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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在大集体复收小麦

2018-08-12 07:30:2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伏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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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收”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十分陌生了,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大农村,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尤其对那时候年龄在十岁左右尚不能参加大集体主要劳动的小孩来说,更是印象深刻。当然,这个在那时候看来很时髦的名词主要是针对农村人而言,城里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那时正是人民公社下的大集体年代,以生产队为最基本单位的集体体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实话说,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经历那样一段特殊岁月,留存那样一段特殊记忆,至今想来,依然让不少人倍感温馨与幸运,依然觉得回味无穷,依然让人难以释怀。

  所谓复收,简单说就是第二次收获。具体说就是收割季节对无意无奈之中拉下的庄稼的回收。这是集体劳动中特有的一种劳动形式,主要体现在农作物收获季节。那时候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苞谷红薯豆类作物等。而这些农作物中最能表现出复收这一形式存在的当然非收获小麦时候莫属了。每年农历四月以后,随着芒种节令的到来,天渐渐热起来,知了开始不知疲倦地从早到晚发出悠长的嘶鸣,树叶越来越肥厚青翠浓密了,树荫越来越硕大凉爽了,只有在夏季里在出现的黄鹂躲在稠密的树叶间开始用百转千回的优美声音不间断地提醒着人们要割麦了。常言说,麦熟一晌。临近芒种那些天,地里的麦子真是一天一个样。倘若这时候突然下一场小雨,麦子颜色的快速变化简直有点令人猝不及防。昨天还隐隐泛着淡绿色的麦子,一夜细雨之后,第二天就全部幻化成一地金黄。焦了头的麦穗密密匝匝,万头攒聚,在微风吹拂下,荡起一层层迷人的波浪。

  那段日子里,三夏收割的会议不知道已经开了多少次。公社大队生产队接连召开的会议,主题就是安排部署收小麦工作。那几天,公社和大队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几乎全是抓紧三夏收割的内容。公社大队的干部们也都手拿镰刀,脖子上围着毛巾,到自己分包的大队生产队里巡回查看麦子成熟情况,督促麦收工作。

  在生产队安排割麦的会议上,气氛热烈,分工明确,责任具体,全队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各司其职。青壮年男女劳力是麦收的主力军,他们男女搭配,分成几个麦收小组,由生产队的干部分别担任各小组的负责人。哪一天割哪块地,割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都要一一交代明白。一般情况下,麦子割完后天气若晴朗,就要不失时机由专门负责拉麦的小组及时把已经捆成捆的麦子拉回到村里的稻场上。若割麦过程中遇到下雨,应立即停止割麦,以最快速度把割好的麦子垛在方便牛车拉车进出的地头。村里稻场上留有专人,他们具体负责把拉回的麦子或散开继续晒,或者直接垛起来。队里的几个掌鞭有三个任务,一是负责把割好的麦子从地里拉回村里;二是腾出的空地要抓紧犁好,做好秋播秋栽的准备工作;三是天气一好,负责打场的时候碾压麦子。年纪大的妇女,除了在家看护小孩外,另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做饭烧茶。干活的人们,半晌里歇歇儿的时候,都会有家里老人送去茶水或者刚打出的井水,也有个别家庭会把家里煮的黄酒兑上凉水送到地里让割麦的人们喝。有时候,麦地距离村子太远,老人们送茶水不方便,队里就拍专门的壮劳力到附近的井里担两挑井水供大家喝。

  学校在割麦季节都有专门的麦假,所有老师由大队统一分配到各生产队参加收割工作,学生们回到各自生产队听从队里安排。初中学生一律参与麦子收割工作,小学生们成立专门的复收小队,负责把大人们割麦时拉在地上的零散麦子捡拾起来。自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担任我们队里复收小队的队长。按照生产队要求,复收小队跟随收割人员行动,收割小组在前边割麦,我们在后边捡拉下的麦子。每天一大早,我们就随着队里干部喊上工的声音和大人们一起起床,然后很大人们一起下地,中午和晚上跟大人们一起收工回家。队里给复收小队下达的任务是必须捡净所有拉下的麦子,每个人所捡麦子自己负责管理,收工后由队里拉麦子的人负责拉回去,在稻场里由我这个小队长统一负责过秤并登记,每收十斤记一分。

  村里能参加复收工作的小孩有十几个,我们按照学校放假时的统一要求,每次上工的时候都要站成单行纵队,跟在大人们后边,一边唱歌一边行走。那时候学校里的队列训练十分及时认真,大家都养成了良好的队列习惯,前后顺序按照个头高低排列,小个在前高个在后,谁也不许越位。每次从村里出发时都要唱着歌,那时候的歌大都高亢雄壮,类似进行曲,很有节奏感,适合边走边唱。因此大家唱起来显得很精神,也很神气,那一刻似乎自己就是电影中那些令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唱得最多的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业学大寨》、《红旗飘飘军号向》、《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公社小社员》、《路边有个螺丝帽》、《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童稚纯净的声音,简捷明快的节奏,有条不紊的队列,活泼欢笑的嫩脸,一时间成了村子里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惹得大人们称赞不易。更让那些小孩子们眼气得不行,他们互相拉扯着喊叫着紧跟观看我们,时而跑前,时而跑后,眼里露出羡慕不已的亮光。有几个五六岁的小孩,硬是哭喊着要加入到我们的队列里,没办法,我们只好答应。他们一旦走进队列里,也都装模作样起来,使劲儿拿出一副副郑重其事的样子,挺着胸,仰着头,努力把步子迈大,鹦鹉学舌一般跟着我们唱。由于吐字不清,调子拿不准,咋看咋听样子都很滑稽,惹得所有人都止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捡麦子没有技术性,但需要眼明手快,动作麻利。由于麦子全拉在地上,横七竖八的,需要弯下腰一个一个捡拾。手脚笨的,半天捡不起一棵麦子来,手脚麻利的快得如鸡叨食似的很快就能捡拾一大把。在参加复收那几年里,我几乎年年都领先村里其他伙伴,我捡麦子的速度可以说是飞快。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都捡不过我。常常我捡三把麦子,他们只能捡两把,有的连两把都捡不了。每天早上和上午下午两晌,我捡的所有麦子加起来都在一百二十斤左右,其他的孩子能达到一百斤的就很少。按照十斤一分,我那些天每天创造的劳动价值抵上了壮男劳力,因此也引得那些割麦的女劳力们叫屈不已。他们冲着队里干部说道,一个小娃子干一天都比我们挣的工分多,这不公平。队里干部一听便笑着说,眼气了,你明天不用割麦了,也跟着他们捡麦咋样?说话的人瞪了干部一眼,故作生气地回应道,可行,明儿俺们都去捡麦,割麦的活儿你一个人包了算了。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每一年麦收季节,包在我们队里割麦的老师,对我都十分赞赏,他们夸我不仅在学校里学习好,回队里干起活来也是第一。村子里的大人也都欣赏我,割麦空隙大家休息的时候,总有人喊着让我给大家唱两支歌,或者讲几个故事。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看连环画,脑子里确实装了不少故事,在队里那一波前后出生的孩子中,只有我在学校里担任主要班干部,也只有我的学习成绩次次都占班里第一,每学期期终放假的时候,一个队里的学生中也只有我能拿到一张五好学生的奖状。只要大人们有要求,我基本上有求必应。有时候拉上其他伙伴一起唱歌,有时候干脆自己独唱,我们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快乐,所有人都在那一时刻放松了身心,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我给大家讲的故事,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有的大家听说过,有的大家没有听说过,不管听过没听过,大家都爱听,这也给了我以极大的鼓励。每一次讲述完毕,在大家的夸赞声中,我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与自豪。

  每一年割麦工作完成后,生产队要对参加三夏收割的学生一一作出鉴定汇报到学里。学校开学后的第一道学生大会上,校长都要对三夏收割工作中表现好的老师学生进行表彰,而我几乎年年都位居受表彰者之中,这也是令我很感高兴的事情。

  麦子全部收割完毕,每块割完麦子的地里在秋播之前,是不允许谁私自到地里单独捡经我们复收后所剩不多的麦子的,必须由生产队在某一时刻特别多在中午吃饭前后,由队长或副队长忽然在村子中间大声喊道,都到某某地里放轰了。正在吃饭的人们一听,立即扔下吃完没吃完的碗筷,喊上一家人中能劳动的大人小孩,飞奔着向地里跑去。放轰的意思就是放开了不受限制地捡拾地里拉下的麦子,谁捡属于谁。那时候由于缺少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耕作,一亩地人们多花费了比现在多十倍二十倍的劳力,可收获来的粮食却不及现在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因此能在队里所分的粮食之外捡上三五斤麦子,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也算不小的收获。

  放轰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见了我都喜欢开玩笑。他们说,你们咋把麦子捡恁净,要不是大家不都能多捡点?我笑着回应道,我们捡回的麦子不都交到生产队了吗?到了还是要分给大家的。他们一听笑了,不怪反而夸我说,到底学习好,这话说多好呀!

  我上四年级那年,包在我们队里割麦的老师是我们学校里的袁校长,他大儿子和我同班,我们关系很好。在班里,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大儿子要好,那时候我还担任主要班干部,袁校长对我很熟悉。袁校长个子不高,白净面孔,讲话声如洪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很负责,既和壮劳力们一起割麦,也时刻没忘督促我们认真复收。每天下地的时候,他都事前从三四里地远的学校赶到我们村里,最先到我家喊我叫上复收的小伙伴们。在学校里,我有点怕他,一开始和他说话总是有点紧张。他见我这个样子,便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怕啥呀?我不吃人嘛。你还是班干部哩,咋就没有和人说话的胆量?为了减轻我的思想压力,他不喊我的学名,和村里人一样直接喊我的小名,这倒让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袁校长出身在父母都是公职人员家里,从小基本没干过农活,他割起麦来明显有点吃力。村里人看他那样子,总是劝说着不让他割,他坚决不同意,一定坚持要与大家一起割。没办法,队里干部便有意给他安排点其他事情做。譬如说,割麦的时候记工分是按麦个子数计算的,队长便对袁校长说,你当校长的,账头清,先不割了,就负责把大家割的麦个查清楚记下来。袁校长不依,对队长说,不行,你们不是有记工员吗?队长说,人家记工员嫌光记工挣的工分少,说你是吃国家粮的,不要工分,就吃点亏干这个吧。袁校长无奈,只好答应。可是查麦个需要不了多少时间,袁校长很快就完成了。他却一刻也不闲着,就走近我说,我也跟你们一起捡麦子吧。说着,便和大家一起捡起麦子来。开始的时候,他要把自己捡的麦子给我,我说啥也不要。最后他就把自己捡的麦子直接扔到队里拉麦的车上。

  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原校长担任校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处事公平,深得师生尊敬,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直到今天依然不能忘却。

  到了秋天,苞谷红薯豆类作物依次成熟,秋收与秋播时节,学校还要放秋假,同样要求学生回家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苞谷穗子稀少,目标也大,一般掰完后不会落下多少,也就不需要复收。豆类作物也不似麦子,它们是藤秧作物,撕搅在一起,一般不容易拉下。只有红薯埋在土中,指望一遍过去是很难起干净的。但红薯不像小麦那样,前边收割与捆绑,再小心也会拉下不少。红薯即便会遗留一些,数量也很有限。红薯起完后,就要开始秋播。队里在秋播前,也是不允许谁独自到地里复收遗留红薯的。只有秋播的时候,队里专门指派一人跟着犁地的掌鞭,掌鞭前面犁地,被指派的人在后面捡拾遗留下来被再次翻出的红薯。这些捡拾的红薯最后集中在一起,再由会计统一按人头分到各家。这一遍复收过后,仍有部分遗留的红薯在地里,我们这些无事可做的小孩子便有了活干。每天上午下午,大家都带着锄头和大小不一的框,到红薯地里分散开来扬起锄头开始攀挖,谁都希望能够挖出一两个或更多的红薯来。

  复收红薯,我们这里通俗说法叫溜红薯,谁溜属于谁。至于溜字咋写,没人能考究出来。只知道溜的意思是在收获之后复收剩余之意。后来这活儿反倒成了小时候很喜欢干的活儿,留给了我很美好的回忆。

  溜红薯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在哪里溜红薯。选择一定,所有人便分散开来,互相嚷嚷着,各自忙不停地攀挖。谁要是在攀挖了很久突然挖出一个较大的红薯,那情不自禁的一声惊喜喊叫喊,绝不亚于摸彩票中了大奖,更像运动员经过紧张的比赛之后终于得到了一枚珍贵的奖牌,激动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会招来同伴们一阵阵咿呀咿呀的羡慕之声。

  大家干一会儿,玩一会儿,有时候也会拿各自的劳动成果小赌一把。最常见的就是玩撂桩。啥叫撂桩?这是我们这里农村孩子常玩的一种传统游戏。具体说来就是事前在某一地方堆起来一堆土块,各人都兑上相等赌物,然后大家手持相同的东西站在同一地点统一距离处往桩子上扔。全部扔完,看谁扔的东西距离桩子最近就算谁赢,所有兑上的赌物当然也就归谁所有。

  撂桩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游戏,手段差的,没几下就会赌掉自己辛苦大半晌好不容易得来的劳动果实。手段好的,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能赢满满一大筐红薯。玩这个游戏,关键需要你对手中所持东西的分量要把握准确,也要对站立点与桩子之间的距离判断准确,还要正确使用力气,过分用力与用力欠缺都是要输的。但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整个过程大家都是十足投入,都难掩无比的快乐。赢了之后的欢叫声,失手之后的懊悔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特有的欢乐气氛,打发着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这样的游戏玩耍一阵,所有人都感到乏味了,大家便开始寻求其他游戏形式。摔跤,追逐,狼吃猪,逮羊逮,野鸡翎等游戏便轮番着玩,一直玩到快吃饭了,大家才㧟上框子扛上锄头往家里赶。实话说,秋假对参加不了大集体劳动的小学生来说,真是一段十分自由快乐的日子。

  大集体解散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的孩子们由于种种原因早已远离了田间劳动,再也体会不到那时候我们这代人所能体会得到的那种劳动感受与快乐了。然而,作为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一种全新社会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应该是幸运的,儿时的那些经历也是值得自豪的。尽管而今想起来心里对世事的变迁难免有某种失落与惋惜之感,但我们毕竟有过那样一段永远难忘的美好经历,仅此一点,也自感不虚此生了。

  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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