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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尚荣:悲惨的童年水远的爱

2018-04-08 10:48:4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董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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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快70岁的老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学会了上网,如今网龄也有十几年了。我上网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当看到网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辱骂、丑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历经坎坷的老同志,我非常气愤!为了表达我的心情,在这里谈谈我的个人经历和体会。这也是我首次披露自己童年的遭遇。

  那大概是在1959年左右,我刚刚读小学四年级开学才几天,还不到10岁,在学校的乒乓球桌上学写了一些粉笔字,也忘记了是什么内容,在那个年代被人认为是反动。后来,公安局来人到学校照了相,又调查了很多人,但没有查到是我写的。天真幼小的我去主动承认了,可是当即就被抓走关进了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又有人把我带走,关押在另一个地方整整两年的时间。是什么性质的关押至今我都不知道,只知道没有判刑期,既不是劳教也不是什么工读校,只记得听到当事的公安干警说:我是当时全国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几十年后我看见了自己的档案,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段历史的记录。

  在那漫长的两年关押期间里,在第一年里我可能遭遇到了新中国同龄儿童中最痛苦、最悲掺的生活。把我和100多个年龄在13至15岁的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孩子每个人都沾染了不同程度的恶习,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小团伙的成员,有什么枣子南丫帮,江北帮、朝天门帮…等等。因为我不会扒窃偷盗不懂黑话,没有帮派关系,年龄和个子又最小,几个团伙的100多人个个都欺负我,几乎天天把我当成他们练打架技巧、开心取乐的活靶子、活玩具。他们时常七八个人乃至十几个人把我的四肢拉起,高举着像四马分尸式的来回游走,搞鸭子浮水、坐喷气式飞机、强按90度弯腰或者当牛当马骑。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要求的那样做或者反抗,不是被暴打就是用棍子用鞭子打、用脚踢、扯头发拉等等,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有两次我甚至昏迷休克。可以说,我所经受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残忍折磨,程度和次数甚至比文革时的一些走资派被揪斗时还重还多,我幼小的身体被打被折磨得几乎天天都是遍体鳞伤。虽然政府给我们提供的粮食管够不限量,可如果不按那些小刑事犯们说的做,他们就经常不准我吃饭、甚至有时连续几餐都不准我吃饭。即使是按他们说的做了,也只有饭吃,菜都被他们强行夹走。我强忍着每天身上的伤痛、肚子的饥饿,还要给几个团伙的头目洗碗、打水、洗衣服、倒马桶、补衣服、缝扣子,不去做或没做好又要挨打受折磨。每当我回忆起那时遭受到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虽时隔多年,依然令我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终于,黑暗痛苦的生活迎来了一线光明。当时,管教我们这100多孩子的只有一位年轻的邓队长,他刚刚参加公安工作不久,工作很勤奋但缺少工作经验。开始的时候,我被欺负被打就向他报告求助,他去调查,却对那些孩子诬陷我的谎话信以为真,反而回头批评了我,我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和难过。直到有一天,他没有午休而突然来寝室捡查,正好撞见了我被打的场景,他十分气愤,也这才相信了我以前向他报告的情况,并且狠狠批评了那些打我折磨我的人。可那些也是些孩子啊!他们还是经常无缘无故打我,折磨我。后来,邓队长又发现了几次我被打的情况,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保护起来。那时候的我天天盼他早点来上班,他一进我们住的院子我就紧跟着他屁股后面走,连午觉都在他办公室的一张破旧的长木掎子上睡。可是,邓队长下班后我就惨了:那时我们100多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外有一个土坝子。因为土坝子是半封闭式的,只有邓队长在时,我们才可以到院子外的一个土坝子玩。可是邓队长下班或有事,就会把我们赶入院子把大木门关上,这样,那些孩子们就无法无天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0年儿童节的那顿午餐,政府给我们弄了一大木桶红烧肉为我们过节,全是净肉啊!虽然平时每个月至少都可以吃到两次肉,但我一次也没吃到,都被那些孩子抢走了。那一天,邓队长亲自掌勺,铲了一大碗就先给我,并且守护在我旁边一直到看见我吃完了才离开,那真是幸福的一天。

  可是,幸福毕竟是短暂的,持续更久的是难以忍受的折磨。终于有一天,我成功地逃跑了,路上的艰辛恐惧对一个10岁的孩子自不必说,15公里的路程,我从晚上9点多就走,经过13个多小时,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家。到家以后就看到一位公安干警正和我父母亲在说什么,他们见我回来了,就反复追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身上被打的伤还在痛,又累又困又饿又惊恐,根本无力回答也什么都不敢说。直到他们见我身上衣服很脏,让我把衣服脱了去洗澡,我刚刚把上身衣服脱光,我的父母和那个叫刘队长的公安干警这才看见我骨瘦如柴的身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在他们随手摸到我一处伤痛的地方看时,我这才突然哇地一下大哭了起来。随后他们帮我把裤子也脱下,看见有的伤己感染化脓了,三个大人也流下了眼泪!!!

  刘队长把我接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对我很关怀,经过一段不通车的小山路时,一直把我背着走到目的地。回去后,没有人再问我什么,也没有人给我任何处分,只是把我换了个地方安置,并且安排专人负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每天都有人给我整理床上用品清洁个人卫生,打洗脚、洗脸水、打饭,洗碗,甚至还把牙膏都挤好送到我手上。有人教我文化,给我做玩具玩。我在原关押地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他们多次专程送我去市里的医院治疗,还特地为我安排有利于我胃病的伙食。他们给我一个人享有的特别的自由,除高高的岗亭不准我去外,从天亮到傍晚这段时间任何地方都允许我去玩。那时,记得有位公安的最高领导任所长,他是老红军,身体多病、天天柱个拐棍,有时走路还要人扶才行。每次看见我,任所长都露出慈父般的笑容,还几次把我带到办公室坐,给我剥水果吃。除了任所长,还有几个公安干部是参加过抗日或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他们的办公室我都去玩过,他们也都对我很热情和关爱。记得有次我手里拿个小棍和陀罗突然推开会议室的大门,见到很多人正在开会,我吓了一跳,可是正在开会的人和主持会议的协理员都望着我笑,谁也没有责怪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去过几次派出所咨询点事,接待民警的态度像似在审问罪犯,他们真应该好好学习那个时代的公安干警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那时,我去得最多的还是刘队长那里,他待我像待自己的孩子,还经常给我讲他当年打仗和一些革命英雄的事迹。直到今天,邓队长那忘我负责的工作精神,任所长那温和亲切的音容笑貌,刘队长那高大的身材和身上穿着的褪了色的胸前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装,还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记忆犹新。他们平凡而光辉的形象总是感染着我,他们身上的正能量深深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1963年,我还一个人徒步从济南到徐州,想去看看铁道游击队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童年的悲惨遭遇带着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但是,时代发展的每一步进程都带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虽然我受过伤害,但我有清醒的认识。我不恨当年打我欺负我的那些孩子,毕竟他们也是孩子,而且从另一方面讲,苦难也帮助我从小练就了坚强的生活意志和达观的人生态度。我也不抱怨生活,抱怨那个年代,我看到:当时邓队长一个人要看管140多个调皮顽劣的孩子,看管不到可以理解,而且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情况,还是很负责的保护了我,并且常常为管教好我们说哑了嗓子。我看到:任所长、刘队长以及那些不知名的公安干警们给我了悉心的照顾和家的温暖。我看到:政府倾注了大量的财力来关怀我们。当时国家的粮食非常紧张,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个别农村还有饿死人的,毛主席因营养不良腿脚都肿了,可是我们一日三餐都是不限量的玉米和大米混合的干饭,有时还有净大米饭、每月还有肉吃,还派些老师来教文化课。一个人不能因为个人受了点委屈就怨天尤人、否定一切,一个人不能站在个人的得失的角度看待事物。古今中外哪个皇帝,总统,像毛主席那样一生都把人民装在心里,一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有哪个党派比得上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即使是敌人、对手,也对毛主席由衷敬重。所以,每当、我听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亲大,我把党来比母亲”等等一些歌时,心里就感到无限的亲切,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我会永远热爱毛主席,永远热爱中国共产党!可是有些人,有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端着共产党的饭还砸共产党的锅,享受着毛主席、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幸福美好生活却诬蔑诋毁毛主席、共产党,你们有什么资格?!良知何在,良心何在?!

  在此我郑重声明,对我本人那段经历的真实性愿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重庆退休工人董尚荣

201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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