义无反顾支持、辅佐毛泽东

  毛泽东的地位,曾经低于周恩来,后来成为周恩来的领导。按照常理,周恩来应该对毛泽东不服气才对。但是,周恩来在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之后,就义无反顾支持和辅佐毛泽东,并成为毛泽东终生最伟大的助手。毛泽东用科学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务实精神使理想变为现实,有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结合,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金冲及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没有“毛周”这样并称的提法,但两人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正如陈云所说,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周恩来曾三次“让贤”,主动请毛泽东出山,挽救革命,而丝毫不顾个人得失。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这是非常值得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

  1931 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于1931 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苦心。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集会”一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以毛为首。周恩来喜不自胜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心中甚为感动。因为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在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始终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理的职能,是行政部门的领导。其主要职能是原原本本的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协调各方、组织实施。这有几分类似于古代的宰相。古代对宰相的职能有一个说法,就是“调和阴阳”。从西汉起,人们就普遍认为,三公的职掌,就是调和阴阳,为人间社会调和阴阳。而宰相为三公之首,自然首当其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总理国务,组织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开国之初,他和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边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抗美援朝,一边下大力抓水患严重的淮河治理和全国铁路的修复。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负责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几次出访莫斯科,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协议。这些重点工程和环绕它的几百项工程建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恩来同志不仅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他特别关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解放之初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而到六十年代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很快相继研制成功,周恩来同志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里。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研究、仔细分析

  周恩来被赞誉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凡是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分析问题细密、周全、透辟,他把认识对象的辩证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不论是在党内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上,还是在独立领导地区和部门的独立决策上;不论是在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上;不论是斗争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形势险恶的环境中,他都能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集“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于一身。民主革命时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秘密斗争和在谈判桌上同蒋介石反动派斗争,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运用自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治理国家,提供了更大舞台。

  周恩来提出,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总是告诫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来的一生,正是循着独立思考、分析研究的路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

  不忘初心,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目标,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认为,党员首先要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而且要升华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自身党性的标志。周恩来的一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不断奋斗的一生。

  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贯穿终身。1974年年底,在周恩来身体很差的情况下,他还同毛主席彻夜长谈,共同讨论理论问题,讨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形成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60年代初,他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方面,周恩来堪称楷模。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善于做细致的群众工作,说服群众。他强调:决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在解决“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上,周恩来也作出了表率。

  周恩来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正因为周恩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群众,因此,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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