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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48章

2018-04-03 10:04:11  来源:毛泽东大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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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

  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会议记录由王首道、胡乔木担任。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9月11日、12日、29日和10月12日开了4次,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

  在这5次会议中,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除了王明出面辩驳外,还有28人次先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肯定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少人联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重要领导人也幡然醒悟,痛心检讨。有的人发言两次,还有人3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还发表了胡乔木、艾思奇等人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参加整风应取的态度。

  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中,首先说明了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原因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

  接着,他重点讲了3个问题:

  1、“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说,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3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5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反对闹独立性。他建议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并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他说,“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9月11日,张闻天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5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

  张闻天还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5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

  张闻天还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博古在发言中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接着,王明开始了在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

  接着,他便夸夸其谈,表明自己一贯正确。他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古、洛甫在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说,他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

  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

  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者们的严重不满。

  王稼祥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

  任弼时还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他又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维汉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也在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

  9月12日下午,王明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他认为李维汉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继续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9月13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讲了3个问题,全文如下:

  一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4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4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5县。这5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 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4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1905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 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但是,地主人口不过1%,富农人口不过5%,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80%。一方面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方面以8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20%。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3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决定中还说,高级学习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高级领导人为主,全国以300人为限,内延安三分之一,外地三分之二。延安和各地高级学习组通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为题。

  9月29日,“九月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在10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张闻天和李维汉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学习组组长的名义和副组长王稼祥起草给中央学习组及高级学习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4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去演讲。

  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还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静静地等候着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毛泽东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和他相比,显得又矮又胖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今天破例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100%损失了,苏区损失了90%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13个大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陈列着谷子、糜子、小麦、荞麦、玉米、高梁等边区各类农产品的样品。每一种展品的旁边,都写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名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毛泽东也赶来农业展览会参观。在农展会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一张描述边区农业概况的图表和每一种展品。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

  “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

  毛泽东立即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拉着他那结满厚茧的大手,兴奋地说:

  “听同志们说,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国民党搞好关系,应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武汉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发言结束时,他还气势汹汹地冲毛泽东发起挑衅,他说:

  “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

  毛泽东在发言中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风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专门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毛泽东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归纳了几点看法,作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再提交七次大会的一个结论草案。其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认为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

  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包括: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去和党内的重要人物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极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这次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的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璋要认真负责。傅连璋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璋的助手。李富春、傅连璋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璋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地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相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再说毛泽东在1941年10月12日以后,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便专心著述,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气呵成写出了2万多字的文章,他题名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史称“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高屋建瓴,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还点出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他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

  后来,毛泽东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地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示中说: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25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在这219人中,有共产党员123人,民主党派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毛泽东选集》注明时间是在1941年11月21日,其依据是这篇《演说》首发于1941年11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故而编者把闭幕日当作了开幕日——笔者注),他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主义的中国。”

  “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的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他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1941年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医科大学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任弼时等人陪同下来到学校,详细地观看了学校建校10周年展览,挥笔在留言薄上写下“办得很好”4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之后,毛泽东在学校礼堂对师生们讲了话。他首先祝贺医大建校10周年,向师生们问好,然后说道:

  “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的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做老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还以庸医杀人、良医治病的事例,对师生们进行教育。

  11月7日晚,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 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已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3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3%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 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已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3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50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200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2000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的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 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地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16岁至55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的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标。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2个至4个),地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的拨出一批枪枝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的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于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 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 略——笔者注)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1月中旬,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的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和姬伯雄等10位参议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供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的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的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的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明在“九月会议”上再一次进行了拙劣表演,妄图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继续对抗下去。由于毛泽东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少犯错误的领导人幡然悔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九月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还是让毛泽东认识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为此,他写出了“九篇文章”,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修改,还边修改便征求意见,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这“九篇文章”是何等的重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见到,依然被害怕这些文章的人的后人锁在深闺无人识,不知何时方能得见天日。

  本章中所写的毛泽东委托江青去看望王明一节,也很有意思。江青对王明说:“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这句话让人细细揣摩,至今还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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