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文章中心 > 红色中国 > 毛泽东 >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南宁会议 工作方法问题

2021-02-27 16:57:3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王江伯
点击:    评论: (查看)

  三、南宁会议 工作方法问题

  1958年1月6日上午,毛泽东先后同周世钊、程潜谈话。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宁,住明园(今明园饭店)。

  1月7日下午,毛泽东到邕[yōng]江游泳。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同陶铸、周小舟谈话。

  1月9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同中共广西省委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伍晋南、贺希明、覃应机【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伍晋南,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覃应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副省长。】谈话,周小舟参加,晚十时结束。

  1月11日一22日,毛泽东在南宁明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称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问题,继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印发的二十二个参考材料中有二件是反冒进的。这二件材料是: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会前,毛泽东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二十六人,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到齐, 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据《毛泽东年谱》的注解,实际上参加会议的应为 27人。从1月13日起又有柯庆施参加会议。

  1月11日晚上,南宁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讲话,讲了两个问题。

  一、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有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党委要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三者。

  毛泽东为什么要谈反对分散主义问题?很显然,国务院特别是财经部门不向中央、不向政治局通情报的现象是严重的。

  二、关于反冒进问题。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问题认识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有人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过去,迷信未来”,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

  从毛泽东的讲话的语境语气可以看出,关于批反冒进问题的态度是诚恳的,侧重于摆事实、讲道理为主,以理服人。并没有盛气凌人、瞎批一通。所以说大家虽然挨了批,但在情感上还是能够接受的。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毛泽东说: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指多、快、好、省。】而奋斗。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宋玉写 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这里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记述是客观真实的,有了1981年的“决议”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必要刻意为毛泽东粉饰。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述,毛泽东在这里是开诚布公的。“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毛泽东再次进一步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真可谓“苦口婆心”!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里,毛泽东关于“实际上是封锁”的定性是严重的。同时,他还特别指出:“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要文风浸润”。目的还是猛击一掌,希望工作方法改良一下子。

  下午,毛泽东去邕【yōng】江游泳。

  同日,关于办好省报问题,毛泽东致信刘建勋、韦国清:“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 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当年的十一月十日,毛泽东批示胡乔木,说这封信“可以在新闻界的刊物上发表”。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十三期,首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地致信刘建勋、韦国清呢?应该是毛泽东看了《广西日报》后不够满意,再联想到其他地方报纸也有类似情况。故特此写信给以指导。而且通篇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循循善诱的教导。这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在谈到“四个伟大”时曾生气地说(大意)统统去掉,只保留“教员”。“教员”即教师、先生,现代称之为“老师”。毛泽东本身就是师范专业出身,的确不失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典范。

  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关系是融洽的、恩爱的。不然,他不会专门写一封信把自己的喜悦和收获与其分享。

  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晚十一时十五分,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至次日晨一时半结束。

  1月14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再次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这次讲话比在杭州会议讲的十七条,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抓两头带中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材料应与观点统一,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毛泽东指出: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观点是毛泽东长期的一贯的思想主张,体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等基本观点,联系的是当前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大家改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1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修改柯庆施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批示:“即送乔木:有些修改,请即与柯酌定。今天印发各人。”主要的修改情况如下:(一)“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二)“……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一概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三)“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四)“在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五)“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六)“我们的工作是得到了伟大成就的,这是主要方面,这是完全肯定的,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如有怀疑,应予解释。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七)“这些批评,除去属于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性质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的。虽然有些不完全正确,甚至大部分不正确,只是由于认识问题,不是由于恶意。这些批评,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我们平时不了解的事情,使我们了解提意见者的心理状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工作的全貌,仍然有好处。”(八)“我们必须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九)“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

  从毛泽东修改的这些内容中,就基本上看到了他所强调的基本观点。这里边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常说的“毛泽东思想”。

  1958年1月25日,这篇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水、肥、土,连干三年,十年决定于这三年,面目改观。各省理论怎么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上海搞出那篇报告【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辩证法可以总结为对立的统一的理论,这样辩证法的核心就掌握了。各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工具革命,把手、把肩解放出来。参观农具展览,也是一种方法。除四害设全国委员会,这也是创造,各省照办。要搞联省自治【指成立经济协作区】,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当天晚上,毛泽东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毛泽东对胡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派吴冷西去。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吴冷西说:现在《人民日报》釆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我前几天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

  很显然,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有进步就高兴。同时我们会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安排这次谈话?从谈话记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坦承去年对胡乔木的批评:“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毛泽东对“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那么做的情势所迫和希望尽快改进的急迫心情。

  在谈到人民日报社干部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从整个谈话记述来看,毛泽东对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后的工作是肯定的、赞许的。请注意这次的开会通知,吴冷西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很特别的一次,排在了总理和少奇的前面。这里不排除当时的胡乔木是比较尴尬的。从当时他们的职务来看,胡乔木是领导,吴冷西是下属。同时也能体会到在谈话过程中,吴冷西与毛泽东的互动也是主动的、积极的、融洽的。毛泽东历来都很重视舆论宣传工作,这次谈话对吴冷西是进一步鼓励,对胡乔木则是进一步的帮助,也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旁敲侧击。当然效果如何,就完全取决于胡乔木本人的态度和认识了。

  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对舆论宣传工作又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旨在通过胡乔木和吴冷西的工作加强对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的领导,希望全国和地方的舆论宣传工作更上一层楼。

  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再次加以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接着说: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理论、逻辑、外国文都要学。专家读很多书,我们读马列主义只能读十几本、二十本,不必读那么多。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还处于奴隶地位。外国文也要学,我六十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部长、书记请个学习秘书,增加编制。暮气我们都相当有些,是朝气的对立面,还有官气。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着我们改。要讲革命朝气、精神旺盛。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的,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后生可畏。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每次阅读到这里都要想,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拿周恩来与柯庆施比?大家可能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毛泽东的问话显然很唐突,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尴尬!当然,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其政治见解也有存在分歧的时候,但几十年的患难与共中更多的是共鸣共勉、理解支持与合作!所以对历史上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持怀疑态度。既然《年谱》记述了这件事情的事实存在,应该相信这件事情的事实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去研究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当时毛泽东批的反冒进的问题,却是在批周恩来但也不只是批周恩来,还包括刘少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很显然,当时的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好多时候他就是毛泽东在中央的代言人,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正是由于刘少奇的大力支持才成了气候的。所以,毛泽东批反冒进应该是批刘少奇更多一点。

  所以在这里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一行为,我的分析是毛泽东看到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很对路,和他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合拍的,又经过他全面的修改完善已经完全成了他自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解析。毛泽东为党内有这样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人感到高兴,因此对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很欣赏,“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请注意“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这里的“我们”也包括毛泽东在内。欣赏之余,紧接着毛泽东便问身边的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这不就是很自然的了吗?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话是唐突了、失口了,不该这样问的,会造成误会的。所以,毛泽东赶紧补充道:“周恩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

  晚上,毛泽东继续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农村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逐渐二八开,广东是三七开。个人与集体的斗争,可以万万年。积累是为社会主义。要把精神多搞一点,艰苦奋斗多搞一点。

  这里关于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问题恐怕到现在,用于指导当前改革开放的工作都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年谱》在这里只记述了要点,实际上关于个人与集体的斗争、积累的问题、精神即政治挂帅的问题、艰苦奋斗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讲得很具体的。

  1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在听取李先念汇报时插话说:内行、外行,促进戏剧改进的往往是外行,是看戏的。科学部门有时不懂科学,医务部门不懂医务,农业部门不懂农业,因为方向错了。反浪费很有搞头,搞出二十亿可能还不止。实行大力节约,事业费节约大有作为。矛盾没有重点,即没有中心。

  怎样理解这些插话要点:一是不要看不起外行,这是针对所谓的内行来说的;二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方向问题和专业学习的问题;三是反浪费问题;四是关于抓重点、突出中心的问题。归纳起来,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晚上,毛泽东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

  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会议讨论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锐的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的工作。

  据《毛泽东年谱》的注解:李锐,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要学些土壤学、农业科学,不然还是盲目斗争。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界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农业服务。各省都是农业为主,辽宁、黑龙江等省工农业并重。农业为主,工业也要赶一赶,积极发展工业。每省都有外来干部,外来干部要学习本地话。

  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谈话后,继续主持南宁会议。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年谱》虽然只记述了这一事件,但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是和周恩来交了心的。这让我想起在网上传的周总理的两段话:

  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周总理还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那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阅《文艺报》编委会一月十六日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发表林默涵【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人的六篇文章。我们写了一个编者按,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秘书长。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毛泽东对编者按作了改写和加写。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据《毛泽东年谱》的注解: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1946年对他作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编者注),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据《毛泽东年谱》的注解:丁玲和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在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1984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关于萧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北京市委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批复,给萧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他恢复了名誉。

  1月20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冒进是全国人民烈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论哪个,专而不红,就很危险。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每次少数人参加,使两种 “文章”配合——中央和地方配合,北京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在杭州两星期开了两次会,头一回三天,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两天,多少开出了点名堂。省委也要开这种小型会议,每次找几个县委书记就行,人太多了就不好开会。鲁迅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多。

  这里毛泽东的插话又谈了哪些问题呢?一是“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关于两本账的问题,既要解决历史问题,又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二是关于冒进的问题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好的发扬光大,坏的设法克服,始终把带领全国人民前进放在第一位;三是又红又专的问题;四是提倡召开小型会议的问题;五是关于严于解剖自己的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讲到开会方法时,毛泽东说: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讲到不断革命时,毛泽东说: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思想、政治始终是统帅。思想、政治是灵魂,是技术、经济工作的保证,既是统帅,又为它们服务。讲到生和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从理论上讲,生和死都应该同样开庆祝会,因为灭亡并不是坏事,只有旧的灭亡,才有新的产生。讲到文章、文件要具有三性时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讲到要学一点文学时说: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

  从毛泽东的总结讲话来看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可见南宁会议的主题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然工作方法势必涉及思想方法问题。说到思想方法,肯定就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诸如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生与死、文章要具有三性等问题,在毛泽东的讲话中都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1月22日下午三时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冒雨到南宁市人民公园,参加广西各民族群众的游园活动。

  当天下午和晚上,南宁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毛泽东的总结讲话。南宁会议于本日结束。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