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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

2011-06-13 11:20:49  来源: 新快报  作者:杨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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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檀在《中国还不能放开计划生育》(FT中文网2011年5月3日)中说:“中国目前之所以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恢复均衡之后再谈放开生育不迟。”
  赵晓、李慧忠在《计划生育可以休矣!》(赵晓网易博客2011年5月2日)中说:“……国家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尤其是在‘英雄母亲’、‘大锅饭’等政策的刺激下,百姓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承担,收益却是自己的,进而使得百姓‘多快好省’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情形与‘公共地悲剧’如出一辙。”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以来,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讨论又热闹起来。无论是主张维持还是改革现行生育政策的一方,似乎都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曾经鼓励生育,导致人口过快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本文不想加入计划生育存废问题的讨论,只想澄清一个事实问题:毛泽东时代究竟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人口和人口政策遗产。
  关于这个问题,人口专家穆光宗教授曾写过《马寅初誓死坚持“新人口论”:毛泽东为何由赞成转而强力反对》一文,最初发表于《人物》2010年第12期,后被《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24日第16-17版)等多家报纸摘要转载。在这篇长文中,穆光宗教授告诉我们: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人口增加过千万,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马寅初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抽样调查研究,提出他的“新人口论”的。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得到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1957年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1版全文刊发。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又回到了他1949年驳斥艾奇逊时提出的“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把马寅初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作为“反冒进”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批判(从疯狂经济立场反对计划经济)。由于马寅初坚持己见,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对马寅初的大批判,1960年1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接着中苏关系破裂,备战备荒,节制生育问题自然不再提起。
  从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查知: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医疗技术的限制,更由于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1971年,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如果尊重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像现在欧美日韩那样鼓励生育的切实措施,就连口头鼓励也不过是1949-1953年和1958-1963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其中1959-1961中国人口由于大饥荒而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负增长。
  1958年以前和1962年以后,中国人口确实可以算得上爆炸性增长。但是:
  第一,当时世界人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增长,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慢一点而不是更快一点。正如易富贤所说,“中国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由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泽东,那台湾怪谁?1950年中国人口味5.52亿,全球人口25.2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1.9%;1980年中国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4%。这说明中国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国怪毛泽东,那么全球怪谁?”(易富贤:《大国空巢》第50-51页,香港大风出版社)
  第二,“大锅饭”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刺激生育吗?“大锅饭”虽然节省了“养儿”的成本,但同样削弱了“防老”的动力。无神论进一步消解了来自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生育动力。易富贤先生的研究用数据表明,前苏联东欧各国生育率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速度比西欧更快而不是更慢。(易富贤:《大国空巢》第492-495页,香港大风出版社)在整个毛时代,台湾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都超过大陆,韩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朝鲜,西德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东德,而经济发展方面则台湾、韩国、西德的成就远高于大陆、朝鲜和东德。这一系列同文同种背景下发生的鲜明对比,既驳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鼓励生育的滥调,也驳斥了人口增长快、人口密度高影响经济发展的谎言。
  第三,中国人的生育率从古代以来一直就跟毛泽东时代差不多,人口爆炸的真正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因为疫苗的普及而迅速降低,导致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了1980年的68岁。人口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死得太少,而非生得太多。但拿孩子死得太少来批判毛泽东,我不知道到底是批判还是赞扬?过去生一百个孩子要夭折三十个到五十个,毛泽东时代由于各类疫苗的普遍使用,只夭折不到十个了,这本身应该是大好事吧?被这种大好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不是心理严重变态,就是别有用心假装害怕。
  第四,任何国家的人口爆炸都只是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不可能持续下去。这已经被欧美各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也被日、韩、台、港及泰国、越南、印度等无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第五,人口高速增长其实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世界各国概不例外。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但也不是自然经济或市场经济,有学者称为“命令经济”)的低效率、高破坏和大搞阶级斗争、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养活的孩子过多当然也降低了储蓄率,不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却为20年后的经济建设储备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正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
  由此可见,所谓“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相反,计划生育作为计划经济的配套措施,走出“大跃进”泥潭后倒是很快就纳入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于1973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只是那时尚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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