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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全国大办“五七干校”?

2018-10-27 09:30:55  来源:红色文化研究会  作者: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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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刊于《文史博览》

 

  毛泽东的良好愿望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

  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

  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

  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柳河“五七”干校成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

  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改造”和“锻炼”干部的两种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五七”干校被新党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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