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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毛泽东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

2013-12-03 09:40:00  来源: 乌有日刊   作者:王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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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的供稿。】

 

作者:王立华大校(昆仑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秘书长)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来到定王台图书馆。

  长沙定王台,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所建。相传,刘发封王长沙后,每年挑选上好大米,派专人送长安孝敬母亲,再运回长安泥土在城东筑台,年复一年筑成高台。定王常在夕阳西下时,登台北望遥寄思念。这母子情深的动人故事,与定王台千年共传。

  定王台图书馆建于清末。1904年初,由一些开明人士倡议创设,是全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也是新型的知识传播场所。这时,定王台已无高台,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为书库,楼下为阅览室,藏书量全省之最,还摆置了光化学试验仪器、人体和动植物标本等。按图书馆管理规则,凡有志于学习者,都可入馆阅读所藏各类图书报章,使用馆中标本模型和试验器械。

  毛泽东是这里最勤奋的读者。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非常认真的执行。每天风雨无阻,从寄居的湘乡会馆出发,步行3里到定王台。早晨,图书馆开门后他第一个进去,开始一天的读书学习;中午,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算他的午休和午饭;晚上,一直读到图书馆关门,他总是最后才出来。

  他曾回忆说,虽然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图书馆后,看到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贪婪地读,拼命地读。他还形象地比喻说:

 

  “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吃菜一样。[①]”

  定王台自修坚持了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段时光,认为这是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说: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②]”

  为什么他自认为极有价值?甚至是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在定王台到底学到了什么?有必要深入探究。

 

  在定王台图书馆,毛泽东读了许多书。多年后,还能清楚记起自学内容。他说,我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在认真阅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仅半年多时间,他看过的书达几十种。在那里,还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

  可见,定王台读书所得,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系统学习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对一个进城不久的山村青年,打开眼界和胸怀,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万象,建立世界范围的比较坐标,显得尤为重要。对俄、美、英、法等列强,毛泽东尤其重视学习研究。史地知识比较枯燥,他特地与古希腊神话诗歌等混合阅读,既了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演变史,又熟悉了西方文化典故,以达到更好学习效果。

  二是集中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这在当时被称为新学,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旧学。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思想敏锐的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定王台图书馆,他兴趣最大的书籍,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尤其著名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若干名著,立论新颖,知识翔实,思想深邃,切中时弊,毛泽东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这些影响和改变世界的不朽经典,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提供了领袖成长的重要思想基石。

  了解所读书籍的精髓要义及影响,是破解领袖成长密码的必要环节。

  毛泽东首先提到的是《原富》。

 

  英国人亚当·斯密著,也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称《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被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至今仍被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

  毛泽东读的是严复译本。严复在译事例言中说,每译到可联系中国实际或有感触时,就信手写下自己的思想悟言。所以在《原富》正文中,夹有严复289个案语,约占全书篇幅15%。由于译文艰深典雅,又有多处删节,1902年出版后,未引起值得重视的反响。但在定王台图书馆,却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严复将书名意译为《原富》,很切义并充满睿智。“原”含有源头之义,“原富”也既探究富国的本源。就是:

  “将以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③]”

  他要回答财富是什么、怎样形成的。《原富》序论中概括说,财富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书中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说到劳动分工增进生产率,进而论述因分工产生市场交换,交换的媒介货币和交换价格构成,系统阐述了一系列经济学原理。

  亚当·斯密认为,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根本经济特征是更发达的劳动分工。分工主要有三大好处:一是有助于劳动者手的技巧完善,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决断力;二是避免劳动者在各个工种、各个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可节约劳动时间;三是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简单重复的劳动更易激起发明欲望,也更易用机械取代。通过劳动分工,能大量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

  他揭示,增加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利己心”。我们通过交换获得的食物和饮料等,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人们不但会凭自己的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同时,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指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所以,他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在当今中国,这是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一是把人的利己心看作万古不变的本性,是构建符合人性的经济理论的基础,由此得出市场经济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计划经济违反人性;二是市场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可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读亚当·斯密著作时,会感到一个问题:他本来比较全面的论述,却被一些人有意无意肢解,在理论和实践上误导了社会。如人性假设问题,他并非只强调“利己心”,还讲每个人“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利己心与利他性结合,才是他完整的人性假设,把自私看成人的唯一本性、看成社会制度的人性基础,根本不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再如市场经济特征的分析,他所分析的状况,明显带有封建社会后期和资本主义初期的特点。那时,从世界和国家层面讲,谁也难以垄断和控制市场,市场供求关系导致价格起伏,大致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但他已看到资本垄断趋势,认为垄断会破坏竞争和经营者自我完善,一再提醒大家警惕垄断,彰显了一个严谨经济学家的品质。亚当·斯密的价值,在于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分析事物。事实证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降临,早已毫不留情地粉碎了理想的自由市场竞争,人类认识也与时俱进地跨越了那个时代。

  《原富》的理论基石是什么?明明白白的是劳动价值论!离开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基础,就无法理解这一巨著的精髓。

  当时流行两种财富观。一是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一是重商学派以贵金属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以对外贸易顺差为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亚当·斯密抨击了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这是亚当·斯密最富科学价值的理论命题,是让剥削阶级原形毕露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在当今中国,却被一批主流理论家淡化甚至无视,真是匪夷所思的哆哆怪事!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决定价值,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梯。毛泽东一定读到了劳动价值论,并对此领悟共鸣。

  列宁曾高度评价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继承他们的事业,严密论证并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证明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则是无报酬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再到实现劳动者解放,是人类进步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理念,后来成为毛泽东一生的不懈追求。

  亚当·斯密的《原富》,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进步台阶。

  毛泽东提到的第二本书是《物种起源》。

  有人认为,毛泽东读此书的史实不准确。因最早的《物种起源》全译本,直到1920年9月才出版,是毛泽东定王台自学8年后。当时他读的应是阐述达尔文物种起源和进化论学说的书,即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该书上卷主要讲达尔文的进化论,下卷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规则。但严复只翻译了上卷,断然把下卷删掉了。此书1898年出版,一度风行全国。

  上述事实基本不错,但存在一个重要缺失。早在1902年,《物种起源》全译本译者马君武,就曾节译第三、四章,分别用《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单本发行。1904年又译出第一、二、五章,以《物种由来》为书名出版,并于1906年再版。尽管是部分章节,却是全书最主要的前五章。这五章中,阐述了家养变异、自然界变异、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及变异定律等,进化论的基本原理都讲了。

  可见,《物种起源》和《天演论》讲的都是进化论,都有可能被定王台图书馆收藏,毛泽东有两部著作都读过的条件。其实,无论读哪部著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思想,由此深刻影响并滋养了领袖成长。

  达尔文是英国人,曾以博物学家身份,参加了英国环球科学考察航行。他历时5年,采集积累了大量动植物和地质材料,逐渐形成了生物进化概念。在海拔4000多米的安第斯山顶,他意外发现贝壳化石,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进而领悟,世界并非上帝一周内创造的,地球远比《圣经》上讲的老得多,所有动植物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人类可能是某种原始动物转变而成,物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进化论的核心原理是自然选择。达尔文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个种群中,个体存在着变异,具有有利变异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变化有一定方向,经过长期天择与一代代性择,微小变异不断积累,最后会成为显著变异,可导致亚种和新种形成,从而造成奇妙多样的生命形态。

  进化论在欧洲,因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相悖,颠覆了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引起极大的轰动、争议甚至恶毒攻击。而在中国,带来的却是另一种震撼,在进化论广泛传播中,有几个公理家喻户晓、震撼人心:

  “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当时,列强虎视鹰瞵,国家被瓜分宰割。志士仁人在进化论中,找到了唤醒和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尤其在知识界,进化论影响极大,一位名叫胡洪梓的安徽人,甚至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或胡适之。中国的进步力量,先以进化为天地公例,推动维新改良;后以革命是天演公例,号召进行激烈的革命抗争。

  青年毛泽东也是受进化论影响、被进化论激励的一员。

  建国前夕,他曾讲述这个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败仗了,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这些东西也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后来,成为领袖的毛泽东多次谈到进化论,认为那是新的、正确的、好的东西,是香花。他说: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70年代初,毛泽东授意重印《天演论》,还出版了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修订出版《物种起源》。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④],特意送毛泽东达尔文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版,还有达尔文后人提供的一张珍贵照片,上有达尔文亲笔签名和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

  紧接着,就是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毛泽东: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1975年秋,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做过眼部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要来一些书籍报刊学习,其中有《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等杂志。他还提出印大字本《化石》和《动物学杂志》,以便阅读。

  可见,进化论对于毛泽东,不仅是早期的西方文化启蒙。

  它伴随毛泽东的思想,直到事业和生命最后。

  毛泽东提到的第三本书是《穆勒名学》。

  英国人穆勒著,全名为《推理和归纳逻辑学体系,求证原则和科学研究法的综合研究》,是英国经验论归纳法的集大成之作,也是19世纪西方经验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严复翻译,1905年出版。

  严复翻译这部著作,目的是把西方的经验论传入中国。他认为,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治学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演绎推理甚多,归纳总结绝少,求知识多在文字纸墨间进行,而不知求诸事物事实,亲自观察调查,导致学术多是编造歪曲,国计民生多有弊病。他引用西学观点说:

  “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这是一个革命性观点,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求知方式。过去认为,读书就能全知天下事,而严复却不以为然。读书只能获得第二手知识,唯有能以宇宙各物为学习书本,才会得到真正有用的学问。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传统学习法识字即可,以宇宙各物为书本怎么学?他告诉大家,必须学习掌握逻辑学,这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他以西学成就证明:

  “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

  “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严复认为,西学与国学相比,之所以知识翔实,自然规律不断被认识,人的智慧被开发出来,并用于造福人类,正是因为掌握了逻辑学。在西学中,每一原理和法则,必须用事实和实验反复证明,而后确认为不变的公理,否则便不被承认。其实验可多次重复,其收效也持续稳定,其学问追究源头根本,揭示了宇宙普遍规律,这种治学方法非常高明。

 

  如此以来,对胸怀大志、求知若渴的毛泽东,当然会产生极大吸引力。《穆勒名学》当时很负盛名,但因内容过于深奥难懂,据说能读的人并不多。毛泽东不但认真读了,从此还激发了对逻辑学的爱好。

  《穆勒名学》主要讲归纳逻辑。穆勒认为,归纳的基本原理,是自然过程始终如一;归纳的客观基础,是一定现象总是经常跟着一定现象出现,今后仍然会经常出现;归纳不但与推理不同,它与概括不同,概括是把同一命题的细节综合起来,而归纳则是由已知推论未知。这也正是严复看中的,改变旧的学习方法,以宇宙万物为书本,就要潜心观察事物,研究现象间的因果联系,从已知现象推出未知原因。

  怎样以宇宙各物为书本,从已知推出未知?穆勒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求因果归纳法,即逻辑史上著名的“穆勒5法”。要义如下:1、契合法。假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合,每个场合由若干情况和若干现象所组成,如果某种情况出现,相应的现象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种现象的原因。这种方法是异中求同,所以又叫求同法。例如,火鸡和小鸭吃发霉花生得癌症死了,这种花生喂其他动物出现同样结果,对象、时间和环境都不同,共同点是吃了发霉花生,发霉花生就是原因。2、差异法。比较某现象出现的场合和不出现的场合,如果这两个场合除一点不同外,其他情况都相同,这个不同点就是这个现象的原因。因这种方法是同中求异,所以又称求异法。例如,远洋帆船上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除中国人外全患上坏血病,为什么如此不同?几个中国人都有喝茶嗜好,而外国人没有,于是得出结论,喝茶是不得坏血病的原因。3、契合差异并用法。如果某被考究现象出现的各个场合,只有一个共同因素,而这个被考察现象不出现的各个场合,都没有这个共同因素,这个共同因素就是某被考察现象的原因。该法的步骤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又叫做求同求异并用法。4、共变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一现象发生变化另一现象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前一现象就是后一现象的原因。例如:气体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共变关系。5、剩余法。如果某一复合现象已确定是由某种复合原因引起的,把其中已确认有因果联系的部分减去,剩余部分也必有因果联系。

  毛泽东读懂了《穆勒名学》,领悟了译者与作者的真义。

  在后来的学生岁月中,他不但认真读书求知,还多次与同学外出游学,注重直接到自然和社会中学习。

 

  成为革命家后,他曾被人贬斥为经验主义。但与其他革命领袖相比,他最大优势不是读了多少书本,而是重视向实践学习,重视总结群众经验,重视系统扎实的调查研究,并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工作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教育大家,通过调查,可以得到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才能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由此得知,为什么在革命事业中,毛泽东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往往更准确,主意往往更管用,能有高出别人的新认识,能创造书本上没有的新理论,能始终代表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到延安后,他要求全党彻底改造学习。提出要废除静止地、孤立地、教条主义的学习,坚决纠正言必称希腊、生吞活剥谈外国、留声机式的、只背词句的、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克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状况,因为那种学习一心向往的,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他不客气地说,对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也没兴趣,只剩下一些希腊和外国的故事,这样连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肥狗,脱离实际的学习只会害人,一害组织、二害自己。怎样才是管用的学习呢?在毛泽东看来,要向实际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就是,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综合研究中国的历史,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研究客观事物中,找出事物内部联系,作为一切行动的向导。

 

  他对逻辑学的关注和研究,持久深入程度出人意料。

 

  据毛泽东日记记载,定王台自修若干年后,1938年3月25日,在延安凤凰岭窑洞,因收到一本刚出版的《逻辑与逻辑学》,他放下正在读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天就读了93页,然后以超常进度,3天就读完了这本书。

  建国后,他热情支持学术界争鸣,促进了逻辑学思想解放和发展[⑤]。起初,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曾认为逻辑学也有阶级性和党性,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甚至一度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后来又把二者看作低级与高级的关系。1956年,著名学者周谷城发表文章,认为形式逻辑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没有阶级性,他挑战“高低级关系说”,提出“主从关系说”,认为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文章发表后,一下子引来很多批评,成为众矢之的,很孤立。但毛泽东却欣赏这篇文章,只是因为还在争论中,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维护,没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私下里,他多次鼓励周谷城不要怕,还风趣地夹用英语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几年,他多次召集有关领导、逻辑学和哲学界人士,一起座谈争论的问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谈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脖子上长着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直到1965年,还几次谈对报刊相关文章的看法。

  在毛泽东看来,逻辑水平直接影响领导水平。50年代末,为改造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他曾亲自起草《工作方法60条》,其中3条与学习运用逻辑相关。在第36条中,他把掌握逻辑作为根本工作方法不可缺少的内容,提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第37条中,他讲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认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还特别强调,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在第43条中,他直接要求领导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

 

  他甚至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学。

 

  为推动学习研究逻辑,他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哲学研究》(逻辑学归哲学类);要求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把1953年后发表的全部论文、苏联译文、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几乎全部编入;布置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编辑专著,要求最好把古今所有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后来出版的《逻辑丛刊》,几乎收全了建国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著作,还收入旧中国出版的11部代表性著作,包括他在定王台读过的《穆勒名学》。毛泽东一直把这套丛刊保存在身边。

 

  即使外出视察,他也经常把逻辑书带上。

  身边人员留下这样的记录:1959年10月23日,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书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晚年的毛泽东,对逻辑学兴趣依然很浓。有人新出了逻辑学著作,他让搞些大字本,印1万册给大家学习。他对秘书说,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了解这鲜为人知的史实后,真的让人莫名感动,乃至感慨万分。

  这世界上谁与相似?还会有这样的领袖吗?

  毛泽东提到的第四本书是《民约论》。

  法国思想家卢梭著,又称《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奠基之作,被誉为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早年,梁启超曾如此评价[⑥]:

  “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雷,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10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梁启超讲的比较客观。卢梭逝于1778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爆发,不可能是他直接煽动,但此书的催化作用世所公认。此后,欧洲废除君主绝对权力运动,北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宪法,均体现了卢梭的民主思想。

  毛泽东早就是梁启超的崇拜者,在东山高小还读过卢梭传记,在定王台见到他的重量级著作,自然特别钟爱并认真研读。

  《民约论》中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是颠覆传统政治的“主权在民”。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人的自由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无权处置。政治权威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契约对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共同体可称为国家,结合者称为人民,个别主权权威参与者叫做公民,个人是主权者的臣民。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由共同利益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行为,立法者只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以主权者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主权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政府行政权,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权力,包括用起义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卢梭还说,政府形式主要有三种:1、民主制,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但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2、贵族制,由少数人治理,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自然贵族只适于纯朴民族,世袭是最坏的,选举最好;3、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这种政府危险性很大,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特点相适应。

  怎样防止少数人篡夺国家权力?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卢梭设想,必须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届时终止一切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集会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2、愿意让那些实际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吗?

  主权在民,张扬了追求平等的强烈欲望,否定了传统的少数人统治,阐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与设想,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理想坐标。这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它摧生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但资本不可能实现平等正义。随着人民觉醒和社会进步,必然否定资产阶级统治,导致马克思主义诞生并磅礴于全世界,引发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权,走向真正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

 

  读过《民约论》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完全超越卢梭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人民就是命脉、灵魂和全部归宿。他领导的革命是人民革命,他缔造的军队是人民军队,他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他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新中国规定的根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政权,还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外交、人民海关、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邮政、人民解放军、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装甲兵、人民炮兵、人民通信兵、人民防空、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还有人民功臣、人民科学家、人民艺术家、人民战士、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人民剧院、人民医院、人民广场、人民江山、人民万岁……。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不能也不准缺失的定语,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

 

  人民始终是毛泽东的最爱。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奉献了全部自己,牺牲了6位至亲,包括他亲爱的夫人和儿子;为了人民江山不变质,人民不再被权贵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他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的大民主,甚至砸烂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权,不惜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在他的一生中,不只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心甚至掉泪,更多是为人民利益殊死抗争,谁惹着了人民、侵害了人民,他一定是雷霆之怒毫不留情,为此,他可与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决裂。

 

  在历经歪曲否定、造谣诋毁和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妖魔化后,人民在历史实践的鲜明对比中,反而认清了真相和本质,得出一个永恒结论: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民领袖!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或许有一天,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会变色,他被有些精英们切割抛弃,但人民却永远不会离开他,人民永远与自己敬爱的领袖在一起,背叛他的势力将由此变成人民公敌,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丑类史册。

 

  否定毛泽东的逆流中,有个说法广为流传,毛泽东只会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但我们了解他的读书史后,发现那种说法过于无知。无论读什么书,发明这谣言的人与他相比,都存在天壤之别。即使现在被一些人奉为教条的西方经典,毛泽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高于他们。他曾真诚地引用列宁的话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60年代,他会见法国议员时说[⑦],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也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

  1973年9月,他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提到的第五本书是《群学肄言》。

  英国斯宾塞尔著,原名《社会学研究法》,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使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科学。严复译为群学,所谓群,就是社会,包括商、工、政、学乃至国家;群学肄言,就是用科学律令察民群变端,探明治乱兴衰原由,预测社会未来方向,揭示正德、利用、厚生的方略。此书对毛泽东影响较大。

 

  严复对此书的推崇超出想象。他认为,学好这部群学著作,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以治世保民,可使国家大治达到极盛。有史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治国之理了,即使周文王与周公再世,也不能舍其道而言治。学问之事,须以群学为要旨,唯有把群学学明白了,才知治乱兴衰之故,有修齐治平之功。他说这是真正的“大人之学”!

  毛泽东所读《群学肄言》,虽基本框架与原书相同,但约1/4内容为严复所写。严复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新学交融,洋为中用,要建立新的“大人之学”。意图很明白: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⑧]”

  孟子曾讲,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个旧时代要结束了,严复倾心译著《群学肄言》,是为那些复兴中华改天换地的“王者”准备的,为培养救世圣贤而用。

  此书有何真经妙道?严复在译余赘语中说:

  “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

  “其《缮性》以下3篇,真西学正法眼藏……。”

  先看书的枢纽:知难[⑨]。此篇讲群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独异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因而遇到的困难非常独特。可概括为3难:

  “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

  所谓在物之难,也叫物蔽,是研究对象特异带来的困难。群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群体,往往看不明白、记不清楚、难以度量,所有事情相互不同,现象往往间断出现,各种变化繁而不简,散处于大宇长宙之间,无法很快收集人和事的情况。要得出规律和结论,必须汇集无数全面真实的材料,但现实中难以做到。

  所谓在心之难,是研究者心理特点带来的困难。有两层意思:一是智絯,知识和智力造成束缚。一般学科可秉心习研究,但已有心习难治群学。长于归纳者,有学而不思之罔;长于推理者,有思而不学之殆。虽学士如林,真正能用耳目心思,追求事实和真理的已经很少,况且要除去他已成心习?那些以往治学较简思想偏颇的,也不足以理清错综复杂的现象。个人才能兴趣只与一业适应,其他方面则不能相得益彰。习惯了简易浅显的学科,一旦转到繁杂艰深的群学,须除掉前习才能适应,这个难属于识理带来的。二是情瞀,人的感情导致视而不见。其他学科中,道理真假与事实对错,一般都能公平对待,无个人憎恶掺杂其间,但群学领域却不能。求证据时,合于己说的则多取,背于己说的则弃择,有利的虽远也能看到,有害的近在目前也视若无睹。学者中,知道个人成见会枉实蔽公,10人之中或1人能做到,知道自己的枉蔽有多少,能谨慎预防的却没有。当今社会,私心为害,无学不然,大抵都是心中先有成见,著书立说发表见解时,故作公允中立姿态。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私心起作用最有力,表现形式也更多,往往由于权力和利益涉入、个人爱憎不同或教派信仰不同,而生喜好厌恶,这都属于情感带来的难。

  所谓心物对待之难,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特殊,给群学带来特殊困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分离的,唯独群学不同,研究者就在研究对象群体之中,前者也是后者一分子。研究者所居群体不同,观察的善恶苦乐不同,再加自己成败利害的经历,感情不能不因之而动,道理不能不由之而发,个人与所在群体休戚与共,群体对其不能不产生影响,这就是心物对待之难。具体有5个方面:一是学诐,所学不同使认识偏颇;二是国拘,国家不同思想受限制;三是流梏,行业不同束缚思想;四是政惑,政党不同惑乱政见;五是教辟,宗教不同导致见解乖辟。可见,群学的确不像自然科学,所信之理、所致之情,与自己身心没多少关系,群学之难是其他学科没有的。

  如何破解研究群学之难?严复认为,西学有“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为佛教用语。“正法”指全体佛法,“眼”为朗照宇宙,“藏”是包含万有,正法眼藏就是佛的正教正道,佛的内心悟境。相传,在灵山法会上,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弟子皆沉默不语,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是他将正法眼藏传于迦叶,由此成为禅宗源头。禅宗的正法眼藏,是不立文字的心印,是心传心的微妙法门,是教外别传的最深奥义菩提。

  这个正法眼藏,在《群学肄言》中就是“缮性”。

  缮性本是庄子的理念,修治本性的意思。庄子认为,一个治道者,要祛除俗学俗思的蒙蔽,避免丧己于物的偏见,须以恬静淡漠来蓄养真知,再以真知蓄养恬静淡漠,才能生出无不包容的中和之德,领悟合于万物的自然之道。但在《群学肄言》中,缮性内涵发生重大变化,虽与庄子针对的问题基本相同,但解决问题方法却完全不同,体现了西学的“正法眼藏”。

  青年毛泽东给朋友信中,曾概括《群学肄言》的这一要义。他说[⑩]:

  “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

  怎样祛除治群学“三难”?必须通过缮性,才能保持心灵的公正客观。缮性方法,不是靠庄子所说的恬静淡漠,而是用学习来达到目的。群学对象是整个社会,是一切科学汇归的学问,研究群学必先兼学三科:一是学玄科,研究不易之事理,探讨不遁之物情,掌握抽象的思辨科学,如逻辑学和数学等;二是学间科,介于理性思维与具体事物之间,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如物理和化学等;三是学著科,研究显著存在的客观事物,了解其悠久历史和复杂变化,如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再加心理学和生理学等,与群学相关的范围很大。掌握了三科知识,可校正思想偏颇,提升聪明智慧,有效克服治群学的困难。毛泽东说:

  “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亦。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基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

  他认为,广泛涉猎“玄间著”各科,并非只为研究学问,品德修养也寓于其中。经过全面学习的人,才能不为事物表象遮蔽,不为感情好恶左右,不为智力不足束缚,避免学诐、国拘、流梏、政惑及教辟等偏见,成为德才出众的君子。这也是《群学肄言》的重要观点。

  对《群学肄言》,青年毛泽东不止读了一遍。后来到第一师范,他向黎锦熙老师请教学习方法,老师又推荐此书,特别要他读“缮性”一篇。尽管在校学习时他很偏科,主要下功夫在文科上,但他对自然科学从不轻视,始终把广阔的知识面作为求知要义,为领袖成长奠定了全面学识基础。

  延安时期,他不但潜心研究革命和战争,还多次要求国统区同志,注意收集购买“通俗的自然科学书”,并认真读了《科学大纲》、《科学到何处去》、《环绕我们的宇宙》、《物质世界本质》等科学书籍。他甚至发出呼吁,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他,曾说过很想请两三年假,专门学习自然科学。在中南海住处,买来中学物理化学实验仪器摆上。在外出视察的火车上,张治中见他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冶金书,十分惊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学技术?他回答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哈尔滨工业大学老师发表文章,研究“积木式机床”内部矛盾运动规律,他看后要求《红旗》杂志发表,并亲自写信给作者和单位鼓励。他在党的八大前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

 

  他先后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一起深入讨论宇称守恒与非守恒、光子性质和质子可分不可分等问题,让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感慨不已[11]。杨振宁说:他的造诣非常之深,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李政道说:他所关心所思考的,已经远远不是身边的事情了,他的思绪常常飘浮在茫茫的宇宙,要了解的是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规律。

  作为一个超凡的领导者,他学习了解19世纪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元素周期律,还学习了解20世纪的相对论、微观粒子结构、宇称守恒、对称问题、遗传理论等。如此持之以恒的“缮性”,使他能以最新科学知识思考印证宇宙真谛,深入阐释唯物辩证法精髓,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思想认识更客观,领导决策更正确。在巨星荟萃的事业群体中,他高屋建瓴,触类旁通,广征博引,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知识与思想的力量,发挥了全方位的导师引领作用,让无数泰斗大师诚心折服,成为一个时代或史上少有的“哲学王”[12]。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新观点,基本粒子不是物质始原,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看到文章后十分赞同,专门让在《红旗》杂志转载。他对学者们说,凡事都是可分的,电子本身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国际性科学研讨会,坂田昌一也应邀参加会议,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坂田昌一十分惊讶和喜悦,他没想到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竟对物理学前沿如此关注,而且之前早就讲过类似观点。回国后,他多次讲毛泽东的见解,还说,《矛盾论》和《实践论》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毛泽东关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共运背景。当时的流行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或是矛盾不尖锐不突出等。探讨基本粒子有无矛盾问题,起着重要的缮性作用,他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认识社会主义也充满着矛盾。在许多人还处于懵憧状态时,他清晰预见到苏联可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提出至今已毫无疑义的重大理论。岁月蹉跎几十年后,面对无可争议的现实,终老前的王震感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他的基本粒子可分思想,在中国高能物理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物理学家们以此为信念和指导,建立起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意在说明微观粒子具有无限层次。当时,这是站在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开创性工作。

  毛泽东逝世翌年,1977年夏威夷,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追述物理学如同剥洋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基本粒子已经到夸克和轻子。最后,他突然说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是杰出科学家对粒子命名的建议,更是对哲学王毛泽东的由衷敬意。

  对我们而言,更真切地感悟到,如何缮性的“正法眼藏”。

  毛泽东提到的第六本书是《法意》。

  法国人孟德斯鸠著,严复译。直译全名为《论法的精神: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之间应有的关系,附作者对罗马继承法、法兰西诸法以及封建法的最新研究》,书名如此臃长是当时习惯,简称也叫《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有世袭领地和封爵职位。27岁时,继承波尔多议会议长职务,改名孟德斯鸠男爵。37岁时,卖掉世袭议长职位获巨额金钱,每年利息收入可达29000镑之多[13]。此后,开始长途学术旅行,周游欧洲列国,结交名流学者,倾心学术研究,后又回到自己庄园专事著述,用14年写成《法意》。著名哲学家爱尔维修看到书稿后,禁不住感叹:“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14]”

  此书问世后轰动一时,对近代欧美社会影响极大。拿破仑征战时,随身带8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此书;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们都熟读此书,并把其中的政治原则写入宪法;19世纪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都可看到其深远影响。严复对此书评价极高,甚至与中国古代的“六经”媲美。

  此书秉持的基本理论有二:一是社会演变论。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类社会也是不变的,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的政制就行,而孟德斯鸠研究各国史实后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演进,法律和社会制度变化是必然的。二是理性论。在教会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孟德斯鸠却提出,一般法律源于人类理性,各国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的关系就是法的精神,这完全没了上帝和神学的地位,在当时是极为革命的思想。

  此书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有两个。一是关于政体分类。他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3种,其共和政体又分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对民主政治,腐化不仅在于人们丧失平等精神,还在于产生极端平等倾向;对贵族政治,权力专断就腐化,贵族变成世袭时腐化就达到极点;对君主政体,取消贵族团体或城市特权就腐化了;对专制政体,腐化是自身弊病所致。小国家比较适合共和,中等国家比较适合君主立宪,大国家则比较倾向专制。二是分权学说与宪政。他认为,享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为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提出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要三权分立、互为制衡;行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因为这部分职能要求行动快捷,雷厉风行,由一个人发号施令比几个人管理要好;立法权由另外几个人拥有;司法权由法官享有;国家不得干涉社会生活,社会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立法机关制定一般性法规,司法机关专管司法事项,行政机关只能执行法律等,这是西方宪政论的主要内容。

  书中还提出一些进步法律思想。如反对酷刑;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应刑罚行为,不应刑罚思想和语言,不慎与恶意有很大差别,但二者词句几乎没什么区别,法律不能因言语处其极刑,除非明确那些言语应处此罪。不禁止讽刺性文章有好处,讽刺能将一般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痛苦一笑了之。

  毛泽东在定王台读《法意》时,此书问世已160多年。

  这时,随着社会演化进步,孟德斯鸠对贵族“分权”的设想,在西方已成历史,资产阶级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权制约。但是,新的社会对立又尖锐出现了。从贵族手中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除金钱外不承认任何特权,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和财富,三权和法律全部拜倒在资本脚下,社会的大多数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劳动群众没有制约资本权力的权力,无产阶级依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很快,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苏俄十月革命为新起点,成为磅礴于全世界的时代大潮。

  在中国,变法派推行君主立宪早已失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正在学习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法意》阐释的思想理念,引入当时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人们对未来满怀期望。但接踵而至的历史,却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先是袁世凯复辟称帝,后是北洋军阀篡权乱政,再是蒋家王朝专制独裁,中华民族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奋斗。只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才翻开了新的光明的一页。

  1953年12月底,定王台读《法意》40年后,已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人民政权,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5]。

  他和起草组成员一起,广泛阅读和研究世界各国宪法,还要求参加讨论的政治局成员也读,专门发电列出研读书目:1、苏联和苏俄宪法;2、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宪法;3、旧中国制定的宪法,包括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4、1946年法国宪法,来自孟德斯鸠的祖国,毛泽东认为这是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说,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毛泽东对三权分立的精通,决不比当今那些精英差。在认真研读比较后,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不能一笔抹杀,但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就是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

  在毛泽东主持下,宪法起草了差不多7个月,修改了一二十个稿子。然后组织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81天讨论,公布后又有1.5亿多人民参与,讨论了3个月,最后是全国人大1197位代表讨论,反复征求意见斟酌修改后,于1954年9月20日庄严表决通过。先是历经世所罕见的卓绝斗争,建立了人民政权,再经举世无双的大规模民主讨论,中国终于制定了一部代表人民利益的、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

  他主持制定的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努力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关,不但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向全国人大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是彻底民主而又不互相掣肘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

  尽管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主席,但他提出并再三坚持加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他说,国家主席制度与总统制完全不同,主席既不是立法也不是行政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些民主人士提出,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却被毛泽东抹去了。他说,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有人建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他领导制定了民主的宪法,这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宪法,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但他极为清醒,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同样面临腐化变质的严重威胁,如何使当权者永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服务,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或腐化变质,他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和干部,进行一次又一次整风清理运动,甚至不惜砸烂已经建立的政权,直接发动群众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直接在运动中培养新人吐故纳新,预言七八年来一次新的革命……。

  他为人民民主事业奋斗终身。但他的民主理念与愿望,难以被理解也难以实现,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他带着失望和问号离开了,历史出现了否定性回流。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忧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权力腐化日甚一日。

 

  离开人民的有效制约,回到孟德斯鸠能行吗?

  毛泽东还多次讲第一次看世界地图的情形。

  不要轻视定王台那幅普通的世界地图,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回忆那段自修经历时,把看世界地图排在所有所读名著之前。他特别强调说[16]: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当时,他没讲通过研究得到了什么。建国之初,1951年秋,他在北京与几位湖南老同学聊天时,又讲起定王台那幅世界地图。如果不是他亲口叙说,很难想象定王台一幅普通的世界地图,竟对他产生如此强大的冲击,并引发莫名其妙的巨大觉悟。他认为,在图书馆自学半年,读的书不少,但最大收获却不在此,而是看到世界地图产生的。毛泽东如是说[17]:

  “说来也真好笑,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以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在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乐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面对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图,毛泽东从世界之大,感悟到韶山之小;又从韶山人的痛苦,感悟全世界的痛苦;再从人世间的痛苦现象,思考产生痛苦的原因。霍然悟出大道:大多数人陷入痛苦的深潭,根本原因在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只有彻底推翻和改造这个坏制度,人们才能变成幸福快活的人。他坚信,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但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由此感到,自己的责任真大,事情真多,道路真长……。

  就是从这时起,19岁的毛泽东立下鸿鹄大志,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这是质的飞跃与升腾。在苦修苦读的奠基之后,借助莫名其妙的道具,催化出大知大觉,贯通古往今来,透视人间万物,领悟自己的使命,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一幅不起眼的世界地图,竟是一个标志,一扇奇妙的觉悟之门。

  不由得想起牛顿。看到熟透的苹果从树上落下,产生了万有引力感悟。

  不由得想起达尔文。发现安第斯山顶有贝壳化石,引发对上帝创世质疑,继而得到万物进化的感悟。

  不由得想起释迦牟尼和菩提树。也是19岁那年,他看到人世间各种痛苦与无奈,看到谁都无法摆脱的生老病死,发誓探寻永恒的解脱之道。多年苦修苦行不得,后在菩提树下得到彻悟。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还有生别离苦、怨聚头苦、求不得苦、无常苦等,可谓苦海无边。如何才能摆脱无边的苦难?他的领悟是,除去我执,证得我空,看透万事万物本质是空,就能超度一切苦厄,超脱生死轮回。觉悟者的使命是什么?我即众生,众生即我,万物一体,众生平等,要以大慈悲心和大平等心,救度一体不二的众生。

  佛祖的教诲传播四海,至今抚慰着无数困苦的心灵。

  毛泽东的领悟转为行动,导致了天翻地覆的人民革命,化作对旧世界的彻底改造,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定王台,不仅是知识奠基之所,还是领袖觉悟的圣地。

 

  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图,好似领袖成长的菩提树。

 

 


  [①]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6页。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③]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1页。

  [④]吴宜、温宪祝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页。龚育之写《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

  [⑤]吴宜、温宪祝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页。高路写《毛泽东与逻辑学》一文。

  [⑥]梁启超《论学术的势力左右世界》

  [⑦]摘自《党的文献》杂志2011年第1期作者:陈晋(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原题为: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

  [⑧]严复自己拟定对联,郑孝胥写后送给严复,常年挂在严复室内。

  [⑨]斯宾塞尔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0月第1版,第56~58页。三难是严复在译余赘语中概括。

  [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3月第二版,第23~24页。

  [11]游和平编著《毛泽东与科学家的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4~257页。

  [12]基辛格2011年新作《论中国》,称毛泽东为“哲学王”。

  [13]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3月第1版,第13~28页。

  [14]孟德斯鸠著、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vii~viii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16~342页。

  [1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17]柯廷主编《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3页。

 

文章来源: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3/12/310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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