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三线建设，是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1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其规模堪称建国以来空前的壮举。

　　从196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国内外仍然有较大分歧。否定三线建设的观点，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三线建设是把战争估计得过于严重，是毫无必要的战备举动;二是三线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人认为，我国当时过分地估计了战争的威胁，三线建设决策有严重失误。“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从其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计划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这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失。三线建设明显违反经济原则，导致空前规模的资源浪费。三线建设中“只有一半的工厂按设计计划改造完成，其余的只有部分完成(30%)或者根本没有完成(20%)。足有1/3的投资被浪费”[1]。还有人指出，“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还有人指出，三线建设是“基于对形势的不正确判断，让客观迁就主观意志，以政治目标取代经济目标，依据这些扭曲了的信息和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2]由于“巨大的浪费”，“应属重大的政策失败”，是“无发展的工业化”[3]。

　　因此，在新的视角下重新评价三线建设，不仅是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反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评价更加科学、全面的需要。

一、根据美国新解密的档案审视，三线建设决策是否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都拿不出事实证据来说明当时战争爆发威胁是有还是没有，到什么程度。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4]。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不久，美国总统肯尼迪派哈里曼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试探“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但赫没有同意。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拉斯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中可以得知基本内容：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2.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4.空投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5]

　　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1965年12月1日，邓小平到达渡口市(今四川攀枝花市)后，视察兰尖铁矿、弄弄坪厂址。代表党中央，批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方案。图为邓小平在观看攀枝花钢铁公司厂区规划模型

　　1964年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举行了聚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10月，美国给台北拍了一份电报声称，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应该说，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距离美国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在1970年待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6]。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半年后的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讲话，证实知道美国的袭击计划。他说：“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前夜，麦克纳马拉就改了口气，他说，中国的原子基地是可以轰炸掉的，可是五年以后又出来了。这个估计完全正确。这是第一句话。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虽然能够把中国的原子工业基地消灭，但不能消灭他们科学家头脑里的核知识。”[7]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全歼入侵敌人，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进行了研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最后，“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8]

　　2004年，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对笔者说，他认为苏联当时并没有真正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来。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9]。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南方。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抗的姿态。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这两次还都属于威胁，并非马上要发动战争，那么毛泽东和中央当时是不是反应过分?

　　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忽略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还应当考虑到近代历史对中国人的巨大心理压力。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就要遭遇一次;加上二战后最大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把中国卷入。作为一个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基地的落后大国，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烈的备战观念、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三线建设决策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因为，有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至多是造成一些浪费;没有准备而遇到战争，则要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甚至灭亡的巨大代价。两者的损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为国家安全付出的代价也是必需的，好比一个人买了保险，而意外事故没有发生，不能因此就说买保险是浪费。

　　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海湾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家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取得的入侵战争胜利，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关注战备后方的建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四川等三线建设企业时讲话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3年他又题词：“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不仅从历史上肯定了三线建设，而且强调了新时期发扬三线精神的重要性。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也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

二、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反映的数据看，三线企业成功或基本成功的占90%以上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点。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在不利生产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是多数的还是少数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调研统计后的整体数据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例子。显然，靠抽样是无法进行总体评价的。

　　从1983年开始，历时23年完成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新平台。

　　1983年12月29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线建设调整，对稳定和鼓励在三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会发生很大作用。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0]

　　12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同国家的长远计划相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由此，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方针基本确立。

　　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排队，基本摸清了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7%[11]。

　　这个数据说明，那些说三线建设主要是浪费，建成的只有30%的判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到2006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三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

　　(二)促进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首先是同产品结构优化和能力调整相结合，其次是同技术改造与引进相结合，再次是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相结合，最后是同地方经济相结合。大多数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经过调整改造后，多数企业靠近城市，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解决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问题，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

　　(四)促进了三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许多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离，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系统分离。民品生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积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度的改造。

　　当1992年中共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转变机制，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如果说三线企业“脱险搬迁”的布局调整，还是一种位置的移动，与同当年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多数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面临着的则是从未尝试过的脱胎换骨的新挑战——自身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

　　公平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是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都要面对的。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使三线企业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

　　当年的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是计划指令的调拨，因此尽管蕴含着极大的积极性和群众热情，但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而三线调整改造从决策上看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为继续建设国防后方服务，同时也要更多地为发展新时期的国民经济服务。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对三线企业的企业行为要求日益凸现，使之成为国家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一方面，国家不能像当年那样全部注入投资，只能以较少的增量资金拉动原有的大量资产存量进行调整。这种较少的增量资金，也逐步地由单纯投资转换为贷款形式。相当多的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中，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独立法人地位，需要在市场经济面前，自己解决资金、产品市场、工资福利，而且要上缴利税。

　　这两方面的变化，促使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当年的“靠山、分散、隐蔽”使得许多企业先天远离市场，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如果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的话，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而在三线调整中，国家行为的日趋淡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国家行为后果的责任。虽然国家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只能是导向和激励，不能全包，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的劣势。这就造成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主要靠自筹资金进行调整改造，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因此，可以说，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问题，虽然是严重的。但就整个西部经济的大视野来看，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部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战略变化而最终出现的经济差异。三线调整改造进程中，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使得三线调整改造工作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需要调整思路。这是我们重新评价三线建设时必须考虑的。

三、三线建设对改变东西部经济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1952年，沿海东部粤、闽、浙、苏、鲁、冀、辽和沪、京、津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73%。西部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交通设施。钢铁工业80%以上在沿海地区，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西部广大产棉区却很少。

　　“一五”计划的建设，填补了西部的空白。到1957年，西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1952年的29.2%增加到32.1%。陕甘宁青及云贵川七个最典型的西部省区，1957年社会总产值指数已经分别比1949年增加2.38至6.49倍。西部七省区农业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78%：22%，变为1960年的36%：64%，工业产值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虽然西部新增生产力有较快增长，但重工业生产能力中有不少是简易投产，没有形成综合生产力。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妥善考虑资源和配套，建成后长期不能实现预计生产能力。当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中断援助的严重困难，西部生产力就出现了比东部更加下降的趋势。许多在建和规划的项目如成昆铁路、攀枝花和酒泉钢铁基地等不得不下马。1963—1965年西部地区新增生产能力除发电机组容量比“一五”时期略有增加外，其余均低于“一五”计划时期。东西部经济差别一度比前期加大。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1960年的11.46%下降到1963年的10.5%[12]。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同时也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13]。初步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平衡差距的任务，以三线建设的特殊形式开展起来。

　　三线建设对改变东西部经济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在西部建成了将近2000个大中型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生产力水平。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1979年三线地区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甘肃刘家峡和八盘峡、贵州乌江渡水电站，陕西秦岭火电站等。1979年三线地区煤炭产量相当于1964年的两倍半，年发电量相当于1964年的4.3倍。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投资最多的。建成了四川攀枝花和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和甘肃铜、铝工业基地。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投资最多的。建成了四川攀枝花和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和甘肃铜、铝工业基地。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图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外景

　　1980年与1964年相比，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增长2.6倍，发电量增长6.5倍，生铁增长5.6倍，钢材增长6.4倍，钢增长5倍，十种有色金属增长5.4倍，磷矿石增长16.4倍，化肥增长15倍，发电设备增长60多倍，机床增长5.48倍，汽车增长4.1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4倍，占全国比例由29.12%增长到38.5%。职工人数增长2.46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增长1.38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

　　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比如，成昆铁路的修通，使沿线凉山州等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了50年。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发展为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初步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打下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基础，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严重的原料、能源供应和社会矛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稳定保障。

四、把三线建设战略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加以重新评价

　　过去学术界评价三线建设，倾向肯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宏观政治需要，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倾向否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微观经济数据，如三线企业环境恶劣、经济效益差等。这是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另一个原因。从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来剖析三线建设的作用，应该是两者结合的较好切入点。以四川为例：

　　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雅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中国蕴藏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提升，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钢，攀钢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钢和六盘水工业基地。

　　这个“两点一线”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布局中最西的两条。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省、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还开辟了西昌卫星中心、凉山彝族风情和冰川地貌、丽江玉龙雪山等旅游线路。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敌对势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形成了包围圈。而中国的工业和大城市多数集中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争，将损失巨大。40多年过去了，战争并未爆发。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三线建设发挥了新的经济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一方面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立关卡。再加上东部劳动力成本增高，使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加工出口产品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生产急剧萎缩，不少停工、停产甚至倒闭。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金融战争”。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

　　西部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域。当年的三线建设，为这个战略提供了有力地支持。如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可以说，当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对外开放、应对金融战争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三线建设重新评价，还可以得出一些对西部大开发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被长期诟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本是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片面强调战备影响下，被当作企业普遍选址要求，提升为“靠山，分散，进洞”。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过去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虽然仅150多公里，因有一部分是山路，乘坐汽车也需要一天多时间。这自然对企业的发展严重不利。但是，时隔40多年后，对这个口号，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永久性要求。由于现代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造成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21世纪后，四川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的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南川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时间，现在只要一小时多。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今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充分利用三线企业这一重要问题，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注释：

　　[1]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改革内参》2006年第4期。又见《经济观察报》2006年1月1日。

　　[2]刘再兴主编：《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3]耿曙：《“三线”建设始末——大陆西部开发的前驱》，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12期，2001年12月。

　　[4]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5][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5期。

　　[6]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特急信，1964年9月21日。

　　[7]《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20—526页。

　　[8][俄]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9][俄]贡恰罗夫、乌索夫：《我们为何没有按下红色按钮——1969年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3月6日。

　　[10]钱敏：《西南三线建设》，载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

　　[11]向嘉贵：《略论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

　　[12]本文数据均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6、727、757、803、835、864、891页。

　　[13]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