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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下)

2018-04-09 09:32:48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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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老田带我们重访风云叠起的1958年,重新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穷过渡”之间的关系。总路线里没有“穷过渡”,那“穷过渡”是如何产生的,又怎么成了全国性的现象?

  本文为老田4月3日的最新修订版,为方便阅读,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式上的调整,分上、中和下三篇,分三天推送,今天推送下篇,特奉上独家彩蛋于文末。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来源:中华网)

  正文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

  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22]

  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DXP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DXP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DXP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周总理和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23]

  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24]

  28、DXP1985 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25]

  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因为不承认错误当然也就不存在积极改正错误的必要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

  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7]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编者注:本文为四月三日修订版)

  独家彩蛋

  老田按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发布工作方法六十条,最后一条是毛不再担任China主席在党内吹风。刘搞试点莽撞一点不是大问题,下面积极分子太狠了,造成问题,这个乱尾处理很考验人,没有几块是拎得起的料。投机个个往前冲,担责或者办事人人束手,刘无意间出了个难题,带着整个团队考砸了,然后就说老师不行。59年毛爷爷陷入悲观,作诗都处在一种突围心态里。

  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七律·改鲁迅诗(1959年12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注释:

  [22] 《刘少奇年谱》第508-509 页,第531 页

  [23] 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三年来的中央文件后,编选出两本材料,并向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一个报告。DXP在1961 年12 月16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和12 月21 日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都谈到这方面的内容。[4]在12 月21 日的讲话中,DXP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其中,第二本材料的内容,“有三个是权利下放的过多的,三个是关于高指标的,有四个是关于大办的,还有两个限期完成技术改革的。”DXP说:“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

  据此,DXP认为,在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要提到书记处四个方面的错误。(1)没有及时研究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有些不合实际,具体政策本身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2)计划指标过高、多变,不论钢、粮、煤指标。1958 年至1961 年四年中最多一年有七变的,今年变了三次。今年是变得最好的。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搞了几个“大办”。这几个“大办”影响很大,实际上冲垮了我们原来的方针,冲垮了群众路线。大办,轰轰烈烈是群众路线,但是它本身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群众并不高兴。主席讲,食堂群众就不高兴。权利下放过多,还有许多电话会议、现场会议。中央书记处检查中央文件的工作及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工作的基础。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说:“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5]当刘少奇还提出中央和各省委应该认真地清理一下近年来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时,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以来的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是经中央决定的。在中央书记处清理中央文件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根据中央的要求,向北京市委布置了检查文件的工作。一天下午,彭真把项子明找到家里,对他说,小平同志已跟尚昆同志谈过了,中央书记处让中央办公厅把这几年中央下发的文件检查一下,看有些什么问题。你这儿也组织几个人看看。当时彭真急着外出,就在院子里向项子明简要交待了这项工作。[8]

  华北局工作组于1966 年5 月11 日进驻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5 月23 日至7 月中旬,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即“北京饭店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和中央通知,对原市委进行揭发批判和改组,并宣布对彭真、刘仁等市委18 位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这次会议还对原市委在畅观楼查阅中央文件一事进行追查。[13]5 月26日,华北局工作组写出关于畅观楼问题的专题报告,即认定是“阴谋活动”。7 月23 日,新市委工作会议党群小组印发上报关于畅观楼问题的报告,认为前北京市委在畅观楼查阅文件,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样,是彭真反党、反主席、阴谋篡党夺国的‘秘密报告’。所不同的是,今日主席健在,彭真即下此毒手,实为赫鲁晓夫所望尘莫及。”1979 年1 月17 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刘仁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2 月17,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随后,北京市委在9 月26 日作出《关于为“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上报中央,为包括“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在内的十大“罪名”平了反。《决定》指出:1961 年12 月,中央准备检查1958 年以来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彭真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找了北京市委的一些同志,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帮他查阅三年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以便在中央讨论时,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完全正常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林彪、“四人帮”、谢富治以及原华北局负责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这是“为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材料”,完全是歪曲事实,蓄意陷害。《中央文件摘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先看导语。导语600 余字,对1958 年至1961 年的中央文件作了概括性总结。导语认为:“1958年3 月成都会议以后,中央下发的指示和批转的有关报告,主要问题是指标过高、计划过大、任务过重,一些事情要求过了头,其中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1959 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在工业方面强调调整计划、指标落实、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等;在农村方面,提出反‘共产风’、保护社员个人生活资料、粮食到户、供给制的比例按实际情况确定等措施等。七月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1960 年上半年,有些事情又要求过了头,农村人《中央文件摘要》经整理、打印出来后,发给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市委有关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但最终并没有报送中央。

  【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网址:

  http://www.zgdsw.org.cn/n/2012/0711/c218989-18493823-1.html】

  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P10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P108-109

  彭真讲完之后,DXP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DXP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DXP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P10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P11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在1956 年下半年和1957 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 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 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毛泽东压下了。1958 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 年5 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 年4 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民公社、工业生产计划、技术革命等方面问题都比较多。

  1961 年文件中的问题比较少。”要》。P11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毛泽东: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71.08.25

  [24] (1962 年)1 月15 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 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DXP作了汇报,DXP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P5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P5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刘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P78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有人因此提出,国家机关的简报,列出分散主义的“八大罪状”,也应该列出主观主义的“八大罪状”,高指标的“八大罪状”!P80

  不少省委书记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华东的省委书记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意见很大。他们纷纷提问:什么叫分散主义?上海,国家安排的只有45%,协作的55%。以后协作究竟行不行?怎么办?什么都靠计划不可能。集中统一还要照顾另一方面,地方上能千方百计地弄一弄,不要搞得谨小慎微。P8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赞成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还是有些问题的;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大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对报告整体上还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但华东,却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P98

  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七千人大会原定的开会的目标所在。但正如前面所述,恰恰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来自地方的意见很大,同中央明显存在相当的分歧。P9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P99

  周恩来说:因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P99

  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P99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P99

  刘少奇、DXP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 P99

  DXP还说: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不要认为苏联现象只有苏联有。前8 年,后4 年,社会风气不同。看来,DXP对分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的。P100

  他还说:是1958 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 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 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DXP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P10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 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P100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P100-101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另一位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是45 岁),很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因此是惟一一位以省委第一书记资格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会上,并没有因为“位卑”而少言寡语,相反,说起话来还很有些火药味。他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P101

  王任重讲的是实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P10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柯庆施也说:主席、中央历来是主张发挥地方积极性的。P10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华东),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 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记载的文字有所不同:“谈到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时说: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局、省、地、县,也层层征求下边的意见,经过大家的同意,然后制造出来,那就比较可靠了。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二中央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下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P569

  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25] 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6]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1976.03.03; 中发[1976]4 号

  [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十二章第四节

  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说过:“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其主观愿望上看,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毛泽东、党中央看来,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有着充分根据的,这就是:国际上,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这就为我国加快建设提供了机遇;我国己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六亿人民的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所希望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发展;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更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党己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能够保证“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开展。当时,人们根据以往的经历真诚地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无往而不胜。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反对过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还是拥护这一运动的,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奋斗。全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要想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雄心壮志不行,没有很大干劲不行。但是,经济建设有它所必须遵循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由于受过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快,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更何况,全党普遍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党中央、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太慢,不满意他们的经验,决心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只是初步的,还远没有比较充分地掌握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且,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便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级干部大多是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那些做法驾轻就熟,也以为搬用这些经验就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于是,认为搞建设比过去打仗更容易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混乱和偏差,当时许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担心纠偏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取得切实的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

  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再加上缺乏科学求实的态度,往往把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把能否完成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工作任务,都说成严重的政治问题,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同意见就难以提出和坚持,而支持甚至迎合的主张却容易得到赞扬,导致党内滋长起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这样,凭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正如DXP后来所总结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汲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 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500-503 页】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十年总结(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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