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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些事儿

2018-09-18 11:51:1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范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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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些事儿(上)

  据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文革的起因。怎么叫阶级斗争扩大化、这阶级斗争扩大化又“扩大”了多长时间、扩大到什么范围、扩大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吧。

  一、成分是怎么划分出来的

  关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比提出阶级斗争学说的创始人英明的是,洞察和揭示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规律,因而才为近两百年来好多好多这“家”那“家”所不认同不乐意不接受。其实,窃以为,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太可能逾越的阶段,否则,人类社会不都能是“圣贤”都能是“千古公者”?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一部分人能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条件就会具备,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就会难以相互包容而“和谐”不起来,由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导致的阶级斗争,也就以多种形式延续至今而且还将延续下去,除非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全面建成并得到完全巩固那一天。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求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的告诫符合不符合历史事实,实践已经提供了答案而且还在继续给出,那阶级斗争凭什么“斗”、又是怎样“斗”的呢?俺先说说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建国初期这阶级成分是怎样出来的。

  我于1971年去西双版纳,在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开发热带作物”种植橡胶。由于所在地勐腊等好几个边陲县内民族杂居,建国后民主革命进展较快,划分边民家庭成分的工作做得不够“过细”,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最大限度调动积极性,因此,1971年五月起,云南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后决定在这些地区开展一次“阶级复查”,勐腊县成了先行一步的首个“试点单位”。在省委的直接指导下,勐腊县委集中了本县的大部分干部,选调了我们建设兵团的人员,举办了有近三百人参加、为时一个月的大型学习班,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重点是接受政策培训。受训后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掌握的总政策,懂得了如何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学会和把握。当年有省委工作组、县领导和军代表为我们轮流授课、一再强调的这些工作准则、基本方法,至今还尤响耳边。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试点县”的“试点”公社——勐捧人民公社的查松版(也有说扎苏版的,是哈尼族兄弟的称谓)大队,居住在大队部,以“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为起步熟悉情况。

  才到达边疆四个月,人生地不熟,与但因为我出生农村,在农田干农活不在话下,而且,我牢记的是毛主席“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的教导,赤脚下水田,抗锄上山坡,因此,很快就能与哈尼族父老乡亲们打成一片,更何况,这个寨子里曾经驻扎过解放军的多批战士,年轻一代基本掌握汉语,尤其是大队书记和大队长,文化程度不高但汉语都很流利,因此,与他们交往困难不是太大。

  复查工作的第一步是政策交底。因为白天忙着除草播种收割脱粒,因此,我们都是利用夜晚,一次次连着召开社员大会,先是宣传复查工作的目的意义,消除社员对“复查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的猜测和疑虑,然后,是把什么是地主(生活全靠剥削收入,家庭成员无任何人参与任何劳动)、富农(剥削收入超过年收入15%、家庭成员中有人下田劳动)、富裕中农(有轻微剥削但剥削收入在全年总收入中的比例不超过15%)、中农(有一定生产资料,基本自给自足,不剥削他人也不受剥削)、下中农(自给不足受轻微剥削)、贫农(无生产资料,有时靠出卖劳动力求生)、雇农(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政策界限与具体规定细则原原本本地告知于全体社员,让每家每户知晓划分和确定成分的依据,是看“这一家”在解放前三年中(主要是1950 、51、52年)有没有过剥削的行为或者被剥削的经历,家庭成分是根据剥削或被剥削状况确定的,与家庭成员的政治态度和人所拥有的生活资料没有什么关系。在了解政策后,社员群众的情绪普遍上是积极的,对我们的工作是支持的,每天晚上生产队长一吆喝,整个队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第二天也没有谁耽误出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平稳行进。在此基础上,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保证不有错必究,有漏必不补,防止将错就错,大队还主导各个生产队建立了复查群众代表工作组,一是协助我们调查每家每户解放前三年家庭成员构成、经济来源和收入状况,二是围我们提供有划轻或划重疑议的对象,便于我们弄清事实查明原委。从8月中旬起,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挨家挨户上门访查,认真听取回忆,收集原始资料,然后与群众代表工作组一起比对、核查,发现有误或遗漏再行排摸,踏实、细致地做好“自报、公议”这些“小范围”的工作后,我们才张榜公布,再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审核,进一步征求意见,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到十月下旬才转入造册填表,为每家每户建立了档案,整个大队近200户人家,本来就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只有1户富裕中农。复查查明,这户富裕中农在那个阶段中虽有“轻微剥削行为”,但剥削收入只占家庭全部收入的不足百分之五,当初是因为他家的日子比较好过才被认定为“富裕中农”的,我们查明查清后据实划为“中农”,群众没有异议,这个大队的复查工作于十二月上旬画上句号。

  我参加阶级复查的第二个大队,叫坝荷,属于勐腊县麻木树公社,因为这个公社组建得晚,因此也被称为“新公社”,听说现在叫“关累镇”了。那里地处澜沧江畔,晚上入睡前能听到澜沧江的涛声。这里虽然也是哈尼族,但说话口音与原先查松版的有点不一样,大队专门为我们配了个翻译,名字叫则沙,参过军当过班长,汉语说得不错。72年2月上旬到勐腊县集中后,我们在公社学习了几天,就又要下山寨去“三同”了。背着行李出发那天早餐时,公社领导一再告诉我们尽量多吃点,虽然只有腐乳,但我还是吃了两大碗米饭。一路上,翻山越岭没见到村落寨子,渴了对着竹管喝几口山泉,只是肚子在不知不觉中饿得慌,到晌午时刻才进入驻军连队的一处蔬菜基地,带队的段副指导帮着为我们张罗了饭菜,大米饭、熏肉片炒莲花白(卷心菜),管了我们饱。休息片刻又出发,一直到太阳下山感觉着澜沧江江风的凉意,才到达了段副指导员的连队所在地,段副指导员为我们安排了宿舍,我们洗浴一番倒头就睡,片刻就都打起了呼噜,起来吃水饺已经八点半了。第二天大约又走了个把小时,才到了目的地帕良生产队。

  帕良寨坐落在山坡上,全队53户,当时有地主1户,富农2户,富裕中农3户,因为这里与缅甸一江之隔,国民党残匪曾经过江骚乱,寨子里有为之通风报信者、送饭送菜者,所以还有几个成分不高却戴着“坏分子”帽子的,情况较为复杂。与我同组的朋友不知耐不住人生地不熟的寂寞,还是心理紧张了,第三天说忘了什么东西而向段副指导员告假要去取来,结果就再也没见到他,复查工作就由我一人承担了。因为有了经验,也能听懂点哈尼语言,再加上翻配合得力,还有段副指导员派人夜间巡逻关心,因此,我既不紧张更没慌乱,按照既定部署照常开展。在宣讲政策的同时,我挨家挨户上门收集第一手资料,主持成立了贫协小组,召开了许多个座谈会,在了解情况中发现疑问,提出问题,排模梳理,查明实情,还每家每户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调研中,我着重听取贫协小组对3户地富的反映,得知这里解放前因为曾经有个国民党军的连长在此称王称霸,这几户的当家人拍他马屁阿谀奉承,也依仗着得点小便宜做了些蠢事坏事而激起民怨民愤,国民党军连长逃之夭夭后,这几颗“坏瓜”就成了寨子里出气的替罪羊,被划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还有3户“富裕中农”,那时虽然只有受剥削的份儿,但因为跟着跑过些龙套而也被划高了。由于政策交底原原本本做到了家喻户晓,“自报公议”心里都有了谱,因此整个生产队人心平稳,大伙儿白天忙生产,晚上配合我们搞复查,没有任何冲突或波动,几户“重点对象”在了解政策后,也都如同服用了“定心丸”,男女老少对我不再敬而远之躲躲闪闪。整个寨子,我走到哪一家,都受到热茶相待,后来,则是坐下就敬酒(哈尼族兄弟自己酿制的包谷酒),不喝上三杯就不谈正事儿。复查工作在平稳中如期推进,帕良寨没有地主富农,最高成分也就是1户上中农,报批上级、张榜公布后,最为激动的是小伙子阿二,由于原来家庭成分是“富农”,这小伙子总是抬不起头,现在纠正为“下中农”,是“自己人”了,他当场拉着我的手哭得十分动情,后来调整生产队班子,他被大伙选为民兵排长。帕良寨工作提前完成后,我还去另一个生产队协助两位解放军战友填表建档,然后又去大队部协助段副指导员,到六月下旬按时完成了坝河的全部复查工作。

  还要补充一下说的是:当年我们去边寨,主要任务是成分复查,总政策是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检验复查工作“成功不成功”的总原则是“生产是不是发展,经济是不是繁荣,人民生活是不是改善”,因此,我们在贯彻执行中,紧紧依靠着大队党支部,把这项工作与“农业学大寨”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任何偏离中心或过火的行为,没有对农业生产带来任何干扰和不利影响。复查消除了原先对个别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统计、分析等工作不慎、不细、不深入所遗留的消极因素,激发了公社社员的积极性,既稳当也顺利。

  农村的阶级成分就是这么划分的,这是我的亲历亲为。

  说说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些事儿(下)

  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被推翻了的遭受失败了的阶级能心甘情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新中国建立起来后阶级斗争还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是说熄灭了就能熄灭的,“还乡团”、“胡汉三”就是属于“根焦叶兰心不死”这一类的。解放后,大多数剥削阶级分子迫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心里虽然不很愿意,但也不得不夹着尾巴重新做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我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大队(东滨大队)、那个公社(江镇公社)、那个县(川沙县),土改后那阵子曾有“犟头撅脑”者、阳奉阴违者甚至公然对抗者,但因为群众眼睛雪亮,而且他们也感觉到了“老蒋”大势已去不可能“变天”了,所以嘣咋了一阵子也就偃旗息鼓,心不服口则不得不服了,因此,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我们江镇公社派出所里只有三名人民警察叔叔,“地富反”根本翻不了天。当时定性为敌我矛盾的,是有过剥削行为的地主、富农、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和依附土匪黑势力、道会门利用封建迷信手段残酷坑害百姓的“坏分子”。对于这些专政对象的改造,主要有大队治保主任负责。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大队原先的治保主任是一位姓张的老大爷,平时对人和蔼可亲,只有在每月一次召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时,他才会严肃上个把小时。六十年代接班的治保主任姓纪,黑黝黝的脸膛,个子不高,不过,因为二队里有个偷盗木材服刑后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我们大队里才齐全了“四类分子”。老纪的管教,是除了每月一次让“四类分子”汇报“做了些什么”外,就是逢年过节组织他们在大队内的主要道路上打扫卫生和拔除路两边的杂草。说实在的,因为那时我们用杂草与塘泥混在一起沤肥,所以,杂草一般都除得光光的,没多少留给“四类分子”们拔。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只是在“大四清”期间听说过南汇县坦直公社有过一次一家三口被杀害的“阶级报复”事件。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没有乱说乱动守着规矩,因此,也没人随意拿他们作为“活靶子”批啊斗的,大队、公社乃至整个川沙县内基本处于风平浪静之中。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更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批评帮助不太会有过火之举,记得1961那一年,我们生产队里有位老贫农在岸边拔草时不小心扯下了几根黄豆,被大队一个民兵连副连长发现了,这位副连长竟然吆五喝六给他扣上了“破坏集体经济”的大帽子,把他绑了起来,要押往派出所,可还没走出生产队,派出所人员就闻讯赶来了,一看也就夹了那么三、四根,民警当场责令这位副连长为老贫农解开绳子,赔礼道歉,斥责他是“乱扣帽子装积极”,还把附和着的生产队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等都批评了一顿:这三、四根“半长不长”的豆子就能把集体经济破坏了,集体经济就这么脆弱?你们是不讲政策,混淆矛盾,“小题大作瞎起劲”。老贫农安然无事,这位民兵连副连长等也吸取了教训,不再逢事就吹胡子瞪眼做“伤害自己人”的蠢事了。

  阶级斗争扩大化有没有呢?有的,那是在1966年6月“文革”初期,同学们都“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邓拓吴晗廖沫沙,什么“三家村”“四家店”的。但没几天突然风转,许多大字报对着老师了,开始是对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一些老教师,好来连年轻老师也不能幸免了,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老师怎么粗暴怎么拧学生耳朵之类的“法西斯行为”,为泄私愤而扩大事实无限上纲,我的数学、语文、政治老师都是1963年上海华师大毕业的,平时大家相处得很好,但有些同学为了当上“文革积极分子”,竟然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检举揭发”他们“迷恋”和“宣扬”“封资修”,还污蔑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打着红旗反红旗”,我看到后气愤极了,回到教室先是用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那就要犯错误了,把这些女学生连讽刺带挖苦调侃了一气。高中部的大校友都说我写得好,老师们议论:看了这张大字报,心里平衡了许多。随着运动推进,工作组入驻了,因为有位高二校友一次责令一位语文老教师绕着大字报墙跑“一二一”,被工作组制止了,这事就成了不久“造反有理”的v导火线,“八一八”中的个别红卫兵对工作组成员大打出手,甚至后来也参与了揪斗公社党委领导的行动,那一阵子确实十分荒唐,阶级阵线混乱了,一些人虽然天天背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对于看不惯自己行为的人,动辄扣上“反对文革”的罪名,乱揪乱批乱斗,贫下中农有敢言者说他们是“行造反之名,做夺权之梦”。那年十月,有上海市55中学的学生到我们大队“三秋”劳动,有几个“根正苗红”的“红卫兵”确实不像样子,白天劳动不咋地,黄昏斗老师很起劲,押着一个出生于剥削积极家庭的黄老师天天晚上乱折腾,喝令黄老师学着狗叫狗爬,还念叨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对不起人民”。这种暴戾行为,一般人看不惯是不便说的,可我们队里的老贫农李大爷不买账了,有天晚上我们集中学毛选时,红卫兵又在一边殴打老师。李大爷过去就是一顿披头劈脸的臭骂:你小子是不是爹妈生的?你爹妈就这么叫你这样对待老师的?我看你几个干活不积极,一身臭毛病,白天没流汗,养足了精神就会打老师,这符合毛主席的那一句教导?你几个别嘴硬,待过了“三秋”,我会组织贫下中农协会给你们好好忆苦思甜上上课,唬得这几个红卫兵大眼瞪小眼,大气也不敢出。第二天,一个“老K”溜了,再后来是这几个都不辞而别了。其实,对于这几个“唯我独革者”,他们的同学也大多看不惯的,都夸我们李大爷仗义执言骂得痛快。学校乱哄哄的,农村也不太平,也冒出了好些“唯我独革者”,66年7月中旬起,也兴起了揪斗牛鬼蛇神之风,我们大队里的四类分子自然是首选,先是每晚被叫到大队的碾米厂里坦白罪行交代错误,过了几天被红卫兵戴上高帽挂着铭牌游街示众,有几个上中农也被跟着“陪热闹”,没几天又被一一抄了家。后来“十六条”发布了,要求搞文斗不搞武斗,斗争对象是“走资派”,这些“牛鬼蛇神”也就靠在了一边,回到了有治保主任管教的常态。66年冬季农村揪斗走资派,大队的v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都被斗过,有些大队造反派势力大闹得凶,冲冲杀杀你方唱罢我登场,干部的被斗就像“炒冷饭”频率高次数多,像我们大队因为干部平时克己奉公,又是“大四清”后新提拔的,群众基础好,造反派组织不起有效的批判会,弄了两、三次也就偃旗息鼓作罢了,春节一过,老贫农李大爷等说:咱农民就得靠种地生活,造反下去是吃不到国家粮的,再加上有毛主席“目前正当春耕时节”一段语录镇着,造反派也有人结合进了大队“革委会”,抓革命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生产是农活不得耽误,“大寨式评工计分”不下田、不劳动者不得分,“四类分子”都成了死老虎,基本上也就无人热衷于搞“阶级斗争”斗来斗去了。

  文革初期阶段,确实存在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但在整个文革期间并没有占据全局性、连续性、主导性地位,因为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派,方式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火烧一烧”是要“烧掉”干部队伍中的“娇骄”二气、官僚主义和搞特权化现象,而且对于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要求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根本没有那么值得提心吊胆和诚惶诚恐。我们都是经历了文革的过来之人,“阶级斗争”这个“弦”是紧绷着的,因为我们懂得“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是相当长的”、“被推翻了的那个阶级是不甘于他们的失败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因此,对于“斗私批修”是积极响应、自觉自愿的,工作是艰辛中有轻松,生活是多彩中有愉快,感觉是“充满阳光”,如果那个期间真的如“公知”、“伤痕”们所说是“人人自危”,那我们现在55岁以上的人们岂不都早就要患上精神压抑症?至于文革初期阶段的所谓“红色恐怖”,是因为有人偏离斗争大方向转移矛盾,那才是真正的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破坏文革;还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借文革之机表现自己,半点政策意识政策水平也没有,口号叫得震天响,斗别人穷凶极恶六亲不认,可从不斗私也批不了修,纯粹的小爬虫变色龙,这种人大概一万年以后也未必绝迹,现实社会中还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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