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城乡对立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和农村的普遍衰败。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对另类现代性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也使农村成为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追寻另类的现代性，体现出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
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现代城市的兴起与城乡对立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和农村的普遍衰败。
村落的终结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以城市消灭农村真的就能够破解二元结构吗？城市化真的能够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吗？城市化就等同于现代化吗？
一
近代以来城乡关系
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1. 西方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城乡分离和对立是近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的过程。由于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会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各种资源自发地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小城市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变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很小比例[1]。
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把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归纳为一般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同样的路径，就能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发达程度。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是落后的，农村存在大量“零值劳动人口”，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
而在城市的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是先进的，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由于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工资可以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只有通过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两部门才会趋向协调发展[2]。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的理论经过了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人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的一般模型。此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一发展模式技术化、数量化，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归纳总结，在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建立了一种数量上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工业化率，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城市化率，这是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适性[3]。
2. “正统”[4]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5]
在资产阶级时代，城乡分离加速了。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6]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城乡分离形成的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分离也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交往的社会化，使个体摆脱传统的纽带，摆脱了封闭和愚昧。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7]
但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把城乡对立作为永恒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史观指出，工农城乡对立只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而只有现代的工业化城市才能创造这样的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面对的是极其险恶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关系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能够更加有力地把资源集中在城市，使得苏联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这种成就感显然强化了苏联领导人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要消除城乡对立，其途径不是发展农村，而是进一步发展城市，通过城市来带动农村：
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8]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乡对立是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任何挑战客观规律的行为都属于唯意志论，并且必然走向失败，遭遇客观规律的惩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城乡融合，则被推迟到十分遥远的未来[9]。
二
毛泽东工农城乡关系
探索实践的“反规律性”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成为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面对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在城市集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资源集中程度越高，越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英国等早发现现代化国家人口和资源自发地趋向集中，后来的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先进国家，都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人口和资源的集中，从而更快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认为城市化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
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0]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地希望实现工业化。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国的工业化也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接受了苏联的工业项目援助，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度重视发展城市和重工业、忽视农业和农村造成的负面效果也显露出来。这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警觉。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1]
中央开始对苏联发展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试图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农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
1. 大力推动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人口体量非常庞大，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人多地少，如果农村只是发展农业，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显然无法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而如果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势必会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不堪重负。毛泽东认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理想的方式并不是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工业部门，而是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
人民公社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人民公社被不少人认为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但事实上，毛泽东所设想的人民公社制度，并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毛泽东明确批评“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12]而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则是要大办工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13]毛泽东反复强调，农村不能只搞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并认为大办工业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之所在。
由于经验不足，起点很低，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误，包括“大跃进”过程中形成的较为严重的失误。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
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14]
然而，毛泽东强调农村工业化要逐步推行，并不是不要农村工业化。但是，党内部分领导人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村工业化的可能性，批评农村工业化没有效率，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社办工业小而散，与国有工业争资源、争市场，扰乱经济秩序。“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社队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15]。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农村工业化抱很大希望，一有机会就提出农村工业化的设想。这成为毛泽东与一线领导人在发展理念上的冲突。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工业化尽管遇到重重阻力，却始终在艰难推进。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农村工业化是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最成功的实践。农村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机械[16]。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辉煌时期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生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乡镇企业正是由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今天发展地比较好的集体经济村庄，包括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其集体经济的支柱都是工业。
2. 把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促进农村的在地城镇化
现代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城市不仅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和资源在城市集中，城市的各项设施也更加完善。通常来说，城市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有良好的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动力。
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尽量控制城乡差距，并且试图消灭城乡差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如果实行自由迁移的政策，城乡差距必将使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完全是无奈之举，政府制定户籍制度并不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过苦日子，而是要就地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农村人口也能过上城市类似水平的生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指出：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7]
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毛泽东时代，在教育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优先保障大多数人受教育的权利。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以便学生就近上学。基础教育的大力发展使我国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达到同时期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占80%的人口是文盲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将近80%的人口有文化的国家，国民素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
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在与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9]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保障了城乡居民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其医疗条件和健康状况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0]
三
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过程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也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失误，但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辉煌的。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一些学者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探索违背了客观规律，超越了发展阶段，是“农业社会主义”[21]，毛泽东本人也被贴上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标签。“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段落来论证历史是线性展开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民粹主义[22]。
毛泽东真的是反城市和反现代性的民粹主义者吗？毛泽东所探索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究竟代表了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理想。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3]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
正是为了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巨大差距，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追赶意识。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国家不得不从农业中提取资本积累，从而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剥夺，以至于梁漱溟批评共产党忘掉了农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对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梁漱溟只知道小仁政，不知道大仁政，而毛泽东所谓的大仁政，就是国家的工业化[25]。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追求工业化，而在于实现工业化的路径不同，后者认为工业化只能集中在城市，这样才会更有效率，而前者则认为不应当把农村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村也应当并且能够以发展主体的身份平等参与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仅仅为城市工业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产品销售市场。
在全世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民问题。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只重视城市，忽视农村：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26]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27]
他反对苏联把农民坑得很苦的做法，提出要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这些做法并不是要维持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平均主义社会，而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毛泽东的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很强的辩证性，并不是机械的线性进化论。在强调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
马克思晚年重视东方问题的研究，认真思考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描述只适用于西欧的历史。恩格斯晚年则对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历史发展合力的思想，把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僵化的解释，抛弃了辩证性，走向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历来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提醒全党，革命是要分阶段，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但他同时也反对以经济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为理由，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停步不前：
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28]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这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城乡融合设想的具体路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提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9]
总之，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本质上并不是反现代性，而是追求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并不是农业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
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的城市化？
在改革开放时代，把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主流经济学家们追捧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转移了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看法，显然也未能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人口，其人口总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吸纳如此庞大规模的劳动力。任由农民涌入城市，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迷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真理”呢？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就是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无产化，自有到一无所有，否则就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商品化劳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资本驱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是受益者，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工人阶级是被剥削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雄伟壮丽的繁荣景象，然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
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30]
这一过程普遍持续了有上百年的历史，期间始终伴随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侵略和掠夺，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总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绝不是一幅美好的画卷，而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世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却把这段历史极大地美化了，把其中的苦难、矛盾和冲突都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当作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现代化理论家眼中，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就是现代化的普适道路，发展中国家只要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就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沿着这一逻辑，西方学者开始构建出一套技术指标，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31]。
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需要。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实现了民族独立，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新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很大挑战。在这种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抢夺第三世界国家，除了直接的武装干涉、扶植代理人等方式之外，还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展示经济成就，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则把资本主义体系合理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归纳为人类社会线性进化的单一道路，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
发展经济学用科学的说辞掩盖了其意识形态性，对于那些渴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着实有诱惑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光鲜亮丽的形象，似乎发展中国家也能达到这种目标。然而，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首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状况。农村人口是逐步转移到城市中去的，城市化的进程相对缓和。即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发展中国家重复西方国家城市化道路，其人民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其次，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他们有着特殊的条件，人口规模较小，资源比较丰裕，并且在工业化过程中，完成了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了下来，这就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即便如此，英法等国还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海外移民来解决内部的人口压力。
1820年，英国总人口大约1200万，此后的100年间，英国的对外移民达1600万，这期间整个欧洲迁往“新世界”的人口高达5000万[32]。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已经不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能够光鲜亮丽，是由于他们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在有利地位，能够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取资源，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受剥削的不利地位，其内部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二战后一些亚非拉国家，受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片面地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采用激进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结果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这方面，最值得引以为戒的是拉丁美洲。
自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陆续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政府试图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采取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政策，结果导致城乡差距迅速扩大。拉美各国政府对人口流动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秩序地涌入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衰败。
同时，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和扶持大资本的农业政策，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进一步迫使农民离开农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并不能完全吸纳这些劳动力，很多进城劳动力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从事没有任何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进不去城市，回不去农村，拉美国家的城市里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
据统计，拉美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内[33]。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发展经济学美妙的承诺无一例外地落空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所探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恰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固然能够发展生产力，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的人民，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忘记了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会本末倒置，成为“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还无法实现，但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毛泽东时代，在工业化启动的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工业也对农业进行了反哺。
特别是到了1970年代，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在加大，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农用工业品的价格被不断下调，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34]。国家也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国家采取了“先生产再生活”的发展战略，当时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型城市，而不是消费型城市[35]。农村固然很穷，但城市的工人也长期处于很低的工资水平，城乡差距客观存在，但始终受到严格控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五
毛泽东的探索对
我国当前处理三农问题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农民工数量已经突破2.6亿，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然而，对于数以亿计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城市却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他们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即便如此，城市的制造业仍然无法完全吸纳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大量的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36]。大城市人满为患，出现各种“城市病”，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却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案，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把农民进一步转移到城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审视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充分认识农村的价值，尊重农村的主体性。传统的发展理念把城市文明凌驾于乡村文明之上，城市代表着文明和先进，乡村则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发展就是要用城市消灭农村。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发展理念，只会使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即便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仍然有将近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事实上，城市固然有城市的优点，农村也有农村的优势，城乡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前，我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乡村的生态优势就体现了出来，乡村旅游的日益兴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要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农村。资源的集中会带来集聚效应，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会自发地趋向集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城市的无限膨胀，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
因此，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配置，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把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配置，让农民居民也能共享发展成果，甚至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
第三，要高度重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农村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农村完全可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例如现代生态农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健康养老产业等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可以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又可以促进农村内生发展，与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注释：
[1]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1790年美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以上，到1920年减至50%以下，现今只占14%。《美国农村地区面临多重挑战》，光明网，2017年，http://theory.gmw.cn/2017-02/27/content_23840090.htm
[2] 阿瑟·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指出，农业人口是劳动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施加向下的压力。刘易斯的无限供给劳动力，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重述了马克思劳动后备军理论的部分内容。但马克思认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后备军的规模是相对的，随着资本占领农业的程度不同而排挤出不同规模的劳动力，相对剩余劳动是不可能穷尽的，而刘易斯则认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规模是绝对的，是可以全部转移的。
[3]例如，发展经济家钱纳里的发展理论模型就认为，人均GDP小于100美元时，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大致持平；人均GDP达到5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就会领先工业化率超20百点；当人均GDP继续增至10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就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百点，这被认为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参见霍利斯·钱纳里等著，李新华等译：《发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这里的“正统”二字之所以加上引导，是因为某些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特定问题所进行的某些阐述、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当作普遍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6]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8]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8页。
[9]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2页。
[1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1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44页。转引自徐俊忠，“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页。
[14] 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宫玉松、聂济冬，《毛泽东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1期。
[15] 老田：《雾霾作证：我们怎样失去了毛式工业化道路》，人民食物主权网，2016年12月21日。
[16]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
[1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97页。
[18]朱高林：《非均衡视野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考察：1949－1978》，载《学术界》2012年第4期。
[19]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新华网，2005年7月29日
[21] 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载《农村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
[22] 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2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25]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页。
[2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2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9页。
[28]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2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3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31]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10项指标，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包括了人口城市化水平50%以上。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数80年代在我国流传甚广，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2] J.B.福斯特，R.W.麦克切斯尼，R.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33] 孙光英，《拉美城市化过快发展的负面效应值得关注》，《红旗文稿》2013年第17期。
[34] 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将农机卖给公社与生产大队。价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层级的乡村生产单位能够购买这些投入品以将生产机械化。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中央统一定价的化肥出厂价降低7次，降价总额为26亿元；农药出厂价降低了6次，降价总额10亿元，销售价格降低了9次，降价总额5.5亿元。农用柴油、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也多次降价。仅1978年，农资价格补贴就达到23.9亿元，占各种物价补贴的四分之一。宋洪远等编著，《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03页。
[35]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36]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徐俊忠、苏晓云：《“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2）龚云：《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载《中国农民问题》2006年第2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
（3）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4）严海蓉、林春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5）阿瑟·刘易斯编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6）迈克·戴维斯著，潘纯林译，《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7）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9）张玉林：《 “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及其历史意蕴》，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0）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版。
（11）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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