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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中篇

2018-05-23 15:46:4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假如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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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中篇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人民公社诞辰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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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2018年是人民公社成立60周年。今天当我们依然享受着人民公社遗赠的浩瀚恩泽时,却没有一个地方安放它的骨灰,没有一个纪念碑镌刻它的真实历史。当穿过层层迷雾回望那一时刻,清晰呈现出的是:当新中国遭遇危难时,它没有溃败,而是承担起了最艰难的拯救使命。幸而那是一个拥有伟大领袖和伟大英雄的时代,它胜利了。。。但后来,它作为胜利者被善于编织谎言的屠夫砍去了头颅,所以它也失败了。拨开迷雾,回望历史,我多么想抚摸那个时代,倾听它内心的述说。。。

  

  七.不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嫁祸于庐山会议

  党史将庐山会议之后农村出现的困难局面归咎于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下册》p556-p563),所以庐山会议反右倾在党史中“罪责难逃”。但党史在阐述这个因果关系时却不断出现重大错误。根据已有历史的披露,党史文字上的因果关系与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并不匹配,凸显党史有将自然灾害和其它事件造成的破坏转嫁给庐山会议的企图,所以要提出质疑。

  A. 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与庐山会议反右倾无关:

  1959年底,除农业外,工业生产任务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但是,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下册》p556-p557)。党史将这一急剧下降和比例进一步失调解释为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的结果。这暴露出党史作者的轻浮心态,急切想证明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因此出现歪曲历史的情况。

  事实是,由于当时轻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如棉花、油类、烤烟、糖料等)是由农业生产的,所以“。。。轻工业增长幅度的大小。。。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很大的关系”,“必须收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轻工业才有原料”(见李富春1958年1月《总结“一五”建设经验,正确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李先念1961年9月6日《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中的问题及克服困难的办法》)。而正如本文上篇所述(见《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上篇》),1959年的农业生产遭灾歉收,破坏了轻工业生产原料的供应。陈云说:“经过连续两年的灾害,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都下降很多”(见陈云1961年5月30日《做好外贸工作》),周恩来说:农业上遇到的困难“影响到一系列轻工业材料,同时也影响某些重工业”,“。。。一九五九年以后三年的严重灾荒,给我们在粮食和一些工业原料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见《周恩来年谱》1961年2月26日、周恩来《过渡计划和长远规划》1963年12月2日)。

  所以,庐山会议后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从侧面反映的是与其紧密关联的农业遭灾歉收的事实,而不应臆想为庐山会议反右倾造成的,或是臆想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它们没有因果关系。这是党史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它掩盖历史,将工业中出现的问题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转嫁给庐山会议反右倾。

  B.“共产风”、高指标、五个大办与庐山会议反右倾无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下册》p556)

  虽然新型的“共产风”卷土重来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后,但更准确地讲,是发生在1960年1月7日到17日间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在这次上海会议上,中央对1959年农业形势再次作出错误判断,中央对1959年农业统计再次出现错误,中央1960年的农业生产计划继续保持跃进态势(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p556),中央将庐山会议商定的1960年工业增长速度由20%调高到29%。可以说,中央书记处在上海会议上脑子更加地发热,在统计和计划工作方面不实事求是,是产生以后一系列问题的起因。

  同时,中央还开始布置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工作。这个会议不久,毛主席开始发现一些人民公社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的苗头,并用削弱队有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重刮“共产风”。毛主席说:“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年6月12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年3月5日、1960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的批语可能是毛主席以中央名义替中央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p123)。这里强调一下,建立社有制或向社有制过渡不是错误,不顾条件、用刮“共产风”的方式向社有制过渡才是错误。

  农业高指标、高估产、五个大办等都是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首先搞出来,之后农村“共产风”才刮起来的。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说:“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注,指地方),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注,指中央)?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1962年6月12日毛主席说“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见《毛泽东传》)毛主席讲话中所指的事情都是上海会议提出来的。所以说,高指标、五个大办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并带起了农村的“共产风”,而不是庐山会议引发的。

  从庐山会议结束到上海会议之间的近半年时间里,可以说“共产风”是风平浪静,无风可刮。5个多月后,即1960年2月25日,也就是在1960年1月上海会议召开后,广东省向毛主席报告人民公社中“共产风”有复发的苗头。

  而党史却说:“由于‘反右倾’斗争在总体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大的波折。在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下,新的跃进高潮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下册》p556)。党史这句话将庐山会议后各种错误的起源都归结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如果不是想嫁祸于庐山会议,如果不是想否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则所有这些错误的起源其实应该指向1960年1月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则党史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庐山会议后农村有半年左右的空白期不见“共产风”和高指标,而上海会议一开完,“共产风”和高指标就来了?既然党史强调庐山会议打断了纠“左”进程,为什么广东省委、山东省委居然还敢继续纠“左”,而且在汇报中居然大谈1958年以来的纠“左”精神,而一字不提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思想?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刮起的第一次“共产风”是毛主席主动向地方调查时才发现的,而1960年初发生的向社有制过渡产生的“共产风”是地方主动发现并向毛主席报告的。两次“共产风”都是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发现,并立刻开始纠正。这种对比说明,庐山会议使许多干部提高了认识,在干部中产生了积极的思想效果,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和思想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否则地方干部就不可能主动、迅速地发现这种新型的“共产风”。

  党史犯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将上海会议引发的一系列错误转嫁给庐山会议反右倾。党史应该提供有意义的数据解释、或给出更符合历史逻辑的清晰说明:庐山会议到底是如何对1959年粮食减产造成影响的?到底是庐山会议还是上海会议使得“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C. 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农业没有出现高指标:

  庐山会议后,农村的抗旱、防洪、防涝、灭虫已经成为农业战线上“最紧急的任务”。但党史一字不谈这个,却认定,庐山会议后农业生产指标被庐山会议“反右倾”再次鼓动起来:“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又对一些生产指标不断加码,重新提高原来已经降低的指标。。。在农业生产方面,党中央提出,要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 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外,再增长33.5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5%。。。”(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p556)。这是党史为了加罪庐山会议反右倾,做了一个思想轻浮而文字巧妙地引证。

  首先,根据1959年10月15日“中央转发的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文件显示,1959年5、6、7月间农村确实存在着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言行,说明庐山会议的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反右倾是必要的。其次,农业部在文件中提出的“增加三十三亿五千万元的产值”并非由国家计委提出的国家指标,而是由农业部提出的部门指标,中央只是转发,只要求在切实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力争实现,所以它不是强制性指标,更不是中央或地方的第一本账指标。而且这个指标不像是党史说的是庐山会议降低后又重新提高的指标(否则,期待党史给出证据)。第三,该指标准确来讲叫副业指标,而不是农业指标,它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排行第四。它的内容主要是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的收割、农产品加工、挖矿石、手工编织等。可以看出,该指标虽然可能会牵扯到农林牧副渔,但与农作物种植无关,与统购统销无关,也与高征购无关。该指标基本上不是重要的农业经济指标,提高该指标根本无法“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所以拿这种指标来代表农业生产方面高指标的死灰复燃,颇为小题大做。第四,该文件的执行期限是10、11、12三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全国的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产量已成定局,农村劳动力处于比较空闲的农闲时期。通常来讲,这个时候农村应该在为1960年的春耕养猪积肥和兴修水利而奋斗,所以这项指标对农村生产力的压力并不大。而且这个指标只比1959年的计划指标提高了4.5%,并不夸张。据中央计划部门的负责人讲,这是胜利完成的指标(见李富春1960年3月30日《关子一九六零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注意,该草案是在上海会议拟定的)。既然是完成的指标,是对农民有益的指标,说明它是一个好指标。第五,农业部提出该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因为农副产品是能进行交换的商品,要比粮食作物的收益高,能增加人民公社的货币流通、能为人民公社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能够给农民发工资,能够用来购置生产资料和设备、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对遭灾歉收的人民公社和农民是有利的,农民在灾害中通过增加副业生产获得收入来弥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所以这是一种通过“农业损失副业补”来减轻农民损失的减灾行为。党史显然抹掉了该指标的正面意义,将其作为一个“坏指标”来抹黑庐山会议反右倾。

  所以,庐山会议后,农业战线并没有出现高指标。党史在农业战线寻觅出唯一的一个“高指标”,还是一个不正规的、次要的、与征购无关的、专门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副业指标。党史犯的第三个重大错误是将农民的这种减灾行为、将农民在农闲时节扩大收入的行为当做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标志性错误载入党史,有失党史的严肃和理性形象。党史不应该从犄角旮旯里寻觅一个小素材来指责或否定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即企图用蚍蜉来撼动大树,而应该拿出典型的、鲜明的、有意义的、气势宏大的、能够引发灾难的事例来证明庐山会议反右倾造成了1959年农业粮食减产,从而造成了1959年的灾难性后果。这样才能令人信服地提醒后人对这个“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D.1960年的农业生产高指标与庐山会议反右倾无关

  1960年1月上海会议上国家统计局提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该草案在三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p557)。在该草案中,农业拟定增长12%:“计划拟定,一九六零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粮食、棉花的产量各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该草案显示,国家统计局对1959年粮食产量的统计是5401亿斤。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要在此基础上规划出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5940亿斤,超过1959年自然灾害年景的粮食实际产量(3400亿斤)的74.7%。显然国家统计局的错误统计为1960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打下了基础。

  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提出的1960年农业增长12%的确是一个偏高的指标。但党史要把该指标归咎于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p124),却是毫无逻辑的。因为农业增长12%是在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提出的,即1959年7月20日政治局正式讨论《议定记录》稿记录的是1960年农业增长速度为10%至20%之间:“明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考虑工业增长 20%左右,农业增长10%至20%”(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3天之后,即7月23日才开始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不能用混淆时间顺序来歪曲历史是历史真实性的最底线要求。

  所以历史再次揭示,1960年之后的各种错误不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带来的,而是上海会议中央对1959年粮食产量的虚假统计、对农业形势的错误判断、中央在工业方面的更加冒进造成的。共产党员是襟怀坦白、事实就是的,不能掩盖自己的历史、转嫁自己的错误;历史也不应由笔杆子和文痞随意歪曲。  

  八.不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嫁祸于人民公社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农业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引起中国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遇巨大困难。党史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人口减少”、粮食减少、工农业比例失衡、高指标、“五风”、五个大办等情况全部归结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册》p503)

  党史作者甚至否定三年自然灾害的存在(见林蕴晖视频“三年困难时期”40分处),或者将三年自然灾害缩得很小,将其排列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带来的“灾难性的损失”之后,仅与苏联援助违约造成的破坏并列:“由于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册》p560)

  党史还认定,“大跃进”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因此造成了农业恢复的缓慢过程:“由于‘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破坏太大,即使经过调整、恢复和发展,1965 年的粮食产量仍然没有达到 1957 年的水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册》p741)。

  党史为了缩小、忽略、乃至否定三年自然灾害,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民公社奋力抵抗自然灾害,但是,却高度赞扬1978年安徽人民公社抵抗自然灾害,因为1978年有领导人借着自然灾害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党史的这种编排明显是故意的:掩盖人民公社奋力抗灾是为了掩盖三年自然灾害,掩盖三年自然灾害是要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嫁祸于人民公社,嫁祸于人民公社是为拆散人民公社、为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搭台唱戏(见《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p1035)。否则党史的臆想“‘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就成竹篮子打水了。

  党史还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修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将“灾害”修改为“灾难”。。。

  基于党史对三面红旗的歪曲定性,一些党史作者无不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转嫁给三面红旗;一群历史文痞修墓碑、写小说,炮制各种臆想,撰写口述史、家史、回忆,尽情地歪曲和污蔑三面红旗;还有自称中国脊梁骨、要秉笔直书历史的右派们则直接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历史缩减成三个字“穷、饿、死”,将“三年自然灾害”直接篡改为“三年大饥荒”。

  总之,就是上下配合、内外努力,一定要把“天灾”做成“人祸”,把“人祸”做成“灾难”,把“灾难”做成三面红旗的罪恶;总之,就是要彻底否定三面红旗,为瓦解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为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经济凿坝放水(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册》p610)。

  由此,构陷老一辈的虚假历史就有了“事实和理论”依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超越现实和生产力、掀起“五风”,使得农民丧失劳动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粮食减产、造成全国哀鸿遍野,是“左”的产物,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必须否定、必须失败、必须在农村实行私有化,实现单干和包产到户。这几乎是党史的主线逻辑。后来那个解散人民公社、树立分田单干榜样、搞农村私有化的中央领导人1997年2月就高兴地评价人民公社说:“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结论。”(见《1978历史不再徘徊.序言》)。

  既然党史否定或忽略自然灾害,所以党史就必须为粮食减产编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基础性理由,这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见《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47)》)。但是,谎言却无法掩盖下面的事实:1958、1959年北京也大搞跃进、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没有掀起浮夸风、也没有掀起共产风(见《大跃进中的北京为什么没有粮食高产卫星田》),却在1959年粮食也减产,而且减产率达到全国第一,党史的逻辑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

  那些喜欢将“天灾”做成“人祸”的笔杆子们需要套用党史的逻辑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1959年北京的人民公社农业耕种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例如与1958年相比,施肥量增加94.21%、灌溉面积增加44.21%、农村用电量增加75.89%),却依然大幅度地减产减播呢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0.52%,棉花播种面积减少44.44%,粮食产量减产31.40%,但注意,蔬菜产量增加20.14%)?难道人民公社努力积肥施肥却消极种粮收粮?难道北京农民“丧失劳动积极性”后,蔬菜和粮食竟然有两种不同的生长积极性?要知道,种蔬菜比种粮食需要人民公社付出更多的集体劳动,例如1959年贵阳花溪人民公社的“一亩田,种粮食,一年两季,共需七十多个工,而改种蔬菜的需工一百二十个以上,比种粮食需要增加劳动量百分之七十以上”。  

  九.谎言:人民公社减少播种面积造成1959年粮食减产

  不能把臆想的历史逻辑强加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身上,不能把谎言的锁链套在当年老一辈革命者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亿万农民身上。几十年来,有人极力隐藏自己的历史、有人极力洗白自己、有人极力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错误”之下的错误,有人极力歪曲和诬陷。虽然厚重的谎言已编织完成,但还是能找到一些拼图来还原一些事物的真相。这里有一个流传了近20年的谎言需要揭穿:有人说1958年毛主席根据粮食产量的不实估计,做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是造成1959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记》中记载:“1959年2月15至24日。。。基于对粮食生产的盲目乐观,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关于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大抓多种经营的指示,决定压掉 700 万亩(实压 400 万亩)粮食耕地面积”。(注:能力有限,现有资料中没有查到毛主席“关于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指示)。《党史细节》中又记载:“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由于播种面积的减少,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农民积极性受挫,导致1959年粮食单产量的下降,由此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见罗平汉《党史细节》p226)。将这两段党史放在一起互补,不难帮助坐实前面的谎言。

  事实是,1958年粮食播种面积是19亿亩,1959年中央书记处要求粮食播种面积为16亿亩,比1958年减少3亿亩:“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此时,粮食产量要求在1958年虚假产量的基础上增加40%到73%,但播种面积却要减少16%。要用这样的生产指标实现1959年的一万零五百亿斤甚至一万三千亿斤粮食产量,即使没有1959年的农业自然灾害,中央书记处也有把1959年大跃进带入到沟里去的危险(见“1959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

  但是,更厉害的是,地方的粮食播种面积比中央书记处的规定还要少1.7亿亩,粮食播种面积总共少4.7亿亩。所以1959年1月24日,农业部忧心忡忡地说,即使“达到了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必须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和食油六百万吨的计划才能实现。”(见《1959-02-06-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谭震林则在同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的更直接:“目前各地对少种的看法尚不一致,有的地方少种的步子大了一些。我认为没有高产的实现,不宜少种过多。”(见1959年1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印发谭震林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于是2月6日中央对中央书记处的做法做了一些更正:“凡是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减少过多的省份,都应当再做调整,增加一点。”但是在中央2月6日发出指示后,2月15湖南省依然继续“决定压掉 700 万亩粮食耕地面积”。显然,这个减产的决定应该由湖南省委独自承担,而不应该编造历史,假借毛主席的指示。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不得不绕过中央系统、政府系统,通过《党内通信》将自己的一些意见,以商量的口吻直接传递给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其中的第四个问题提醒各地,在春播、夏收、夏种时不要盲目实行减少播种计划,1959年的任务依然是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两条腿走路:“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1959年5月6日,毛主席修改中央的《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第三条说:“。。。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9年5月6日对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6 月22日毛主席在郑州与河南省委谈话时说:“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上,不要放在少数‘卫星’。”(见毛泽东年谱)

  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汇报中说1959年下半年的秋种面积已经大大超过了1958年的秋种面积:“秋种面积各地安排了六亿四千六百万亩,比一九五八年大大增加,比一九五七年的秋种面积(最高水平)还多二千万亩左右。秋种计划一般已经落实到队,有一半以上已经落实到田。河南、河北等八个主要产麦省市,深耕的冬麦田已达八千九百多万亩,已积的底肥平均每亩合三千斤,麦种准备一般是每亩二十到三十斤,少数是十五到二十斤,个别缺种的可以调剂解决。秋种比较好,这是一九六零年夏季丰收的有利基础。”(见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

  虽然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和其它原因,造成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58年实际减少了1.74亿亩(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p132),但是,1959年粮食减产与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战略性规划“耕地三三制”、“少种、高产、多收”,以及中央书记处急于减少播种面积的危险决策都没有关系了,因为毛主席在1959年4月底就及时制止了中央书记处的这种决策,避免了1959年一场可能的灾难性危机。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含蓄地批评过中央里的一些人:“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见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

  而且1959年上半年总的来讲依然是一个丰收季节,粮食减产发生在下半年。所以,中央书记处1958年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决策对1959年上半粮食产量造成一定影响(上半年人民公社的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一影响),但对1959年下半年的粮食减产没有影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所谓“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由此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是党史为否定大跃进,用农民积极性受挫的谬论再次臆想出的结论。

  1960年刘瑞龙在总结1959年农业情况时说:“在春播和夏播中,各地又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注:即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两条腿),在大搞丰产方的同时,开展了‘见缝插针,寸土不闲’的运动,因此播种面积超过了计划,播种质量也有提高,对提高全年总产量起了极大作用。”(见1960年第二期《红旗》《1960年的农业战线》)。

  很多时候毛主席不仅要帮助地方修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展中出现的偏差,还要帮助修正一线中央领导(主持)大跃进时出现的偏差。毛主席在树立三面红旗的历史进程中,是有“左”纠“左”(如中央书记处表现出的盲目冒进),有右反右(如庐山会议时期出现的否定人民公社言行)。所以,三面红旗不是今天历史判定的“左”的产物,三面红旗始终指引着人民和干部的前进方向,克服着自然灾害和各种“左”和右的干扰。

  最后修改日期:2018-05-12.北京

  

  作者注:

  本文章《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约3万多字,共分上篇、中篇、下篇三个文件。本文件是中篇。希望有志者继续,驱逐一切压迫在人民公社身上的谎言。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上篇》收藏网址见:

  http://www.mediafire.com/file/7cdx17vnw5ocp3v/%E4%BA%BA%E6%B0%91%E5%85%AC%E7%A4%BE1959%EF%BC%9A%E9%81%AD%E9%81%87%E4%B8%A5%E9%87%8D%E8%87%AA%E7%84%B6%E7%81%BE%E5%AE%B3%EF%BC%882013%E7%89%88%EF%BC%89.doc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中篇》收藏网址见:

  http://www.mediafire.com/file/rwdjjj7hl7ee2k4/%E4%BA%BA%E6%B0%91%E5%85%AC%E7%A4%BE1959%EF%BC%9A%E9%81%AD%E9%81%87%E4%B8%A5%E9%87%8D%E8%87%AA%E7%84%B6%E7%81%BE%E5%AE%B3%EF%BC%882018%E7%89%88%EF%BC%89%E4%B8%AD%E7%AF%8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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