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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毛泽东时代是怎么办学校的,今天喜欢叫家长的老师都该羞愧

2018-04-25 09:40:53  来源:激流网  作者:沈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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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沈虎根,1933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区农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时在小城镇当学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会工作,并补习文化和学习写作,1954年7月发表处女作。1955年9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次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7月调至新闻单位。196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入党之夜》、《没有太阳的日子》,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我这一家人》、《沈虎根儿童文学作品选》、《小雁归家》、《雁•狗•猫及其他》,小说散文集《大街小巷》、《岁月留情》、《书趣无限》,文论集《儿童文学使我快乐》等。

  历任《浙江工人报》、《浙江日报》编辑记者;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兼《东海》文艺杂志主编;浙江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同时兼任社办期刊《幼儿智力世界》与《幼儿故事大王》主编、编审职称。曾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同时相应担任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后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退休后仍关心工人阶级前途与命运,热心于红色事业,笔耕不辍。现为激流网会员刊物《红色年华》顾问。

  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

  临平镇那时还不是县府所在地(在杭州拱宸桥区域),但因杭县是省直辖县,临平镇又是县的直辖镇,在政治待遇上有着优惠,各种试点工作常在这里先行。比如最先有文工团同志下来辅导,之后有“党的宣传员”组织在这里设立传授站、在镇上较早建立青年团的组织,等等,都比别的地方占了先机。

  在建立“党的宣传员”传授站(统一弄懂上面下达的宣传内容,再分头向群众宣讲的组织形式),我被推定为临平传授站的站长。原因是我在前段时间下乡设地摊买药,使用了自制的硬板纸话筒进行吆喝,都夸我胆子大又能干。之后,我就积极开展工作,几乎每晚按照上面发下来的宣传资料,加上我自购的《时事手册》一类的通俗读物,先在同伴中一起熟悉与领会,然后三三两两到夜市的茶店里作简短的演讲。讲的内容是:当前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农村互助组普遍组织起来把生产搞好,城市购买力就会提高;美国原子弹不可怕,日本人的投降主要还不是靠美国原子弹而是在中国东北的百万关东军老本输光了;美国原子弹谅他不敢用,因为苏联也有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因为美帝国主义经过“二战”元气有损,再说发生了也不可怕,发生了“一战”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发生了“二战”产生了一批共产党上台的国家,若发生“三战”就又会产生一批新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等。

  药业工会(筹备)负责人章安翔闻得我在夜市茶店的宣传工作获得好评,在一天晚上来我店里看望我。我把他领到楼上,在我床铺上坐着聊天。他看到床头堆着书,还发现边上有一木箱的书,其中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高兴地说:“真看你不出,你在看这些书了,买了这么多的书,以后有机会让你学习去。”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内在联系,在不久的八月份,县委宣传部由刘延发部长挂帅在临平镇举办全县党的宣传员短期训练班,我是被镇里送去学习的人员之一。先我几个月由百货店店员脱产在镇里任宣传干事的李立青同志担任临平组的组长,在听大课后组织小组讨论。学员们都暂时脱离生产岗位,约有三十余人过着集体生活,晚上男女分班睡南庙的地铺,早上按哨子声起床做操跑步喊一、二、三,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早餐后再在天主教堂大厅里听课或分组讨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集体学习生活,异常兴奋,学习政治理论时思路较敏捷,领会得较快。因此在小组讨论时发言比较踊跃,比如革命的信仰、理想、宗旨是什么,什么叫革命人生观,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抗美援朝必胜,农村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等等,我都感到十分新鲜,兴奋地快乐地吸收着、消化着。由于平日已有自学的基础,在学习中容易进入角色、善于开动脑筋,理解力较强,每每发言获得众人的赞许。比如在讨论时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不是工人呀?”我就回答:“他们是了解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和优秀品德,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总结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学说,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解放而奋斗,已经成为优秀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有人提出:“既然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共产党,那么‘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阶段呢?”组长故意让我回答,我就答“‘五四’虽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但却是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十月革命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故而在训练班结业大会上受到了班部领导的口头表扬。期间我与一位来自本镇河南埭的沈同学有了一次短暂的初恋,她如遇上弄不懂的专用名词和理论问题就来问我,我的换替衣她取走洗净晒干后送回,有几个晚上还替我端洗脸洗脚水,她的一位女友(也是学员)也帮她,乐意成全双方的自由恋爱,只因以后由一个非常偶然的变故,终于无缘——这事留作以后再表。

  经过二十多天党的宣传员训练班学习,使我的宣传工作有了现成的宣讲资料,我承担瓶山头中心学校开设的夜校,上政治课,同时承担河南埭分校的夜校工作,负责政治课的沈同学(初恋对象)特来邀请我去她那里帮助上课。她起了个组织、主持课堂的作用,整个课全由我讲,她对我很崇拜,我讲时,她也笑盈盈的听。夜校,学生是中老年职工居多,外加一批街道中青年妇女,他们都很欢迎我的讲课,同时也受到了镇里的重视。在这期间,又令我遇到了一件十分幸运的事,那时临平尚无书店,只有一位大家叫他“卖报阿六”的中年人在个体经营,承担分发报刊,同时兼营出租连环画。我因是向他租借连环画的常客与他相熟,加上我的宣传员活动的影响,就在十月某日他来找到我,说他接受了光荣任务,上面指示他这个书刊销售店首发第一卷《毛泽东选集》,要搞得隆重一些,他希望我到时作为第一名购买者出现在现场的仪式中。我当然求之不得。那天当我支付了书款把书捧上手时,顿时响起了炮仗和百子鞭炮(那时只能做到这一步,还不具备摄像和电视镜头直播)。我很激动,事后生平第一次写了一篇通讯稿投给了《浙江日报》,10月17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刊出了一篇《杭县等地人民争购毛泽东选集》的通讯,觉得里面摘用了我的句子——后来寄来了《稿费单》证实了我的直觉。我头一次见报的文字是不被具名的综合稿的元素,第一笔稿费是旧币5千元,即新币5角,相当于21世纪初的50元,然而我是很看重的。事情渺小,但毕竟是我的开始。

  通过担任“党的宣传员”传授站站长的学习与宣传活动,特别是经过县的宣传员训练班培训和以后的投入宣传工作,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我不但对外宣传,回到家里也对母亲进行教育。当我轮到夜间值班工人纠察队,背了一支“汉阳造”的套筒老式步枪回家时,大字不识一斗、旧社会受尽苦难的母亲竟然吃惊地说,我家世代老百姓,你不要去背枪。由此有了一席母子对话:我问为什么?她说,每个朝代打江山时都是好的,坐上江山就变了,国民党起始也是好的,她小时唱过一支歌:“有了革命党,强盗都杀光,学生庙堂做学堂,男人辫子都剪光,姑娘小脚全解放,贪官污吏坐牢房……”多开心呵,可后来是贪官污吏反而多了。我说,共产党不会变的,第一,她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朝代的领导,满足于夺权论功行赏、升官发财,她是有远大目标的,就是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建设共产主义,成为人人平等,公平合理、永久美满幸福的新世界,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共产党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常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好比经常揩脸洗澡,打预防针;第三,再不成,就是每到一定时候来一次党内“整风”,再进一步就是下重药搞群众运动,发动老百姓不客气的来阻止纠正干部的错误,好比是对有病的人动手术服药治病。所以一定变不了。母亲听了觉着新鲜,我自己也感到有收获。最终是娘儿俩的思想取得了统一。

  在这之前的9月,我解放后获得第一张奖状。由杭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叶遐修签发:“沈虎根在三大运动中,工作积极,有显著成绩,经评比为二等先锋,特发奖状,以资奖励。”(三大运动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

  10月下旬某日,镇里来人通知我,镇里决定保送我去省总工会干校学习,这一期是专门培养政治教员的,要我明天去镇工会周永泉主席那里报到,转开介绍信。这一夜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上班时间准时到了周永泉同志办公室。周说:“话要说明,学习了回来就脱产吃公粮了,这不同于老百姓,一旦革命失败要杀头的,你怕不怕?”我说:“我不怕干革命而死,就怕旧社会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他又问:“蒋介石天天在叫喊反攻大陆,有朝一日真的反攻过来了,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反攻过来,我们也可以反攻过去。”那时办事就这么简单,讲上几句狠话算是正式谈话了。可是在我填表时,发现我的年龄还不到十八周岁,不符合上面的规定。怎么办?我很是着急。老周果断地说,在介绍信里再附张说明纸条,谅会通过,你放心去吧。当夜我赶去河南埭夜校,找到沈同学,我们在校门前的电线杆旁、明亮如水的月光下面对着,告知了我要去省里学习的好消息,她显得十分羡慕,然后说:“你进步这样快,想必今后不会和我联系了。”我说:“哪会呢,今晚来找你就是要保持联系,等我编好班组就写信给你,两人就能通信了。”

  这时,母亲早已从三桥埠转到临平跟我过了,在陡门口的后街租了大院墙的一间披屋娘儿生活在一起。之前,二姐出嫁后多次来信催我,说再不把娘领走,她是活不长了。母亲的健康状况主要郁闷而起。她与我后父沈君的关系时好时恶,她总觉得沈君原本有家室,这里不是她真正的家,名不正则言不顺,有种“多余”和“失落”之感,过去为了儿女没有办法,如今女儿已出嫁,儿子学徒满师好歹有了薪水,她极愿离开三桥,常说“三桥非我久留之地”。母亲还有着天真的想法,她到了临平可自找生活做,儿子每月的工资由她管住,新社会儿子结婚哪会真的一点不花钱?人家哪会肯?世上哪有这种好事?她就怀着这种美好憧憬来的。此刻,当她听到我要去省里读书,担心工资没了,学费付不起。我说按《工会法》规定学习期间工资由原来的企业发,也就是仍由店里照发,学习结束参加工作了就归公家发了;至于上干校,学费不收的,而且还免费供应伙食。她听了笑逐颜开的还说了一句笑话:“那我也报个名,去问问老太婆收不收?”这一夜我俩都没有睡稳,当我刚要睡沉时,她已经摸索着起来烧早饭了。天还没有亮透,娘儿就上路去往火车站赶赴杭州早班车。去车站的一路,她几次三番的与我争夺行李。她的喜悦之情,与我第三次当学徒她到舅舅家来送行时的那种忧虑感——三步一回头的情景,真是判若两人。

  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设在杭州庆春街林司后池塘巷。这是一座台门式的大宅院,有门房、天井、明堂、厢房、楼屋、大厅、广场……二屋楼的房间,楼上楼下都作为学员的住宿与学习的场所,男女分室,睡上下双人铺,确定一间在两排铺位中间放一张长桌便是小组讨论的地方了。我被编在第三班第三组,全组共十二人七男五女,有来自杭州铁工厂、杭州棉织厂、嘉兴丝厂、杭县丝厂与嘉善、杭县商业职工,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感觉。我们十二个人在结业之前曾去照相馆合影,合影照上的人时隔多年竟记不全了,后排站立的男同志只记得组长王金标(党员)、组员俞松成、华朴,前排坐着的女同志自左至右是王秀芬、陈貌囡、陈美娟、胡宁等。当我编成班组以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个通讯处写信告知沈同学,信不方便寄到她家里(不知道门牌号码也是一个原因),是由夜校的所属单位河南埭小学杨校长转交。但不知何故,我一直等不到她的回信,我也不十分着急,心想我们这批学习的人都回原地分配工作的,等我回了临平再找她吧。接着就一心投入学习而无心顾及这件事了。万不料三个月以后获得的消息她已出嫁了,坐着花轿,排场不小,据说还哭得很伤心……我负气而生怨!(后来,河南埭小学杨校长在一个偶然场合告知:我的信放在办公桌底格抽屉里忘记了转交——她殊不知这个疏忽,可能是改变了两个人的历史与命运!而我也错怪沈同学了。)

  我们学习的方式是一听课、二讨论、三小结。听课是重头戏,前来讲课的是俞仲武、刘亦夫、杨源时、李代耕,他们不但是解放后第一任的厅局级干部、革命老资格,而且理论水平高、口才好,讲的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学员们爱听能接受,学习气氛很活跃。有次俞仲武讲课,有人递了条子:“我学了唯物论,明知没有鬼,可在阴雨天从坟堆走过还是很害怕,这是为什么?”俞仲武看了纸条回答:“那就说明你脑子里还存在着鬼,只能算是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小组讨论时互相提问、轮流解答,学完一个单元做一次学习小结。这种学习真是能入耳入心入脑,既学习了理论又提高了文化。主持日常工作的校部教务主任张庆三同志是最忙的人,从开学典礼到结业讲话,中间在老师课后对我们再作加工辅导(以学习总结的形式),全由他担当。他作风平易近人,辅导讲话通俗易懂,他因工作、自学而经常熬夜而患上眼疾……他深得学员们的爱戴。大家在这个大集体里,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那就是贯彻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风气。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文化高的帮助文化低的抄写“学习小结”“思想小结”;有人生了病同学间会帮着送医配药、值班看护;过小组生活会,相互批评不留情面;开展文体活动,都打破了男女界限,跳起了双人舞,“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笑嘻嘻啊握握手,桃来米发索……”的友谊舞,朝气、新鲜、欢乐!学习到靠后的一个阶段,全校开展了一个颇有声势的“交心”活动,班部号召“放包袱”——就是对组织忠诚老实,有历史问题交代历史问题,有错误思想交代错误思想,有错误行为坦白错误行为,为的是使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别的班组有人坦白了严重的历史问题,被作为典型在全校大会上作坦白交代后,被当场肯定而宣布解脱。一般的问题都在小组里交心放包袱。我当然无历史问题,连上一辈的亲属或社会关系都是清白干净的,我只能在小组里交代错误行为和错误思想了。我想,人家这么严重的历史问题能谈出来,我还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共产党解放我、培养我,我必须忠诚老实的把错误的东西交代出来。于是我在组里带了个头(后来成了组里的典型),详详细细的交代了我做过的错事,挖掘了我的错误思想。比如:我在解放前一方面厌恶老板的生活方式同时又羡慕他们的享受,一方面痛恨老板的压迫同时又幻想自己将来做个老板来给他瞧瞧;在行动上的错误,解放初期小舅父土制大麦烧酒拿到镇上我帮他推销(违反国家的烟酒专卖管理);以我为主,我们几个学徒在老板店里,开设地下“光明书社”向本街上的学徒出租连环画赚钱,只是因为没有后续的本钱而停止,说明我有了做老板的实际行动……我的这些“深挖细找”以现在来看是“无限上纲”,但当时我的心是虔诚的。当我亮完了这些“丑”,不但受到了同志们的鼓励,就连我自己也觉着一身轻松,同时带动了全组同志的交心放包袱。

  综观在干校的收获,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通过学习《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等等,使我认识到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固有的客观规律,产生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与真理性,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一定会实现的。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尤其是从中了解了共产党的伟大,获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伟大存在——中国有了毛泽东,共产党有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毛主席全面领导时就一再受挫受损,更别想取得全国政权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至今没有取得政权。这使我对毛主席的敬爱从感性往理性的方向深入。总之,学习了这些启蒙的基本理论,使我不但学得了理论知识,更是提高了政治觉悟,懂得了革命的意义和必胜的信心与为之奋斗的决心,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是基础性的,对于今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至关重要。我觉悟的提高开始于自己从“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阶级属性,认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阶级的,正是这个阶级通过劳动生产和商品流通创造了社会财富,保障了人民的供给,如此循环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只是因为这个阶级过去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自己的政权,所以才受苦受难……明白了这些,就从精神上打消了原有的宿命论的束缚和奴役性的压抑,认识上的大解放、大飞跃,真有一股“千年铁树要开花”的感觉。这对我,接着即将投入的“五反”运动,帮助之大也是十分明显的。回顾我一生中学习基本理论,除了在日常,收获最大的有两次。一是省总工会干校的这次集体学习;二是我中年后在“文革”后期,在毛主席号召下啃读了几部马恩列斯的原著。

  ——在干校的弄堂口繁华的庆春街,头一间门面就是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我经常在晚饭后和星期天,钻进书店的柜台里。在干校的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理论的兴趣,我在这里买了许多政治书籍,如至今还放在我书架上的苏联外文书局出版的中文版厚厚的《列宁文献(两卷集)》、列宁著《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等大部头的著作。这些书定价很低,因此我经济上能负担得起,既买了就得啃(其实不少字还认不得呢),半懂不懂也总能领悟一些。

  ——干校有个图书报刊阅览室。我经常在晚上休息时间去翻阅报刊。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我要读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类似的遭遇,近似的命运,相通的感情,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和深思!报纸还介绍了作者是位初学文化的战士,正在克服困难写一部长篇自传小说,刊出的是长篇中的一章。我不由得想,我也有许多曲折的经历可写。过了些日,我又在阅览室里从报上看到另一位战士作家崔八娃写的小说《一把酒壶》,再一次引起内心的不平静,萌发了学习写作的欲望。

  作者的第一个革命引路人杨有志,为了使作者对他不拘束,特意送了作者这张夫妻照。

  我们这期干校,是建校以后的第四期,应该在校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因为刚好遇上了特定的历史事件,给我们的收获特别大。第四期的后半阶段(1951年末)正逢杭州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指在私营工商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干校学员被统一分配在省委党校学员组成的“五反”工作队里(公布的名称是“增产节约检查队”)。这无疑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参加社会实践、提高思想认识的好机会。我被分配在第二十一检查队的江干运输业检查工作组。小组里两位党校学员,都是山东南下干部,在党校学习之前,一位是区委书记,一位是区长,加上我这个青年团员,一共三人。我是第一次和“老革命”近距离工作和生活,直接受到他们的熏陶。担任组长的是区委书记杨有志,打仗负过伤,右手缺少姆指和食指,写字、握枪都用左手。他不善言笑,整日认真严肃的样子,但对我这个临时性的下属十分的关心与友爱。起初我因为他生性古板、表情严肃,产生过距离。比如我们落脚在一家转运行的楼上,安排铺位时,老杨去了队部,老王把我安排靠楼梯口的第一铺位,老杨回来一看很严肃的向老王咕噜了几句,我只听到一句:“不行,马上换!”接着将我调整到他们的中间,我觉着这个组长难以接近,连一张床位也必须听他的。直到有一次,他们和另一个工作组的党员合起来过组织生活,我在另外一室听到老王在检讨对新同志不够关心,把我的床位安排在头一张又是楼梯口,社会还不稳定,不够警惕,对新同志缺乏责任心。杨有志说,我们南下来开展工作,最重要的是培养当地干部,布革命种子,对年轻的同志要爱护好……他见我对他有些生分,讲话不大胆,为了消除隔陔,特地让我对他讲家史、把他和老伴的合照赠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见我眼热他的手枪,就把他左手也能使的转轮小手枪退尽了子弹借我风光……我在短时期里学了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每次从江干区到城站红楼总部汇报工作,往返都是步行,这不仅是因为他打游击出身不怕走路而是为了替公家节省公交车费用。我感受了他信任年轻同志,放手让我(第一次)主持工人积极分子讨论会,放手让我(第一次)执笔写工作总结。由于他的大胆放手,我的胆子也大了,胆一大人也变得聪明了——于是我结合着“五反”运动在江干运输业的开展,开始替报纸写稿了,发表了第一篇具名的稿子《“五反”运动锻炼了我》(1952.3.22《工人生活报》)。接着,又针对劳资双方的情况发表了《你们的“保证”呢?》(4.5《当代日报》)、《哎哟我的破伞掉了!》(4.16《工人生活报》)、《怎样搞好劳资关系》(4.19《当代日报》)等多篇小品言论稿。这在江干的青年职工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对我刮目相看,许多人常来找我,我讲的话他们都爱听。在运动的尾声,我们三人以党团员拼过组织生活的形式做工作小结并对我做鉴定,他俩对我进行了表扬,而杨有志反而在对我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他对新同志不善于团结,使人家有顾虑,虽然他送了照片,借枪给小沈背……关系有了些改善,还是达不到打成一片……我感动之下,连连申明:“不是这样的。”在等候上级通知归队之前的那些天,我们三人小组为了放松精神,每晚饭后从江干散步到闸口,沿途观光,观看终点闸口的火车始发站:车头连接、鸣笛、拖走,轰隆轰隆……有一个晚上,就在这种情景中,不知从何说起的,同行三人中的组长杨有志同志,突然说道:“你沈虎根好好努力,将来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今后革命队伍很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我猛地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可能吗?这时路边铁轨上的机车正待行驶,猛地发出一声汽笛:“呜——”似乎是在壮我的胆……

  时光隧道从1952年春转到2016年的春,我带着老伴特地去了江干区闸口机车站旧址。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已不再营运机车,而是改成了纪念馆式的公园。原来的地形结构依稀可辨,具有象征性标志性的机车还在。我向着眼前一片留有原貌痕迹的空间和标志性的机件、象征性的建筑物,深深地、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对老伴讲了我年轻时的故事和杨有志同志的为人。

  至于杨有志同志,自与他分手之后就没有再见面。据说当过泰顺县县委书记,后来又不知去哪儿了,一直打听不到。我在1979年7月在《东海》月刊发表的一篇名为《导师》的小说,是对他及他同一代人(还有后来遇上的刘传训、亓同举)的感恩与怀念。小说,不能当作真人真事,但创作的构思和综合的素材都是从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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