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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13)

2019-01-17 15:11:40  来源:读书笔记  作者:王江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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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该社论经毛泽东亲自审阅通过的。

  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第八次大会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显然,党是面对着一种无论从党的历史上说来或是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上说来都是完全新的形势和任务。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

  社论指出:我们党的工作已经得到伟大的光荣的成就,这是不能怀疑的。从整个来说,我们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这也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领导者的任务,不是陶醉于已得成绩的歌颂,而是随时发现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并且及时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面前有很多很多积极的新事物,但是也有消极的新事物。这些消极的新事物,就是党内许多同志对于新的社会形势不自觉,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的事实不自觉,他们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严格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能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这种恶劣的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如果不坚决地加以改变,那末,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就不能把一切积极的力量都调动起来,甚至某些积极的力量还要变成消极的力量,而我们的国家也就无从走上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很明显,我们党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社论特别强调:我们不但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而且要使全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社会形势获得自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获得自觉,要使全党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发扬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这里表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进一步阐明了“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紧接着,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例举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表现,并指出“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通过整风,“要使全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社会形势获得自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获得自觉”,“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同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京剧晚会,观看京剧《野猪林》。

  5月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先后致词。

  5月4日晨,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也是东方。我们都是东方集团,亚非国家也是东方集团。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多了,想打仗的国家就少了。我们这次关于整风的指示,你们知道不知道?要把党内外矛盾处理好,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应按照各国的特点办。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向保加利亚客人介绍了整风运动,“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緬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林伯渠【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济深、余心清【余心清,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做得如何还要看,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工业我们也搞了一点,但很少,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变成工业国恐怕还要几十年。亚非国家除日本外都是农业国,都要建设工业。我们都是不愿意打仗的,打起仗来会把我们的一套打烂的。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苏联建设了四十年还没有赶上美国,我们要好好努力才能赶上,美国也是要前进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希望你们内部和解,双方让步团结就好搞。不然就要用许多钱作军费,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建设工业的。

  在这里,毛泽东向緬甸客人介绍了我党的整风运动,“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

  关于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即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5月5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批语说:“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即《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内容包含“三层意思”、“三个注意”。

  “三层意思”:一是最近“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二是“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有“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三是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巳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此点请你们注意”。

  “三个注意”:一是整风“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二是“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三是“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请党外人士帮共产党整风,既有政治上的基本原则的指示,又有操作性的方法上细节的指导。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 十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指示。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审阅指示稿,批示:“可用。公开发表。”

  同日,毛泽东阅中共湖北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连北京市委一件【指中共北京市委 1957年5月4日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均登党刊。”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社论指出:正是基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所以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社论说: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社论说: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有人觉得“委屈”。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社论指出: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到五月十日,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的“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的具体行动。到5月15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5月8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5月9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5月10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5月10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原文如下: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事实证明: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可以有多种多样。现在看来,大体上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或建设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厂、矿山、作坊、工地、商店、食堂,等等),取得该单位的同意,在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各种业务人员的指导下,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主要的是一些辅助性的简单劳动,例如,锄草,收割,拾粪挑粪,挑水挑土,清洁卫生,搬运材料,清理物资,等等。各项业务机关(包括企业在内)的主要管理人员,可以在本行业的基层单位中参加。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二)到下面做考察工作的党的干部应当尽可能地在当地的一定生产单位参加体力劳动。由外地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要尽量就地参加。

  (三)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同群众一起,参加一些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例如,清除街道,植树造林护林,修堤筑坝,修路,挖沟,清理废墟,等等。

  (四)在本机关中参加种菜、喂猪以及其他可能从事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以上办法由各级的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而后有次序地再组织较多的干部实行。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当地和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反复研究,同时必须同有关的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充分协商,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按人数、时间和具体的工作条件,分批分期地合理安排,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并且随时总结经验,不断地对实施的方案加以修正和补充,使这种活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三十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目前全国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全体基层干部需要立即积极地参加以外,在开始的时候,县级以上的单位还只能限于少数领导人员。但是,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党中央认为: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的,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的,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5月11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5月11日,毛泽东阅中共甘肃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各地参考。”

  

  同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 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指毛泽东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不好,不要写了吧。 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直荀,即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 2 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同日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帕伏列斯库【帕伏列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屈武【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很落后,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很多,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落后的现象。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但是还不习惯于这种新社会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不愿被别人指出来,为什么要把丑事放在家里呢?这使人造成错觉,大家认为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外表好看里面不好看是不行的。我们的一些工厂、学校都有罢工、罢课,这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想到了应该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由矛盾来推动的。我们不要求外国同志学我们的做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习惯,生硬的抄袭是无益的。我们革命历史很长,声势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敢讲话,在和共产党接触过程中他们有一部分有不满意的地方。因此现在让他们讲话,通过这种批评才能提高党。我们这里的墙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需要拆墙,但还是应该保持一条界线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用的,我们也要主动地自我批评来巩固党与政府。

  在这里,毛泽东向罗马尼亚客人介绍了我党的“整风运动”,“现在让他们讲话,通过这种批评才能提高党。我们这里的墙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需要拆墙”。

  

  同日下午六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马尔科【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彭真、张苏【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想把我们钓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是钓不过去的。世界在起变化。在亚洲、非洲还可以找到我们的盟友。现在双方都在争这块中间地带。现在我们就缺工业,尤其缺乏石油。我们在设法搞些工业,苏联在帮助我们,各兄弟国家也帮助我们。大概要一百年可以搞好,砍掉一半也要五十年。有五十年不打仗,对我们就非常有利。5月13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职工闹事》。

  社论说: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工资问题、工作安排问题、生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对于职工的要求,合理的、办得到的,就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就说清楚。这样,就不至于闹事。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情,不去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

  社论指出:为了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在另外的机会讨论。但是有了好的制度,也还需要好的工作作风。

  关于企业领导者的改进工作作风方面,社论强调: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5月15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

  这里请注意:一是“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和“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两句话;二是同日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

  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发生在第二天的事情,即5月15日毛泽东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应该与今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有关。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一定会预料到要出现这种现象,但没有料想到情况会有这么严重。这使他感到意外,从而对运动的形势不得不作出新的分析和预判,对运动的领导和指挥不得不采取新的办法和措施。

  这里,既要发动全社会又特别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整掉部分领导机关和部分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又要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借整风之名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这本身就是无法避免的一对矛盾。如果组织者领导者没有博大广阔的胸怀,没有对辩证统一的深透理解,没有对领导技巧和对全局的娴熟掌控能力的话,是不敢发动这样的运动,也不会发动这样的运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处置呢?这确实是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整风运动还搞不搞?怎么搞?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不反?怎么反?接下来,毛泽东和党中央会采取什么措施呢?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

  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指示内容如下: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露暴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当时的主流媒体主要是报纸,而且受众也非常广泛。中共中央要求把党外人士在整风活动中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报道。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进一步造成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错误召开批评的气氛,从而进一步动员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良风气。同时,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意见公之于众,让大家来辨别是非,再加上后来的反批评,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鉴别能力。

  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这是党中央借势让资产阶级顽固派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的绝佳时机。文件中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性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指示虽然是党内指示只在党内传达,但是指示的精神是会很快传到社会上的。而且这其中的有些人的出发点就不是真心实意帮共产党整风,而是要赶共产党下台,其斗争性质和后果是十分明白的,“不成功,便成仁”。

  同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这里,我们再看毛泽东的批语,在中常委名单的后面,基本上每次都挂上了彭真。这里除了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以外,恐怕还有其它的原因。有资料介绍,当时有一个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副组长是彭真。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还缺乏印证材料,所以还不敢肯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邓小平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彭真在负责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总之,彭真的位置是介于中常委之下、政治局之上的一个特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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