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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毛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

2019-10-09 11:59:26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Chris Bra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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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毛主义后期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认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决定因素。毛泽东意识到,仅仅试图改变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改变上层建筑。但是,当旧的上层建筑被拆除时,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是另一条现代化的替代途径。

  作者|Chris Bramal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花果山

  校对|侯 牛

  责编|大 明

  排版|童 话

  1963年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标志着毛泽东经济发展方针的一个明显转折点,也预示了十五年期的开始,我称之为毛泽东时代后期。

  在采用这种分期方法时,我建议我们应将1963年至1978年的十五年视为决策制定连贯的时期。这或许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毕竟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混乱和任意的暴力。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领导层就将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称为“十年动乱”,这也的确是不无道理(中央委员会1981)。至少在政治领域,1960年代有很多计划外的、权力下放的甚至即兴起意的政策。我将在下面更详细的探讨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决策无疑具有连贯性。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例如,1971年以后经济上对外贸易更加开放。但是,关键的纲领和政策并没有多少改变,即农业集体化,强调以国家为主导的农村现代化(“两条腿走路”),和对私营部门的压制。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国防因素。从1964年开始到1970年代末,三线建设影响了整个时期决定了投资水平和分配。

  以1963年和1978年为历史转折点是合理的。1963年标志着大饥荒的结束,那时的粗死亡率已回到1957年的水平。更重要的是,1963年标志着第一次通过改变文化来改变中国社会及其经济的试验。变革的工具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演变成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广为人知的政策。将1978年选择为毛主义的尾声的争议较小。尽管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9月9日),四人帮被捕(10月6日),但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政策才发生真正的变化。

  尽管我把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但区分毛时代后期的不同阶段还是有意义的(见表格5.1)。这些阶段中最著名的是1966–1968年,我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我的方法与其他中西学者不同,他们中许多人使用文化大革命来指代1966年至1976年的整个时期。然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1966-1968年的阶段与其他阶段有着质的不同。因为这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这期间,毛动员了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对中共进行重组。换言之,这是一个针对党本身的基层运动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在1968年大多数红卫兵被下放后结束。1968年以后,派系斗争主要发生在党内,这与1966-1968年的斗争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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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词来形容林彪死后的整风过程。这为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的概念提供了证据。然而,政策方面最激进的时期其实是在1966-1968年,在中国许多城市,主要由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组成的敌对派系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街头斗争。1968年夏天发生在南宁的街头冲突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244-5)。1967年秋季,中国决定在中学和大学重新开课(必要时动用解放军部队恢复秩序),加上“下乡”运动的开展(许多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生活),使得红卫兵的激进活动在1968年夏季结束前结束。虽然1968年的确是暴力事件发生得异常严重的一年,那一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导致了谋杀与处决事件的发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云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8–9),但此后的迫害规模有所减少。因此,很多文献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特指1966-1968年这段时期,本文也采取了这一用法。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时代后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严重动荡的时期,对中国的社会及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我将论证这一常见的观点并不准确。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暴力事件的确有所蔓延,但毛主义后期(译者加:实施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以意识形态及文化的转变为动力,试图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纲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唯一路径便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在意识形态上作出明确的切割,尤其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只是(译者加:经济基础的)衍生物,其变化与经济基础没有独立的因果关系。对于毛而言,经济现代化只有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方能实现,换言之,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即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转变经济基础。我认为毛十分重视这些理论概念,我们只有跟随毛的脚步,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后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变革。

  本章梳理了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政治、政治制定和经济发展趋势。接下来的章节将更为详细地探讨农村现代化。第六、七、八章每章都将讨论毛泽东时代后期在教育、农村工业化和集体农业方面采取的主要发展策略。第九章对毛后期思想对于中国发展的总体性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的讨论首先从总结毛时代后期的国家发展策略的核心思想开始。

  一

  将上层建筑的变化作为政策手段

  通常而言,理解毛时代后期国家发展策略的关键是需要意识到,它代表了毛泽东对其在50年代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在若干方面的否定(已在上一章进行了讨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发展策略不仅是提出发展生产力或改变生产关系的方案,更是对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因此成为了国家整体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层建筑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位置

  毛泽东长期质疑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处的从属地位。这一想法可追溯到他1937年的文章《矛盾论》:

  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Mao 1937a: 116)。

  在1950年代(如第三章所述),在实践政策方面,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而不是他在“矛盾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可以肯定的是,他越来越强调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尽管如此,这种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即便是“大跃进”运动, 在许多方面(我们所见,并不是所有方面)也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副本。但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毛主义后期,出现了与正统思想决定性的分裂,并回归到了毛在1937年所论证的思想。

  上层建筑改造是导致社会变革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要贡献。马克思本人就上层建筑及其在他所述的社会变革理论中的作用做了相当多的论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真正想要表达的几乎没有共识。一种解释是,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在 “归根结底” 中至关重要,但有时上层建筑会对经济产生自主影响。因此,上层建筑是 “相对自主” 的。正如Larrain(1991)所说,我们需要区分决定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经济最终决定了社会变革,但上层建筑有时会主导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毛泽东和阿尔都塞提出另一种更可行的方式。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出现仅仅由经济因素或仅仅由上层建筑因素决定的情况。故根本不会以一种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正如阿尔都塞(1969:113)所说:

  在历史上,上层建筑等领域在完成了自己作用以后从来不恭敬地自动隐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从始至终,“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相反,在阿尔都塞式方案中,事件(事物)是由多元的因素决定的。因此,社会变革要求同时具备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三个变量中,没有任何一个是自变量,而其他变量是因变量。相反:这三个变量都是同时具有独立性与相关性的。

  图表5.2展示了毛泽东看待上层建筑变革这一问题方法的逻辑演变。1950年代初期,转型失败了,因为它的关注点在生产力的转变上。1955-1963年的策略也存在缺陷,因为它只专注于通过建立生产队然后建立人民公社来改变生产关系。毛主义后期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并改变上层建筑。

  毛泽东认为,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更广泛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这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政策陈述和实践中都可以明显看出。这里可以留意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辩解(Lin 1966:14-15)。该论点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撰写并由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特别明确地提出:

  无产阶级……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译者注:本段译者直接引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原文,而此处英文文本是作者摘自罗哈斯1968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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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证明是他对待物质激励的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效仿苏联,对工薪阶层建立起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并且试图“科学地”把工资和工作量挂钩。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清楚的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这种激励方式。这种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是泰勒主义的标志(泰勒主义曾经在苏联非常有很大影响),如果要充分调动农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必须禁止物质激励。这是非常激进的想法,但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时期建起了公社食堂,所有家庭都可以在里面免费吃饭。这卓有成效的打破了消费和工作量之间的关联,即使一个家庭的产量不高,依然可以(在公社食堂)吃饱。尽管这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但毛泽东对于非物质激励的信心并没有被减弱,相反,他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大寨的支付制度。20世纪60年代,大寨的支付制度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推广开来。在大寨的支付制度下,农民被授予工分,工分决定了他们的收入。但是,工分的评定不仅依据工作量,也依据劳动者的思想热情(Shirk(1982)称其为“美德”)。这种制度的激进主义是透明的,它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得以实现,这标志着与苏联的“科学”方法的彻底决裂。

  改变中国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承认上层建筑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需要解答两个问题。首先,中国上层建筑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第二,怎样完成这些改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那些主导着中国的大学和教育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党内那些决心复辟资本主义的干部。对毛泽东来说,国家的精英化的结构和制度既阻碍了社会经济流动,也抑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要摧毁这些结构和制度,或者至少,应该对它们进行彻底的改革。清华大学是一个经典的例子(Hinton 1972; Andreas 2002)。它的领导层是由一批清华毕业生组成的,他们在30年代一起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又返回清华担任教职和领导职务。确切地说,清华大学是由一个延续的小集团在管理。此外,它的教育方法完全只注重学业成绩,这一做法与延安抗大首创的旨在把体力劳动和政治研究与学术工作结合起来的做法大相径庭。另外,它的做法往往带有歧视性。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标是在中国的大学和学校里掌权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孩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通过什么手段来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毛泽东在1956年的回答是通过吸收选拔知识分子来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中共工作小组来清理村庄的腐败行为。但是,如上所述,这是干部批评其他干部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而且,它的关注点重点集中在地方而非中央,并没有针对中央各部,大学或党组织。1960年代中期采用的替代方法是创建党外组织,这就是1966年和1967年的红卫兵运动顺利开展的理由。

  上述这一切都可以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918) 那里找到回应。卢森堡认为工人领导的罢工(或大规模群众运动)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带来社会变革甚至革命。卢森堡(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不久)热情地主张文化变革是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她还认为,真正的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它不仅为发展大众文化提供了手段,而且在制度层面也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检查和控制党的统治:

  政令是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实现全民参与。否则,十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张办公桌后面发号施令也就行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要求经过数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而退化的群众进行彻底的精神转型。社会的本能要代替自我主义,大众的能动性去代替惯性、唯心主义,等等,没有人比列宁更清楚地描述和顽固的重复这件事了。但是,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政令、工厂专政、严厉惩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通过公共生活本身,通过最为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社会主义才能获得重生。而这些都是恐怖统治所打击的东西。

  不管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是什么,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至少,文化大革命不是由少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精心策划的运动。毛泽东、四人帮、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试图控制红卫兵运动,但都没有成功。这确实是一场群众运动,一场在1968年之后就完全消失的运动。因为在1968年之后,冲突就开始围绕党内派系争夺和继承权而展开了。

  二

  毛主义后期的发展战略

  毛主义后期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认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决定因素。毛泽东意识到,仅仅试图改变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改变上层建筑。

  但是,当旧的上层建筑被拆除时,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是另一条现代化的替代途径。一方面,毛很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不过是死胡同。在面对压倒性军事威胁的中国,自由贸易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在不损害其他发展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和同苏联关系的恶化使国家主导的国防工业化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采用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党无法实现针对那些跟随中国革命的农民的承诺,从而削弱革命的希望。同时,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经济学著作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苏联的道路也不能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苏联官僚主义僵化了,其次,苏联的发展战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城市工业的扩张,却牺牲了农村发展,并且也忽略了小规模工业发展的必要性。

  在1960年和1970年代,中国率先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城乡部门的均衡发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中国将把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基础的转变结合起来。在实践政策上,毛主义后期的发展战略首先旨在通过教育扩张、农村工业化和集体农业的方式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其目的是使农村地区达到城市地区已经实现的发展水平。上层建筑的改造将支撑所有上述三种农村现代化战略。

  因此,毛主义后期是通过同时改变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通过城市部门的教育改革,以及通过利用城市青年作为教师来实现中国农村教育的广泛发展而实现的。生产关系以农业和工业资产的公有制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的产权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农村的生产将由集体进行,而边境地区的生产将由准军事化的国有农场进行。这些机构通过动员剩余劳动力,为机械化农耕做了准备,并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工业生产的扩张,是通过国家和不同等级的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的治理层级中实现的。最大的和最现代化的工业,往往直接归中央政府管理。次重要的工业则是由省级、市级和县级的政府管理。公社和大队则会负责管理规模较小的乡镇工业。这一切都无法在私有化的所有制制度中实现。因此,私有的部门——无论是农业的、工业的还是商业的——都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打压。

  然而,毛时代后期强调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相反,生产关系的变化,和以防御为目标的大规模工业化(三线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乡镇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国家的补贴和进口的技术。对于多种高产作物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也在增加。我认为,这种依赖外国技术的意愿,说明毛主义后期并不完全基于自力更生。当然,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政策,鼓励了本地社区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展经济,大寨的就是一个经典例子。然而,三线建设中和乡镇工业对于国家补贴的依赖(从农业和内部贸易提取的剩余),和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冲突的,也和毛泽东拓展国家贸易的意愿是冲突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世界的大环境,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

  我们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在沿海地区,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陆地区。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是历史的产物。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为了工业的平衡发展,我们必须努力促进内陆工业的发展。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实施的发展策略的连贯性,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时代后期不应被视为一个疯狂的历史时期。毛主义后期的社会实践也不是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这是1981年党对毛泽东的定性,以及反复出现在西方政治学家著作中对毛主义后期理念是“乌托邦的”和“唯意志论”的判断。把毛时代后期的历史事件描述为一些拼命想保住权力的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也是西方对毛主义后期的常见解读。正如Teiwes(1993)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之后,毛泽东对权力的掌控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严重质疑,当然也没有受到刘少奇的质疑。此外,把毛主义描绘成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差别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相反,毛主义后期策略代表了与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的分歧。它的设想,是通过一个彻底的上层结构改革方案,使经济基础的变革成为可能,而且不给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留下可能。

  表5.3以表格形式列出了毛主义后期策略的基本构想。毛主义后期因此包涵了中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同步改革,目的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上层建筑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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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义后期也可被视为是围绕着三个具体的经济举措而形成的,这些举措旨在改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即集体农业、乡村工业化和农村教育的扩展。集体所有制和发展新作物品种使农业现代化和扩大产量成为可能。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农村技能基础和工业补贴促进乡村工业的扩展。扩大农村教育被认为本身既是一件好事,也是发展乡村工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一种手段。这些政策倡议的重大意义使得它们每一项都值得写一章。因此我将分别在第6章、第7章和第8章讨论教育、集体农业和乡村工业化。

  然而,在详细研究这些政策倡议之前,我们需要概述1963年后毛主义后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践中的展开方式。因此本章的剩余部分描述了1963年至1978年间中国经济政策和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

  三

  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

  上一节所阐述的思想不是空谈。这些实践的确意味着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经济结构是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制在当时几乎不存在。相反,中国跟随苏联模式,将集体农业与国家、集体所有制工业相结合。然而,在毛时代后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一些方面是相对传统的。它强调实现高投资率和调动剩余劳动力,以便实现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毛主义后期策略在非上层建筑方面与当时拉美和整个东亚所奉行的发展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

  所有权结构

  在中国农村,农田归1955-1956年建立的集体农场所有和管理。在大跃进时期,这些集体被合并为公社,但饥荒最终导致倒退到较小的农业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仍然存在,但最主要的生产单位是生产大队(通常几个村)和生产队(一个村)。在最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许多地方完全消灭了私有土地,但是大多数家庭被允许管理少量土地,通常占耕地面积(私有制时代的)的5%。这片土地是通常用于种植蔬菜并为猪提供饲料。

  工业生产由国家和集体驱动,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没有私人企业可言。虽然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原则上保留全部税后利润的处置权,这与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几乎没有区别。虽然他们大多数分布在大城市郊区,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毛泽东时代后期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

  宏观经济政策

  毛主义政权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在外部,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在1960年代早期解散,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与世隔绝,美国在越南的介入也日渐增多触发了主要在中国西部进行的著名的国防工业化项目:三线建设。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内部制约因素迅速的人口增长。巴尼斯特(1987)估计显示,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的0.5%加快到1950年代后期达到约2.5%。在饥荒之后,增长率进一步加快,1960年代增至接近3%。此后,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促进晚婚和扩大女性教育使得人口增速放缓了。到1970年代后期,增长率下降到大约1.5%。然而,最终的结果仍旧是中国的人口显着增长。到1978年,总数达到9.59亿,比1962年计算的数字增加了3亿多。

  人口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范围又很有限,意味着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民众充足的食物供应。这转化为执政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确保农业生产增长的压倒性任务,执政者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得这些劳动力可以安全地重新部署用于扩大农村工业生产。

  用广义的宏观经济术语来说,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战略是一方面尽可能从国外进口技术,另一方面维持高比例的投入,以大力支持国内研究与发展(最终产生了精湛的高产种子品种和青蒿素,非常成功地治疗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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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义战略与1930年代的斯大林,以及战后大部分时期李光耀在新加坡所采取的战略有很大相似之处。图5.2所示为中国投资的规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前夕中国的投资份额约为20%,1964年又重新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0%,而这一数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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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毛主义后期对于上层建筑的变革规划

  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毛泽东时代后期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公有制和高投资率。其中一个中心要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这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文革中达到顶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主义试图认真地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努力,开始于1963年。第一次尝试,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这一口号最早出现于1963年3月(麦克法夸尔 1997:338)。然而更重要的则是1963年5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最初在中共决议中表述出来,一共包括十点,详细列出了需要被克服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问题。最初,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四清”运动,其目的在于消除农村干部在会计、仓库、住房和工分等方面的腐败。随后“五反”则聚焦于城市中的腐败问题,是对“小四清”的一个补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所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是1949年革命之后第一次对中国干部进行清洗的尝试。它最初被设计和构想为,消除中国农村中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所发展的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并且消除在大饥荒之后很快出现的私人农业和商业。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注政治变革,所以它与1950年代的运动——例如集体化(1955-1956年)和大跃进(1958年)——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的着眼点在于改变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演进到1965年所显现出来的特征,说明它在范围和规模上与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可比性,因此,即便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视为文革的一部分,也应该将之视为同一上层建筑变革的一部分。

  文化革命:1966-1968

  文革始于1966年春末。它最初始于精英之间关于如何解读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的冲突。这部戏剧在1965年11月曾被江青集团中的姚文元激烈批判。彭真与文化部的官员认为这部剧无可指摘,但是江青及其上海的座谈会则对这部剧的预设提出质疑和争论。他们认为,在这部剧中,人民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这一论点升级为一场关于文化生产的广泛辩论,学生群体开始参与其中。毛泽东本人把文化部批为“外国死人部”,在最初阶段,毛泽东的这一表态有巨大的鼓励作用。1966年初,在刘少奇派遣工作组平息骚乱之前,学校中的骚乱也持续增加。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介入了,认为学生有权造反。这一鼓励振奋人心,坚决拥护毛主席思想和作品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同时,1966年5月在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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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同一时间,毛看到了利用学生运动改变中国精英制度和结构的内在可能性。因此,他鼓励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发展。1966年秋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毛检阅了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团体前往北京参加。这些群体中有许多人后来继续走遍全国,其中一些人去了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最热情的红卫兵往往是中学生,而不是大学生,中学通常比大学里的暴力事件更严重。

  几个社会学因素在推动中国中学生参与红卫兵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中国教育体制运作的不满。参加这一运动的许多中学生似乎对1960年代初日益激烈的大学入学竞争以及由此给社会经济流动设置的障碍感到不满。那时,潜在大学生的供给(由于学校的扩张)和大学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那时,只有大约3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这与1950年代中期的正常情况大不相同。

  到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将其精力转向摧毁“四旧”(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中学和大学开始停课。富裕家庭的房屋被抢劫,他们的许多财产被没收或毁坏。公共财产是一个更明显的目标,许多寺庙在中国各地被摧毁;例如,山东曲阜的孔庙、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清真寺和山西五台山的佛教寺庙。

  不过据说周恩来能够保护一些遗址,如故宫和敦煌石窟。更普遍保护历史文物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只要简单地说这座庙宇是用群众的汗水建成的就足够了。但有时候,需要比较创新的策略才能保护文物。因此,看守人经常声称这是毛泽东喜欢并参观过的特别地点(比如成都的杜甫小屋),或者在红卫兵到来之前,通过在壁画上作画来保护这些珍贵的壁画。其他的文物也被埋葬了,或者在文物上装饰着主席的照片,任何对文物的攻击都必然包括破坏毛本人的照片(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故宫被保护下来,是因为透露出消息,说大家所憎恨的市长彭真曾计划将其夷为平地,以建设一个新的北京。因为没有红卫兵希望与彭的计划有关联,所以这块地被保存了下来。更不光彩的是,康生通过将文物放入自己的私人收藏中来保护它们(Ho 2006)。但不管动机如何,也不管其中许多说法的真实性如何(比如周恩来的真实作用仍不为人知),很显然,中国的许多文物在红卫兵的运动中幸存下来的。

  1966年秋,一场红卫兵的恐怖行动开始了。到那时,大多中小学和大学已经停课,以便让学生们参加红卫兵运动。事实上,中国的中学大多都在1966年的6月到1967年的10月这段时间关闭,而大多数大学直到1973年才重新开放。运动的目标,首先针对的是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坏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地主,以及在1949年前为国民党政府效力过的人。但这场运动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斗争。事实上,红卫兵运动日益成为表达阶级仇恨的工具(Unger 1982: 100-2)。正如Unger所言(2007:110):

  在1966-1968年的激烈剧变时期,在毛主义修辞的掩护下,那些对文革前自身情况不满的各类社会经济群体与希望维持现状的群体发生了冲突。

  从广义上讲,中国城市中学的学生变成了两个派别,而这种派系主义导致了不同红卫兵集团的形成。第一个派别由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组成。这一派别的阶级地位较高,自1949年革命以来一直表现良好,但1960年代初的应试制度倾向于歧视这些人。这些孩子缺乏中产阶级孩子所享有的文化资本,因此他们的考试成绩相对较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进入最好的中学并最终进入大学的前景。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放弃以考试为基础的晋升制度。另一个派别包括中产阶级的孩子(职员、教师或是前小企业主)和父母“阶级地位低下”的孩子。尽管这些家庭在1950年代表现不佳,但他们的文化资本以及考试制度确保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平均比工人阶级、农民或干部家庭的孩子要好得多。这一派红卫兵实际上在维持1966年前的教育体制上有很强的利害攸关。这是他们所在阶级保留下来的一个优势。

  无辜者不可避免地卷入派系斗争;干部、教师和革命老兵受辱受刑的例子数不胜数。1960年代,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例如,外交部被单独拎出来,外交官们也远未幸免。事实上,这一过程在1967年8月烧毁大英使馆时达到顶点,这也恰是对19世纪西方军队烧毁圆明园的一次象征性复仇。

  1966-1968年间增加的暴力和毁坏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停产闹革命”的口号通常被中国的历史记录用来总结这一政策。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用政治运动作为手段来提高生产。比如,毛泽东认为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比辽宁的朝阳教育模式更先进。因为虽然后者在政治运动方面是很不错的,而大寨模式的目标是增产。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显然是这些年来最具象征性的行动,但这甚至被毛谴责为无政府主义。

  然而,不管毛泽东的意图和努力的目标如何,生产无疑在短期内是受损的。如图5.3所显示的,工业生产在1967-1968年之间停滞不前,即便到了1969年也没有回复到增长的趋势。即便是农村也受到影响。尽管传统的观念在很长时间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农村的影响很小,最近的研究显示,农村也没有从这场政治运动中幸免。事实上,一部分农村经济看起来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农村工业增长在很局限的范围内,并在不同年份里的产出浮动剧烈,这只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四川,农村工业的表现在1972-1975年特别差。

  1967年秋天,当红卫兵运动达到它的顶点时,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引入真正的民主。但是毛泽东决定用军队压制这场运动,保存秩序、重新开放学校。1967年10月就恢复上课,到1968年7月,这一运动的基础由于下放运动的开展而中断。这种反转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不太清楚的。一种简单的描述是将其理解为毛泽东的失控或者是毛对于运动逐渐要推翻党甚至是他本人的反应。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因为革命已经逐渐走向分裂主义。根据汪晖的观点,“这一悲剧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两极化的派系的斗争,让自主的社会空间无从建立,政治争议转为一种单纯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将阶级转化为本质化的身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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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知识青年下乡运动

  不管毛泽东的决定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红卫兵先锋队的作用在1968年停止了。中国社会在60年代后期变得越来越军事化,这段时间见证了权力转移到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和毛的指定继承者)身上。林彪的缺乏领袖气质使得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但由于他在内战中取得的将军地位而受到广泛尊敬,大家理解他不太好的健康状况——本身就是他从军生涯的结果。他对于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因为军队逐渐在中国成为唯一可以维持秩序和确保持续经济发展的力量。

  60年代后期,最具争议性的政策就是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是下放。这包括将两波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还有工厂干部和技术人员。下放要追溯到60年代早期,当时那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根据chan(1980),他举例说,广州市的下放人群没有人是被迫去农村的。60年代早期,下放的目的是在大饥荒的余波后减少城市人口,并希望因此而增加农场劳动力(缺少劳动力也是饥荒的一个原因)以及减少城市为了养活城里人从农村获得粮食的需求。这一政策至少从它自己的目的来看,是成功的。光是在1961年就有一千万人被下放(macfarquhar 1997),城市总人口从1960年的13.07千万下降到1963年的11.65千万人。

  1960年代后期政策的动机有若干个。毛(1968)从再教育的角度来阐释了这一项目: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完全是有必要的,干部和其他城市里的人应该要接受劝说,送他们完成了高中、学院和大学教育的儿子和女儿去农村。让我们来动员一下。农村的同志应该要欢迎他们。

  然而,下放并不是文革的一部分。因为确实,下放是在文革之前和之后发生的。这表明,无论是毛本人给了这个运动冠以怎样的名头,其他动机也在发挥作用。伯恩斯坦(1977:33-83)指出这个计划背后的三个明显的目标。第一,是处理红卫兵问题,以及处理隐藏在运动背后中国年轻人没有被满足的愿望。第二,是希望在城市学校创造空间,同时避免城市失业。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已经停课了,这意味着在1968年有一大批孩子想要进入中学。为这群人找到工作并不容易,尤其因为在1967年和1968年产出和就业机会均有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1966年就读高中的所有学生(无论他们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学生)都视为已经毕业,然后将他们分配到农村工作(Pepper 1996:388)。这项政策一下子在学校创造了空间,并且通过向农村输送过剩的劳动力,避免了城市青年的失业。

  这项计划的第三个目标,是促进农村的发展。转移有技能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乡下,支持三线建设,从对下放政策的强调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Shen and Tong 185–9)。中国工业最集中的两个地区对于下放有很大的贡献,这件事并不意外。比如,1970年从北京迁出的人数只有70,000人。相比之下,从辽宁迁出的净移民人数总共有248000人,上海在1969年和1970年的数字分别是275,000人和312,000人(RKTJNJ 1988: 233–47; Hu 1987: 77)。当然省级的流动并不能全面的了解这次运动,因为大多数的停学是省内的或者是区内的,其中有在城镇或城市工作的人重新返回他们的家乡,或者甚至回到辖区内的国有农场(在长江入海口的岛屿是很多上海青年的共同目的地)。尽管如此,从这些主要城市中心向其他省份大批的离开,显然至少捕捉到了这一现象的某个部分。当1977-1979年这一计划将要结束的时候,大约有1800万人经历了下放,他们几乎都有着比较优越的背景(Shen and Tong 1992: 187)。

  下放的是否有效还有待商榷。但它确实拓宽了中国城市青年的视野,否则他们不会获得关于农村情况的第一手经验。然而,对很多红卫兵来说,乡村生活本身就离他们很近,对于他们视野开阔是相当有限的。不可否认,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向中国西部派遣大批队伍,很多成都红卫兵就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山区高地上。其他的城市青年被分配到黑龙江的国有农场工作。但是很多上海的国有农场距离长江入海口的岛屿并不远。而且对即墨区的下乡青年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即墨的县城到家乡的一次迁移(Han 2000)。

  然而,尽管这样的迁移是空间上的且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从城市青年大量的回忆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大多数对自己的经历是不满意的。这并不奇怪。多数受挫的人是那些在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战斗中失败的人;与来自中产阶级或劣质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干部或工人家庭的孩子下放的比例要小得多(Unger 1982:134)。那些受挫折的人常常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术上很有能力,这使他们能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表达自己的不满。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关于下放运动经历的文献是由那些当时是失败者的人撰写的,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书写者。但在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逆转”之后,他们成为了胜利者。

  更笼统地说,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77:7)所指出的:“由于下放和当时很多人的偏好,愿望和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受到该计划影响的人们将其视为向下流动也就不奇怪。”但是,1960年代末的下放计划(与1960年代初的运作方式相反)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痛苦。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派遣的人当然是自愿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参与是强制性的。然而,即使中国青年自愿参加了这一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在1970年代后期带着痛苦的回忆回到了中国城市(Gao,2000;Yang,1997)。多数西方学者都表达了质疑,他们指出技能转移的规模有限(Bernstein 1977),并指出其对边境地区如黑龙江北部和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州的脆弱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性环境后果(Shapiro 2001)。佩珀(Pepper 1996)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表达了广泛的同情,注意到她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正如她的一位受访者所承认的那样,许多下乡的人对农民的态度几乎是种族主义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过程将是痛苦的。

  在这里,我不准备全面讨论下放。简单来说,它的部分目标是提高城乡儿童的教育水平。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其对教育的影响。然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放对于红卫兵的影响,即使是粗略地阅读一下相关文献,也能清楚地看出这段经历对红卫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以马波的经历为例,他在1968年至1976年间在内蒙古待了8年,期间曾因批评共产党领导层而入狱。尽管遭受了痛苦,他总结道:

  我现在在这里宣布,1968年离开家乡到山区和农村去,在国家的农场和牧场上辛勤劳作的一代年轻人,一直到最遥远的边境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卫兵被迫进行痛苦的转变,从在斗争中殴打别人而指关节碰伤的人,成为了双手因体力劳动而结痂的人。他们不再是那些一边殴打受害者、洗劫他们的家园,一边高喊“造反有理”的狂热分子。(Ma 1995:368)

  杨(1997)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的是有关黑龙江下乡生活的艰辛和它如何彻底改造人的。安哲敏(Anchee Min)(1984)对江苏国有农场生活的描述也是如此。这些描述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它们肯定是许多红卫兵经历的象征。至少对他们来说,下放运动并不是徒劳的。

  五

  两次死亡之间:幻灭时代

  1971年林彪的去世迎来了毛主义后期的第四阶段。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梦想破碎的时代。红卫兵运动使中国年轻人充满活力。因此,对它的残酷镇压摧毁了那些人的希望,并留下了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当时,因为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军队强硬介入,结束了红卫兵的这些希望。1971年以后,经济政策基本上保持不变,只是国际贸易规模开始扩大。但是到那时,1960年代末期的宏伟愿景已基本被抛弃。

  实际上,1971年至1976年之间是一次绝望的尝试,旨在为毛主义后期的政治计划注入新的动力。红卫兵发动的暴力行动,以及后来的林彪事件,都削弱了毛主义后期革命的政治合法性。从政治上讲,1970年代的斗争是围绕四人帮展开的,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其能够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担任并保持政权。在实践中,暴力仍在继续。昂格(Unger)(2007)将1970-1971年的“一击三反”运动描述为与1968年的“阶级等级清洗”几乎一样残酷。但是在整个运动中,以及以1974年“批林批孔”为主题的运动中,毛泽东确保了四人帮无法掌权,也确保邓小平受到保护。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我们了解得还是不多。但是,尽管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走资派”,但邓小平仍然可以幸存下来,这既证明了毛泽东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表明了他对其他人争夺继承人有保留意见。即便如此,四人帮的软弱使军队在1976年10月发动政变变得相对简单,在此期间,四人帮被捕,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毛泽东是否预见到这点并且一直打算这样做。

  在1970年代初期,经济决策方面最重大的变化是对日本和西方现代生产商品进口的依赖日益增加。尼克松1972年的访问导致两国关系逐渐解冻,进口量显着增加。至关重要的是,1973年1月决定进口13套合成氨工厂,以便向农业部门供应更多的化肥,从而促进新矮化品种的种植。实际上,周恩来首先提出了十年进口替代战略的概念,该战略从1975年到1985年运行,甚至在1973年,就曾经考虑过建立经济特区(Reardon 2002:165和175)。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战略仍然相对内向。但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的逐步发展,也预示了未来的走向。

  六

  华国锋岁月:1976 -1978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1963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发展战略的逐步瓦解。尽管毛泽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毛对自己的继任者选择使瓦解成为必然。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来接替他。华国锋的继任出人意料,而且因为主张“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几乎普遍受到嘲笑。

  洋跃进

  华国峰在经济政策中恪守“两个凡是”原则:1976年至1978年间,基本经济政策中变化不大。因此,华国锋时期被视为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延续。大寨集体农业制度将继续作为农业政策的主体,应控制收入不平等,工业资产的公共所有权应继续保持挑战,并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即使是“洋跃进”,也总是与华国锋联在一起,这仅是1971年开始的开放进程的延续。尽管如此,华还是给了该战略更多的口号,并将重点转移到了石油和机械进口上。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中,这种“外国”或“向外”飞跃的概念获得了广泛使用,并在1978年1月批准的华的“十年计划”得以体现。大约有120个工业项目,并明确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这一政策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外贸数据中看出,进口占GDP的比重仅从1971年的2.2%上升到5.5%。在1974年,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在1974年至1978年的4%至5%之间(SSB,1999:3至60)。

  如果全面实施,华的发展战略是否会成功,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的声音都是严厉批评。尽管毫无疑问,这些意见往往是为了和1970年代邓小平的政治和经济学保持一致。该计划对国家财政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从1977年的300亿元(1970--7年的平均水平)猛增到1978年的450亿元,基本建设项目的启动在1979年创造了135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赤字,这是赤字最高的年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年(SSB 1999:8)。这似乎是陈云的忧虑,在1950年代后期,陈云就反复在“反冒进”中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许多人还会认为,该战略并未解决毛主义发展战略中的根本性系统缺陷,即它对公有制的依赖。

  然而,尽管洋跃进的规模很大,但它的野心其实并不大。考虑到197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的复苏,洋跃进不可能造成1960年代初期那种饥荒。此外,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越南的战争,而不是华的战略本身;1979年官方国防支增加不少于33%(SSB1999:8)。这样看起来,对华国锋经济战略的批评,并不是建立在基于经济学的任何合理评估之上,而似乎更多地来自那种急于诋毁华国锋的愿望。1978年-1982年间那些关于调整的所有讨论,以及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其实与华国锋所倡导的战略并没有很大不同。毕竟,华只是在发展周恩来,更是邓小平本人在1974至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

  实际上,华国锋的十年计划甚至从未实施。这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不断上升。邓小平在1949年之前和1950年代的工作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并在党内享有近乎英雄的地位,其后,邓小平作为文革受害人(而不是设计者)的身份,也使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因此,一旦军队决定于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他的最终掌权几乎毫无疑问。华国锋人格魅力有限,军事支持微不足道,无力抵抗。因此,邓小平与陈云一道坚决反对的“十年计划”,在1978年底被取消。

  政治过渡

  尽管邓小平在1977年7月被任命为副总理,但他的职位并不牢固。他的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央委员会通函1976年4月4日(已由毛泽东批准)就明确指责邓小平:“不读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知,对批评无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伟大成就之一)不信任(Schoenhals 1991:.249 50)”。在华国锋和他的追随者推动“两个凡是”的情况下,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

  但是,在1978年期间,思想气候却发生了变化,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思想又变得受欢迎。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有影响力的《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该文章由胡耀邦策划,中央党校的许多作家创作。这篇文章成为邓小平否认华对毛主义的狂热拥护的基础。邓似乎对此并不知情,但他在1978年6月强烈支持“实践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实践论”的周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毛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邓的地位逐渐上升。到1978年秋季,甚至在著名的三中全会之前,他几乎已经完全掌权;对在访问日本期间,他被视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七

  结 论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对毛主义后期进行全面评价,这个工作将在第9章中完成,该章恰当地评价了毛的政权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发展记录。但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后期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无从去辩护的。无论是广泛的暴力和迫害、无价的文物的破坏还是焚烧书籍或是盲目引用毛泽东的著作和演讲,关闭学校和大学对促进经济现代化的事业没有多大帮助,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扰乱了生产,对外国外交官的攻击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不过,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充满了目标和野心。毛并不是“五四”精神的俘虏——虽然有时他被描绘成这样。他是一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他摒弃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标志——转而启动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条理清晰的计划,旨在同时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关于财富和地位的再分配,它引起了红卫兵的共鸣。中国许多年轻人对大学学习机会有限感到不满,并且反对精英化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确保了只有上过少数精英学校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大学。对中国新资产阶级精英财产权的攻击同样受到欢迎,这也不令人意外。这些新的城市精英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继承他们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拥有的财富、财产和地位。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当时中国学校的教师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受过教育的人,从红卫兵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既保守又传统。当时的教育体系所传播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彻底的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总是冷嘲热讽。因此,重新分配国家文化支出确实是有其理由的。

  此外,有证据表明毛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任何企图全面谴责毛主义后期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甚至在文化破坏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对文化破坏的规模审慎考证。许多人存活了下来,至少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以经济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破坏,远比上世纪60年代红卫兵进行的破坏要大得多。中共精英成员当然是斗争的目标,但这也不足为奇。正如过去三十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党内的邓小平、刘少奇等右派分子确实决心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因为他是“走资派”,还因为他在1966年镇压学生骚乱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不仅首先负责派遣工作小组镇压初期的学生抗议运动,而且他的妻子在领导被派往清华大学的工作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至于她甚至征召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对待刘的理由,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红卫兵的愤怒。简而言之,一件事情当然可以为后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旨在促进经济现代化通过减少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庞大的人口问题计划,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访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慢慢消除了幻想。如果后期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悲剧,那么这个悲剧也是从善意开始的。

  毛时代的政治规划得到了经历过它的人的认可,包括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远处观察它的人。Jack Gray(2006)和William Hinton(1972)的一些评估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都不怀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策,不仅仅是清除党内的“走资派”。但从1978年以来,毛主义后期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由Chang 和Halliday(2005)的著作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薄一波对这一时期事件的描述过于受到派系主义的影响,几乎不可信。Shapiro(2001)对毛主义后期的批评扩展到对环境的破坏。尽管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的著作内容翔实,但也几乎没有很好的对毛主义后期进行充分分析,它忽略了潜在的发展战略及其成就。毫不奇怪,它的批判也就过于简单。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有变化的迹象。例如,Law(2003)编辑的著作,就提供了一个更加平衡的观点,挑战了一直以来的学术界的惯常叙述。尽管人们经常批评韩丁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他非常正确的指出,后期毛泽东时代为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种洞见让很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中国专家感到羞耻。像韩东平(2000,2001)和高默波(1999)这样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已经引起了读者对后期毛泽东时代农村真正成就的关注。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已经认识到,“下放”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它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要了解晚年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相,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但至少一些糟糕的刻板印象,已经被暴露出来了。
文章来源: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 Chatp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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