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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大寨式评工计分

2022-10-05 15:20: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范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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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回乡务农,正好是大寨式评功记分在经过“大四清”收官期酝酿、试点后全面铺开实施。

  咱们农村,打互助组、合作社(小社、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就是“各尽所能,按劳计酬”,压根儿没有什么“大锅饭”侍候“不劳而获”。只是原来的评工计分方式过杂,过繁,队里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队长与几个识字人要记,要算,要评,要议,总是忙得不亦乐乎。譬如,今天要在十几个地点完成十几件活儿,除了每件活儿得安排多少名劳动力、搭配成“大干苦干加巧干”、省时省力的最佳组合外,还得给每项任务配个“记工员”,把任务一件一件“摄像”般地全景记录下来,综合该项任务在生产链中所处的地位、作业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劳动强度和完成的数量,由队长、会记、劳动组长和记工员商议,确定它的“工分总额”;再根据劳动力等级和各个具体人员所完成的任务量,评判、认定各位参与者所应得的工分值,同岗同酬,同工同酬,对又勤又快、干得出色者有倾斜有奖励,但不允许滥竽充数或投机取巧,当天的帐当天结清。这种方式虽然不错,但因为农活繁杂,每天收工后总要忙乎一时半会的,尤其是在“三夏、三抢、三秋”期间,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不分昼夜争分夺秒,“日干日清”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等一等”,“缓一缓”,又往往会“拖”出“遗漏”、“帐头对不拢”,让斤斤计较有机可乘,产生矛盾,诱发消极因素。因此,推广大寨式评工计分方式,可以说是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大寨式评工计分的基本做法是:根据体能和所掌握的技能,把劳动力分为四个等级。头等13分,是身体强壮、技能全面、能胜任田间耕耘百分之九十以上活计的壮劳力;二等11分,是有经验但年龄偏大(50岁以上)、体力下降的大爷辈;三等9分,是中年妇女组,四等7.5分,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组和不足十七周岁的“学字辈”,在二等与三等之间,还有一个10分以上的“二等半”,是农忙期间的“青年组”,清一色朝气蓬勃的“铁姑娘”。划定等级,年龄、农龄是参数,但主要的还是要凭本人的劳动表现、技能水平和实际业绩。评工计分还与口粮分配相挂钩,一经确定,几年不变,“对等”、“定级”,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因此,正式实行时,生产队的队委会(由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贫协主席、会计组成)和大队蹲点干部酝酿讨论,掂量、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诉求,既积极又审慎,小会开了好几夜;征求社员意见,更是从个别谈心到分类指导,连着组织座谈,召开群众大会,反反复复斟酌修改,排除了所有误解和顾虑,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认可和赞同。宣布方案那一天,已经临近“三抢”,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金特地来到会场,对方案形成的做法给与了肯定,为大家伙把“早稻收好,棉花管好,晚稻种好”、赶在“立秋”之前完成“三抢”任务给力鼓劲。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求真务实过程,是我受到的第一次“群众观念”启蒙教育,让我思索、感悟和受益了好多年。

  从形式上看,大寨式评功记分省略了传统的许多繁杂琐碎“无用功”,使考勤、记工、评工、议值一直到年终分配的整个流程,都变得直接,透明,简练,公平,一人“自报公议”,众人互品头论足,一年也就两回。生产队长再也不必为当天部署任务、组合劳力、考量实绩、敲定工分值、张三李四谁谁谁各该得多少工分等“鸡毛蒜皮”而塞满脑子,顾此失彼,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来贯彻“八字宪法”的“天文地理”上。社员也不必再为一天要换好几次农具家什、要转好几处作业场所、累了一天还得等在田头“评工议分”、日落西山还不能回家做饭而累积怨气,憋出口角,原先所言的“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现象几乎绝迹。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生产队里“众手拾柴火焰高”,一派的热气腾腾和蒸蒸日上。

  从另一个视点看,大寨式评工计分方式鼓励“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体现“比学赶帮超”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在突出公平、强调互助前提下的兼顾效率。首先,是在评等定档时,看年龄更看经验,看体力更看技能,看出勤更看态度,看数量更看质量。“群众的眼睛雪亮”,众目睽睽之下,有年龄但老于世故的“乖人头”,即使“对号入座”了,也得不到13、11、9、7.5四个档次的满分。当时,有个别不服气者曾经断章取义,以“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为由扣大帽子,为干活贪量图快不求质行为辩护,生产队长当场予以回击:”捆的稻禾一上肩就散,不重捆就挑不到打谷场,捆两个散一担,捆再多也不顶用嘛”!“摘下的棉花含了那么多碎叶,得安排专人挑拣干净,多摘个三斤五斤,还不够返工工分,种田人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晓得呀”?因此,大寨式评工计分,符合“多快好省”的全能型劳动力才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像“南郭先生”那样地“滥竽充数”,或者偷工减料“甩滑头”,揩不到“油水”,得不到便宜,还会丢人嫌眼遭唾弃。当然,一以贯之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之人,是不会受歧视或者被“埋汰”的。有位老杨,年轻时在外谋生,回乡务农已是中年,好多需要凭技能“巧干”的活计大多不会,但他从不挑肥拣瘦,干什么都尽心尽力,自报了第二等级,但大多数社员认为他可以进第一等级,给他评了12.5分。对于体力不及或者技能欠缺的部分男劳力,队里也都是从实际出发,先考虑劳动态度再评定等级档次,有差别但不大,很有利于焕发和保护积极因素的。

  像我这样的小“知青”,开始时跟着四等老年组,一年后进入三等妇女组,第三年与老字辈摸爬滚打,开河挖泥挑猪榭,练就“十八般武艺”,萝卜干饭吃了整三年,第四年才成为一等工,哪里有什么“大锅饭”可蹭?

  大寨式评工计分,伴随着集体经济,稳定了二十多年,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调节生产队成员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焕发农村各种各类积极因素等方面,是具有着一定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是当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果之一。能够普及和持久,那是因为有多种力量在引导、呵护和支撑着。

  首先,她是立党为公、公字当头的产物。当年,周总理概括和提炼的大寨精神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一张白纸上写出最美最好的文章,唯有集体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大寨就是是农业战线的好榜样。学大寨,既要树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也要传承“而今迈步从头越”实干苦干,大寨就不是那种“等靠要”的懒汉、莽夫和襦虫。试想,如果遇到天灾要么去申领救济粮款,要么去游走四方沿路讨乞,咱们中国贫困落后的卑屈史能到什么世代终结?所以,大寨精神在当时是很激励人鼓舞人的,凡愿为“改变旧貌换新颜”而作为的有志之士,都是怀着虔诚之意,真切之情,对大寨精神是老老实实的地学,恭恭敬敬地学,期待引入大寨精神后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发展好。

  其二,大寨式评工计分所贯彻和坚持的,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筹兼顾的社会主义原则,通过在分配方式上的规则化、制度化,把“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落到实处。一方面,是对私有制狭隘、丑陋了数千年的旧农意识的否定和决裂,另一方面,是对走上集体化道路后引导农民树立“公字当头”新观念的肯定和培育。劳动者等级分明,档次清晰,不劳动者不得食,好逸恶劳众人谴,每个社员首先必须“各尽所能”,为集体发展尽心尽力,才能问心无愧地接受“按劳分配”,得到回报,与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毫无关联。大寨式评工计分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耍滑人便宜,每一个劳动力是“硬”是“软”,是“优”是“劣”,所作所为和贡献多少大小,包括队长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一锤定音。真心实意尽所能是为老实人,拈轻怕重“混掐丝”是不老实,“公平秤”肃立在大家伙的心里口中,衡量的尺子握在群众手里。过“评工分”这一关,三六九等一视同仁,既不需搞什么疏通找门路,也没有什么关系可利用,更不会有什么人出场“打招呼”,即使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雄辩不过钉是钉、铆是铆的实例举证。社员们的眼里,容忍不了偷懒胡混的“沙子”,小聪明式的蒙混忽悠,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公社铁定的纪律,是赓续勤俭的家风,保证了农村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为主导,足以抵制和避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谓“干与不干一个样”,那是连三岁孩童也哄骗不了的天方夜谭。诬蔑那个时代什么什么“一个样”的那一伙伙,难不成是因为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去农村能不交菜金不交粮票天天厚着脸皮噌得到白食?难不成是因为他们除了骗吃骗喝、躲在螺蛳壳里逃避劳动,还能照样轻轻松松拿工资?这些作俑者,除了无知与偏见,之外所存的,我估摸着包藏着的只有是那一片祸心了。

  第三、因为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人心思进的时代。广大社员“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翻身感、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情特别强烈,“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教育下一代的座右铭,“爱祖国,爱集体”,是青年人引以为豪的共同意识。《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革命大旗》、《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等,一首首革命歌曲的放声高歌和到处传扬,还有全党全民的学雷锋王杰欧阳海,学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潜移默化地感染大家见贤思齐,意气风发,一心为公光荣,谋取私利可耻。记得大寨式评工计分实行前,有部叫《李双双》的电影,她的事迹,让许许多多女社员激动和振奋不已,女青年们行在田间或走在路上,经常会唱着“李双双,李双双,她是咱妇女的好榜样”,李双双成为了她们“能顶半边天”的敬仰和动力。在当时大寨式评工计分推进中,占生产队劳动力一半以上的妇女担重任,出大力,识大体,顾大局,李双双维护集体、公私分明、爱社如家、敢喜敢怒的气度和风格,对她们的影响是很深很大的,“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

  第四,是那个年代“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公社这一级“怎么着”,我没进去体验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大队、生产队我天天身在其中,情况是清楚的。记忆中每次评工分,民主气氛所谓非常浓烈的,根本不需要“背靠背”、“小范围”。全队社员在一起,对某人,对某事,有话直说,心口一致,不掖不藏,不躲不闪,有意见尽管提,放心提,不必担心打击报复穿小鞋。无论评到谁,“值不值”与“值多少”,大家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言者无罪。而被“品头论足”的社员,则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予以接受和包容。评工计分“自报”和“公议”中,用不着面红耳赤,“群众口碑”是最高的否决权。偶有争议时,大队跟队和生产队干部观点鲜明,有理有节,会有鼓励积极、化解消极、因势利导、润人心田的表态,但不会做“和事佬”“好好先生”,更不会“各打五十大板”压人欺人。因此,每次评议之后,对大多数社员而言,是心悦诚服,叫“三通三满意”。也正是因为有七嘴八舌的群言群音,大寨式评工计分才能不断排除干扰,去粗存精,日益完善。试想,假如当时是“一刀切”、“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那社员们还不要闹翻了天?

  第五,是因为干部克己奉公,严以律己,深入群众作风好,尊重群众根基实在,依靠群众放得开。那时流行的百姓话叫“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书记”。干部对自己的要求,叫“喊破嗓子,不如自己做出样子”!当年那一批党支书,都是土改骨干,是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的带头人和组织者,一身乡土气,一腔服务情,一片报效心,大多是《艳阳天》中的王国忠和肖长春,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响应党的号召走集体化道路坚决,见贤思齐,躬身践行,乐意做陈永贵那样的“好领班”。为了保证大寨式评工计分不悖向,不偏调,不走样,起到鼓励大多数、调动积极性的成功作用,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金带着班子成员,每天黄昏都分头扎在生产队,参与大小会议,广泛听取意见,九点返回大队部开“碰头会”,分析汇总,集思广益,第二天照常出工下田。在生产队里,老金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一样的见天考勤,一样的服从队长安排,一样的接受社员评议,一样的凭工分计收入。那时,公社规定大队书记大队长一年务农日不少于250天,他们则连年都在280天以上。

  大寨式评工计分是集体化道路的产物,在公字当头的岁月里,

  她有滋生的土壤,成长的氛围,固本的根基。从中,我获得的最大教益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农民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立党为公,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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