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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下篇

2018-05-28 12:10: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假如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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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下篇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人民公社诞辰60周年

 

  序:2018年是人民公社成立60周年。今天当我们依然享受着人民公社遗赠的浩瀚恩泽时,却没有一个地方安放它的骨灰,没有一个纪念碑镌刻它的真实历史。当穿过层层迷雾回望那一时刻,清晰呈现出的是:当新中国遭遇危难时,它没有溃败,而是承担起了最艰难的拯救使命。幸而那是一个拥有伟大领袖和伟大英雄的时代,它胜利了。。。但后来,它作为胜利者被善于编织谎言的屠夫砍去了头颅,所以它也失败了。拨开迷雾,回望历史,我多么想抚摸那个时代,倾听它内心的述说。。。

  

  十.人民公社是抵抗自然灾害的基层单位

  三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遭遇的一次严重农业自然灾害,而人民公社的诞生则是新中国遭遇这场灾害时的一件万幸之事。人民公社是抵抗三年自然灾害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基层组织,这场斗争是非常艰苦和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的,非今天常人所能担负。

  首先,三年自然灾害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破坏强度大,其烈度超过当时农业自然环境的承受力、超过手耕农业时代农民的抗争能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但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达到社会的基本需求。所以普遍缺少粮食储备限制了备荒渡荒能力,落后的交通限制了物资流通能力,农业生产遭灾歉收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三,农业环境十分脆弱,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农业自然条件的影响,用那时农民的话讲“种田,种田,一工二本三靠天”。当遇到长时间、大范围、高强度的掐脖子的自然灾害,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是灭顶之灾;第四,由于粮食产量欠缺,手耕农业效率低下,农业耕种环境脆弱,农村所有的两亿多劳动力都不得不投入到粮食种植上,还很紧张(见1958年10月《毛泽东思想万岁》),而抗击自然灾害必然需要挖掘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第五,正常年景下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供给制度还要担负30%左右的困难户,例如广东花县花山人民公社“在公社化以前,一般每个大队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超支户,比较穷的队里超支户达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而在灾害年景下,困难户将大量增加,这就需要人民公社均衡地、低水平地调配粮食资源,以共渡灾年;第五,虽然中国农业电气化和机械化能力飞速增长(例如1959与1957年相比,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使用的排灌动力机械马力增长450%,大中型拖拉机台数增长127%,联合收割机台数增长174%),但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抗灾需求。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以人力畜力为主、自给为主,抵抗自然灾害要以各自为主,而农业自然灾害极容易造成畜力大量死亡,人力也变得十分脆弱。

  在大面积长时间高强度的农业自然灾害下,粮食欠缺、劳动力欠缺、电力机械欠缺、畜力大量死亡、人力疲惫、困难户大量存在、大量需要统销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环境急需改造、工业依然在扩张。。。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农村灾区的救灾方针是“第一是生产自救,第二是集体的努力,第三才是国家支援。这样三结合,才可以渡过灾荒”(见《周恩来年谱》1964年9月19日)。所以,抵抗农业自然灾害的必要前提就是能够就地动员和组织起救灾力量,而抵抗更严重的农业自然灾害就需要有更强大的基层政治力量挺身而出,组织起更强大的互助协作性的生产力量和进行更广泛的资源统筹。

  人民公社从诞生那天起,就被设计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组合的基层单位,是农村人民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实现工业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基层单位,是大协作、水利运动、农业生产和资源统筹的基层单位。所以天然地,人民公社成为抵抗自然灾害的基层单位,成为中流砥柱。这些是私有制的、股份制的初级社或小规模的、公有制的、单纯经营农业的高级社无法胜任的。事实是,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根本无法战胜三年自然灾害,或者说中国农业所遭受的破坏将成倍地更加惨烈。1959年9月广东顺德县杏坛公社委员会第一书记吕根在总结人民公社抗灾的优越性时说:“公社组织规模大,可以统一调度全社劳动力和物资,组织大协作,即使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如一九五九年的大洪水,也能够依靠公社的巨大力量,战胜灾害;或者使天灾的危害程度,缩得很小很小”。

  庐山会议时,中央就要求依靠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的优越性来战胜灾害:“群众深深懂得:只靠小集体、单独作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互助互利的大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当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应该在抗灾斗争中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见1959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

  1959年8月16日周恩来指出,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水利运动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成倍地减轻了中国农业灾情:“据最近计算,今年农田受到水旱虫灾的面积已经达到5.1亿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在受到旱灾的3.2亿亩农田中,约有2亿亩,已经由于几千万人的坚决抗旱而得到程度不同的灌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威力。这几年广大农民兴修的水利工程,对今年抗旱防涝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的水利工程,约可灌溉农田10亿亩左右。其中能够充分得到灌溉效益的有5亿亩,能够部分得到灌溉效益的有3亿多亩,还有约2亿亩在平整土地、修筑沟渠以后,也将得到灌溉效益。如果没有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大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今年旱灾的情况必然要严重许多倍。”(见1959年8月16日《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1959年8月28日《人民公社万岁》社论指出,是人民公社将中国农业从严重的旱灾威胁中解救出来:“从去年冬季以来,人民公社除了兴修了无数的蓄水一千万立方米以下的小型水库以外,还兴修了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六十个,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下、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一千二百多个。今年我国遇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旱灾和水灾,受旱、受涝的面积达五亿一千多万亩,但是由于人民公社修建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并且最广泛地组织了男女农民同自然灾害做斗争,实行广大范围的大协作,已经使二亿七千万亩受旱农田得到了灌溉,从严重的旱灾威胁中解救出来。”

  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指出,如果没有三面红旗和反右倾,抗击自然灾害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各地人民公社,在总路线的旗帜下,展开了顽强的长期的抗灾斗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一方面也收效极大。各省抗灾斗争都有很大的成绩。以河南的抗旱斗争为例,浇抗旱水四次以上的有三千万亩,三次的二千多万亩,两次的一千多万亩,一次的一千多万亩,共计八千万亩,占全省秋田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如果不是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大跃进,这是不可想象的。已修的水利工程,在今年的抗旱、防涝斗争中显示了极大的作用。例如,安徽治淮工程所修的水库和大跃进中修起的‘河网化’,在抗旱中收效很大;又如,河北省,如果不是由于官厅、密云、王快、岗南、西大洋、横山岭、黄壁庄等等水库蓄了水,天津在今年雨季的状况也将不堪设想。同时,严重的抗灾斗争,也推动了各个受旱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还是以安徽为例,安徽在抗旱中修了水利工程一百五十三处,做了五千八百多万土石方。旱涝虫灾也推动了今冬的水利建设。”(见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

  1960年8月10日中央再次强调,在1959、1960年的抗灾中人民公社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损失:“一九五九年遭受到大面积的空前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今年又有五、六亿亩农田连续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和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损失。。。事实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见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1960年11月3日,由毛主席组织、推动、周恩来起草和毛主席最终修改的十二条指示再次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人民公社在同连续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做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

  但党史却推翻历史,用歪曲和臆想(见《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中篇》)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上册》p499)。党史不是在展示党的历史,而是在向党的历史恶意相向,向三面红旗恶意相向,向老一辈农民和干部的艰苦奋斗恶意相向。这很难让人理解党史自称该书是动用了全国党内外资源、近百人花费了16年的“心血”之作。

  

  十一.人民公社是抵抗自然灾害的中流砥柱

  1959年10月毛主席说:“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见《毛泽东传》p1960)。

  人民公社1959年成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中流砥柱,社员们依靠着自己的双手,既要抵御住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还要夺取粮食丰收,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相互救助。我们可以摘录部分人民公社时期存留的抗击自然灾害的历史片段,重现真实历史:

  湖北石首县团山人民公社1959年调查报告:“。。。在抗旱斗争中,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它能更好地统筹安排劳动力,在团结互助、等价互利的条件下,组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为抗旱斗争服务,因而能激发起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抗灾热情,使他们在严重的灾害面前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全公社投入抗旱斗争的达一万人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除按管理区为单位大力组织协作外,还在全公社范围内,从受旱较轻的管理区和生产队抽调出二千六百多劳动力,自带工具到十个岗地较多、受旱最重的生产队,协助各队大搬江、河、湖水,坚持抗旱斗争。。。在整个抗旱期中,全公社突击增修大小水利工程共达一千多处,其中仅拦河坝就有近三百处。这些水利工程增加的灌溉面积达四万多亩。在车江水、湖水灌田方面,许多地方用十几部到几十部水车,车连车地把水翻上山,其中用五十部以上的水车联合车水的地方就有五处。不难设想:没有人民公社,这样大规模的协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贵州望谟县紫松人民公社1959年调查报告:“。。。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来战胜灾荒。首先,发动社员多种早春作物和蔬菜,以解决眼前的饥荒问题。有种洋芋习惯和经验的白云管理区,大量种了洋芋和荞麦;金星大队成立了专业小队种蔬菜;全社利用闲散地户户种南瓜。接着,在全社范围内实行粮食调剂(公社按价购买或暂借),由还能收得一些谷物的管理区支援重灾区。牛场管理区调出八万五千片谷子,白云管理区调出五万多斤洋芋,支援了青海、松山等四个管理区。各管理区内也组织了队与队之间的调剂,使各生产队在灾荒之下都保证不致挨饿。这时,公社又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不仅组织了人民生活,保证了人人有饭吃,而且实现了有计划地用粮,掺杂吃粗粮,大大节约了粮食,增强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特别是公社组织了广泛的副业生产,人人上山取宝,队队办小厂、搞加工,从九月到年底的三、四个月中,连续组织了大购大销,收购了价值九十七万多元的火硝、药材、土碱等土特产品,大大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并且增加了生产队的活动资金。同时,国家还发放了支持穷队生产的资金六万元。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公社刚成立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被克服了,灾荒被战胜了。。。”

  吉林双辽王奔人民公社1959年调查报告:“。。。王奔人民公社在抗洪斗争中,又一次受到考验和锻炼。一九五九年降雨量六百五十三毫米,西辽河连续十二次洪峰,高达一千零十七秒立方米,河水泛滥和内涝威胁极大,然而公社却安全渡过了数次洪峰,并且战胜了内涝,避免了大的灾害,受灾面积仅有一千五百公顷。而在一九五六年,降雨量也是六百多毫米,辽河涨水内外夹攻,虽然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全民总动员,防止住了外水;可是由于高级社规模小,劳动力调配不开,顾了防洪就顾不了排涝,因而有一万二千公顷庄稼遭受内涝,比一九五九年受灾面积大七倍。。。人民公社的建立,在治水斗争中使上下游的单位和群众更加团结了。如王奔与太平两个管理区,在过去高级社时期常因用水闹纠纷,自从公社成立后双方和好了。一九五九年雨季,王奔管理区主动把损人利己的‘万里长城’拦水坝扒开了,自愿牺牲二十公顷盆地作蓄水池,救出太平管理区三百五十多公顷庄稼没着受水涝。。。战胜洪水的重要因素,还在于公社广大社员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的战斗精神。。。”

  胡乔木1959年11月3日在杭州汇报河北抗旱时说:“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6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160万人上水库”(见毛泽东传p1992)

  1961年习仲勋在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作调查。严重的自然灾害已进入到第三个年头,灾害继续蔓延。此时,长葛县旱灾面积比1959年旱灾面积扩大了13.8倍,但人民公社依然还在顽强坚守中。4月23日调查报告记述到:“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是基本上够用了。问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现在的两三个劳动力,还顶不上过去的一个劳动力。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的恢复很慢,最近虽然增加到每人每天10两(老秤),但是红薯干占了60%上下。加上粮食不干净,沙土多,从大队到生产队再到群众手里,就又少了一些。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50%),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轮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多是老年的情况不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必须坚持劳逸结合,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而在1942年,在同一地方,河南长葛县呈现出的是当地农业失收和农民完全溃败的景象:“一九四二年,坡胡这个地区,曾经遭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旱灾,那年夏天,正当晚秋作物播种时,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结果晚秋作物没有种上,早秋作物收成很少。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因旱灾被饿死的就有四千二百九十六人,死绝了五百二十一户,逃荒出外的一万一千多人,卖掉的儿女有一千零八人。”长葛县董村 “共337户,仅一九四二年,董村就饿死28人,死绝3户,拉壮丁44人,逼死41人,逃荒312人,要饭275人,卖儿卖女31人,扛长工220人。”长葛县西关村“一九四二年饿死96口人,死绝11户。。。有7户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19户外出逃荒要饭。正当群众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时候,恶霸地主李西昌又乘机买田置地,大发横财,霸占农民良田100多亩。”

  

  十二.人民公社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公社是迄今中国农村历史上展示的最赤裸、最公平和最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在人民公社内部建立了适合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的、开放式的、有方向性的结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在外部,它为农村保持与城市的共同携手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组织基础;它在公有经济的基础上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公平地涵养了最多的人口,解决了旧社会遗留的大量就业和贫困问题;它通过从生产队提取小部分积累、社办企业创造积累、以及国家辅助性的帮助,将社有经济收益全部转换为公共财富和生产积累,为所有社员共享,为农村本地的社员经济、卫生、教育、福利事业的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保险和集体互助的双重社会职责;它在等价交换、自愿、协商的原则下实现社内资源的合理调配,既可以集中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又能够分工分业发展经济;它通过集体劳动而非雇佣劳动或股份占有利益及资源的生产方式给社员个体和全体以最大的安全和尊重;它要求基层干部在生产一线参加劳动和分配、精干简政、群众参加管理,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的生产关系、教育关系和社会分工关系,消除了基层的官僚作风和腐败,保持了毛主席培育出的党的三大作风等优良传统,保持了党在基层的领导力和战斗力(陶鲁笳: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它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朴素精神,为优先扩大社会再生产缩减了个人利益;它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担负起了最艰苦时期的创业,向后人默默奉献了无数财富。他们是一群爱国家、爱集体、爱家庭的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觉悟的社员,在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了无数为集体利益作出奉献和牺牲的农民、知识青年和集体英雄。

  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它覆盖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覆盖了最广大的土地。它增强了农村粮食的生产能力、改造农业自然环境的能力、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中国工业化的能力。但这些还只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力方面的优点,发展人民公社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见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早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前,毛主席在制定农业40条时就指出了农民掌握自己前途命运的道路:“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见1957-10-25-《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有了人民公社作为基础,毛主席还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做了很多设想,例如耕地三三制、“少种、高产、多收”、农村园林化、在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农村工业化、公社建立经济中心等。1959年12月16日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十三.农业40条是纲领性文件,不是指标性文件

  上面提到的农业40条,全称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四大基础性文件之一,它是中国第一部规划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今天,它表现出了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党史为了削弱这个历史文件的伟大意义,对它进行了歪曲:“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外,其它各项指标都未能如期实现”。这里,党史用指标方法歪曲该文件只有第一条纲要“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如期实现了,而其它几十条都没有如期完成(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p410》)。党史再次用粗陋的谎言进行歪曲。

  农业40条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背景下,1955年11月毛主席开始制定的,经过党内外广泛讨论和不断修改,直到1960年4月才正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中国农村发展的法定性文件。这个文件的中心是发展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卫生健康水平。文件中大部分纲要指出的是要在农村中开展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而无指标。所以它是一个纲领性文件,而不是指标性文件。文件中规定的很多任务用词都是“争取”、“应当”、“注意”、“尽可能”、“必须”、“基本上”。由于这个文件是面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实现,所以它的一个目的是要“成为动员农民的一个有力文献”。因此,它写得简单明了,大部分任务没有加入指标,以使农民容易了解。如果纲要全文弄得指标太多,过于复杂烦琐,势必会削弱它动员农民的作用。

  党史无中生有地从该文件中编造出指标来指责这个文件失败,然后将失败之名加罪于“全党反‘右倾保守’”,真是一箭双雕。党史把纲领性文件当做指标性文件来妄议,绝非是语文水平差,而是想为摸石头过河做铺垫。事实上,历史文献早已经注明,该文件中的“这些指标应当由国家的各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在经过详细研究之后,作出规定,要为适宜”(见1956-01-25-廖鲁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纲要修正草案中也指出:“本纲要是就全国的范围提出的。各地方以至各合作社的情况存在稍许多的差别”,因此从省到合作社“应当根据本纲要,按照本地方、本合作社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经过群众路线,分别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见1957年12月25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由此可见,农业纲要是和指标剥离开的,纲要提出的是任务,而实现任务的指标是在各时间段由国家和各地方在各自的计划中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逐步制定的,而不是在纲要中一次性展现的。党史对“反右倾保守”表现出了不正常的精神过敏。

  即使文件中一小部分带有指标的纲要(如第二条纲要规定的有条件的地区粮食产量要过黄河跨长江)没有在全国实现,也与“全党反对‘右倾保守’”无关,而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中国农业各个方面的收缩、倒退和发展滞后,从而造成指标的延迟实现。例如,人民公社在自然灾害中为了加强粮食生产,不得不将其它领域的劳动力转入到粮食生产一线。而且,党史也不能无端指责说指标是“超越实际可能性”的,因为浙江省“1966年,全省粮食亩产达到874斤,提前一年实现了《纲要》的指标,总产量突破1000万吨”(见《江华传》p273),北京1965年提前两年“平均亩产四百二十斤,首次上‘纲要’”(见《京郊三十五年》p11)。。。

  

  十四.人民公社遗赠给后世的浩瀚恩泽

  人民公社共存活了二十八年(1958-1985),在经历了5个五年计划(1958-1982)、在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时(1983年),人民公社用3年时间被解散了(1983-1985)。即使人民公社被解散,在余下的33年里,对人民公社的诽谤和诅咒愈演愈烈。

  为了缅怀先辈,在人民公社诞辰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记忆起人民公社在我们身边留下的浩瀚恩泽,无论是敬仰还是诅咒、无论是拆解人民公社组织还是窃取人民公社桃子的人至今都在享用着或依赖着它的无私馈赠:在北京,人民公社仅水库贡献就有,怀柔水库、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海子水库、崇青水库、德胜口水库、王家园水库、唐指山水库、雁栖湖、南庄水库、田庄水库、天开水库、栗榛寨水库、银治岭水库、桃峪口水库、北台上水库、响潭水库。。。

  当然,以上这些水库还只是大跃进期间农民用双手为北京修建或建成的一部分,北京到1984年修建的水库已达八十五座(《京郊三十五年》p236)。在全国,整个人民公社期间农民们遗存给我们后代的是水库8.6万多座,水闸2.5万多座,堤防16万多公里,塘坝640万处,总库容4000亿立方米,还有更多数不清的漫布于农田之间用于农业灌溉和排涝的河道沟渠,农田灌溉面积超过7亿亩,万亩以上灌区52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7000多万马力,水电装机容量2098万千瓦,小水电站近700万千瓦,机电井200多万眼,开辟了淮河和海河的洪水出口,它还参与了黄河、淮河、海滦河、长江、珠江、松花江、辽河等七大江河的改造、水库建设和资源开发,全国主要江河初步建成防洪体系,大部分地区初步控制了旱涝灾害,水稻、小麦、大豆、棉花的良种面积已分别占播种面积的80%、85%、60%、75%,机耕面积已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5.4%,除涝和盐碱地改良面积已达76.6%和57%,15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将近三分之一得到治理。还有籼型杂交水稻、玉米中单2号、棉花鲁棉1号等为代表的高产优质的农业种子。。。(见《钱正英水利文选》,《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

  这些绝大部分创建于人民公社时代的水利设施和基础农业环境,是农民整整25年在极为艰苦环境下,不计个人得失,花费了巨大努力建成的。而且几乎所有中小型水利设施是人民公社用自己的积累自主自助自费建设的,国家和地方投资的中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也是依靠农民无私参与甚至自带干粮建设的。25年中,每到冬春农闲,人民公社都要组织和动员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种草种树、坡改梯田、闸沟打坝。这些水利设施和农田改造已经足以抵抗一般水涝旱灾(例如1978年同等规模的一次大旱灾)、可以保障中下游广大平原地区人民、农田和城市的基本安全,它已能够用灌溉面积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提供全国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二、全国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的四分之三,彻底改变了“南粮北调”的顽固历史(见《钱正英水利文选》)。

  人民公社时期遗留的水利建设事业,至今都在不断地为我们后人提供着防洪、灌溉、防旱、除涝、水土保持、人畜饮水、水力发电、城市供水、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等经济效益,其直接经济效益至少已达到上万亿元(见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这还不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向城市化进程提供的各种农产品、以极低的价格付出的劳动,以及城市用农业积累的资金进行工业化的建设。“据各有关方面统计,仅1952年-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5824亿元,通过税收提取1044亿元,合计6868亿元,超过1987年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见《钱正英水利文选》p99)。人民公社仅用了20多年就多快好省地孕育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孕育出钢铁、机械、化工、煤炭、电力、石油、轻纺等传统工业,建立了汽车、飞机、电子、原子能、宇航、石油化工、合成材料、自动化仪表仪器等新兴工业。人民公社是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母体和起点。

  所有这一切,哪一个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辈和农民先辈们用一生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超越了几代人的努力,将一个百年积贫的庞大农业国改造成一个工业国,为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为人民公社的未来画下了最美最好的图画,也为后来摘着桃子、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赌咒人民公社的转轨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人民公社的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历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历史,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壮烈历史。它记录了新中国一次磅礴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其规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记录了先辈们对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巨大热情和希望,记录了5亿农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为之奋斗牺牲的追求。毛主席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歌颂了5亿农民忘我奋斗的凌云壮志。

  但是,党史认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将人民公社发展中、探索中出现的各种错误都归源于这个本质错误,所以认定毛主席对大跃进中偏离总路线的任何纠“左”反右都是无谓的,要为所有的“灾难性”错误承担责任。所以,要彻底纠正所有错误就必须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党史这种荒谬逻辑无法解释人民公社能够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纠正“五风”并取得大跃进的伟大胜利;无法解释三面红旗在毛泽东时代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部分;无法解释人民公社能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全世界21%的人口;无法解释是人民公社的奋斗奠定了中国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无法解释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人民公社时期创建或完成的;无法解释人民公社在保障人口净增长4.12亿的情况下(从1958年到1985年的28年中)粮食亩产由195斤增长到464斤,年人均口粮由603斤增长到716斤;无法解释人民公社消灭了农村百年贫困,基本解决了农民吃饭穿衣问题,使农民摆脱了饥饿、病魔、天灾的威胁;无法解释人民公社建立了覆盖90%农村人口的免费或低费用的初级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无法解释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比同等收入国家高15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这其中82.1%的人口依然还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见《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by李玲 江宇,《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钱正英水利文选》)。

  难道历史的逻辑会告诉我们错误的事物能不断孕育产生伟大而正确的结果?脑子有病吧。

  

  十六.人民公社是记载中国农民艰苦、勇气、与奉献的丰碑

  尽管党史将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强加于人民公社,并不断用高指标、“五风”、大炼钢铁、公社食堂、粮食歉收、发展失衡、庐山会议反右倾等纠缠大跃进中人民公社,但是,在梳理被掩盖的历史后,强势的谎言开始变得丑陋,躲在谎言背后的一些人变得猥琐。真实的历史表明,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在于它在长期极为艰苦的困难面前凝聚和保持了亿万农民团结的力量和热情、成倍地减轻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并尽其所能地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于它在百年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面前寸土不让,寸土必争,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见196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在于它苦苦地支撑住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建立起的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基础(见周恩来1963年11月15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问题》);在于它克服了各种困难,积累了经验,为后人揭示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促进的协调机制和经济利益共享的分配关系,为下一代人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人民公社从诞生之日就有人试图否定人民公社,他们主要是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他们利用人民公社发展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来歪曲和否定人民公社。1959年12月17日吉林省汪清百草沟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说:“由于人民公社是一个新事物,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经验,开始时期发生了某些权力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等缺点,这本来是难免的。绝大多数的社员,对于这些缺点,抱着既批评又体谅的态度。他们说:‘生孩子是喜事,肚子还得疼一阵。象人民公社这样的新事情,发生这么一点缺点,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那些反对人民公社的人,却抓住这些枝节性的难免的缺点,进行造谣破坏,企图以此来煽动群众,破坏生产。。。为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击退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的污蔑、攻击,公社党委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从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入手,开始了整社工作。组织广大社员,以事实驳斥了各种谣言,并以建立公社后所取得的成就,向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对于一些不法地主加强了管制。同时,广泛地向社员进行宣传教育,说明今天的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高级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然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向群众宣布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初步整顿了食堂、托儿所;强调了管理民主化,紧密结合冬季生产,深入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样,澄清了群众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生产高潮掀起来了。社员的劳动出勤率,一般都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劳动效率也大为提高,全公社的积肥日进度,由五千多车增加到一万多车。”

  历史真相表明,人民公社成长中所产生的缺点或错误是在执行正确方针路线中各方面产生的,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认识、偏离了真理,偏离了总路线,还有一部分错误的来源和原因现在还看不清楚。周恩来将这一段时期出现的问题比喻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摸索学习、获取经验的过程(见1963年11月15日周恩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问题》),周恩来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时说“过去确有力量大跃进,但是许多规律,如农轻重、综合平衡、城乡关系等等,在顺利的情况下,都忘记了。规章制度该破的破了,不该破的也破了。总之,搞过了。真理过了一分,就为谬误”(见1962-06-08《周恩来军事文选:备战整军》)。毛主席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时说:“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见1960年6月18日《十年终结》)。

  1961年9月21日周恩来在向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介绍中国情况时说:“中国三年来灾害确实很大,但我们尽力采取了有效措施来克服困难,保证继续前进。我们所以能够战胜灾害,是我们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我们建设的成果,使我们取得了更大的力量。在我们高举‘三面红旗’(注: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是在克服缺点和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见《周恩来年谱》)

  1962年6月8日周恩来在谈到大跃进时说:“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见《周恩来年谱》)。曾经饱经战争风霜的周恩来对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敌人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见当时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老一辈革命者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经历了何等的艰难困苦。

  再回到艰苦卓绝的人民公社之初:

  1959年中国开始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生产遭灾歉收,大跃进遭遇严重困难,在大跃进中诞生的人民公社成为奋力抵抗自然灾害的基层组织、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组织起来的农民几乎在用人力之躯顽强地抗争着,许多农民饿着肚子、害着浮肿病还在田间集体劳作,他们努力生产自救、互助互利、患难相扶,他们自己节衣缩食,向农业灾区、经济作物区、城市供给着食物,挽救着更多人的生命,支撑着国家工业化的跃进,他们再次成为背负国家困难与希望的脊梁,人民公社成为记载中国亿万农民艰苦、勇气、奉献的丰碑。u

  主要查阅资料:

  《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1995年

  《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1960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

  《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20卷》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1960年11月3日

  《长葛县志》1991年12月

  《毛泽东年谱》(1958-196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3卷》

  《毛泽东思想万岁》

  《纪念敬爱的周恩来书籍合集》

  《红旗》杂志

  《钱正英水利文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彭德怀研究资料辑录--共有124份资料》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

  《变局 中共七千人大会始末》李素华

  《1978年 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by李玲 江宇

  https://wenku.baidu.com/view/fdc9d305cc17552707220833.html

  《“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作者:假如是你

  文档修改时间节点(仅记录了一小部分时间点):

  2013-5-22,7-12,7-27,7-30,8-06,8-17,8-20,9-2,9-11,

  2017-07-26,08-07,08-10,09-01,09-19,10-16,

  2018-02-22,03-04,03-05,03-25,05-15,05-27

  作者注:

  本文章《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约3万多字,共分上篇、中篇、下篇三个文件。本文件是下篇。希望有志者继续,驱逐一切压迫在人民公社身上的谎言。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上篇》收藏网址见:

  http://www.mediafire.com/file/7cdx17vnw5ocp3v/%E4%BA%BA%E6%B0%91%E5%85%AC%E7%A4%BE1959%EF%BC%9A%E9%81%AD%E9%81%87%E4%B8%A5%E9%87%8D%E8%87%AA%E7%84%B6%E7%81%BE%E5%AE%B3%EF%BC%882013%E7%89%88%EF%BC%89.doc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中篇》收藏网址见:

  http://www.mediafire.com/file/rwdjjj7hl7ee2k4/%E4%BA%BA%E6%B0%91%E5%85%AC%E7%A4%BE1959%EF%BC%9A%E9%81%AD%E9%81%87%E4%B8%A5%E9%87%8D%E8%87%AA%E7%84%B6%E7%81%BE%E5%AE%B3%EF%BC%882018%E7%89%88%EF%BC%89%E4%B8%AD%E7%AF%87.doc

  《人民公社1959:遭遇严重自然灾害(2018版)下篇》收藏网址见:

  http://www.mediafire.com/file/dj0hjzb2f8a6a58/%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5%2585%25AC%25E7%25A4%25BE1959%25EF%25BC%259A%25E9%2581%25AD%25E9%2581%2587%25E4%25B8%25A5%25E9%2587%258D%25E8%2587%25AA%25E7%2584%25B6%25E7%2581%25BE%25E5%25AE%25B3%25EF%25BC%25882018%25E7%2589%2588%25EF%25BC%2589%25E4%25B8%258B%25E7%25AF%258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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