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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五卷 谁主沉浮)第177-178章

2013-12-25 14:34: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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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7章

 

  “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一切做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话说1946年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分局,告知外线作战的计划,他在电文中说:

  “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3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3、4分区(津浦路以西),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舒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限令华中野战军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移淮南攻击。

  6月26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兴奋地宣称:

  “未来48小时内,将发生惊人的奇迹。”

  就在这一天,10万国民党军队首先向中共中原军区发动了前哨战。

  6月26日晚,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困下,中原军区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北路军为第2纵队的第13旅、第15旅1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移动,于6月29日晚,在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线。

  南路军为第1纵队(欠第1旅)及第2纵队之第15旅(欠1个团)共1万余人,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的率领下,于26日晚,由光山县的泼陂河向西移动,

  与此同时,为了迷惑与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由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佯装主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另由旅长皮定钧、政委徐子荣、副旅长方升普率领第1纵队的第1旅7000余人,声东击西,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转向东突进。

  后来,皮定钧率领的第1旅在掩护主力部队转以后,转战24天,大小战斗23次,行程23次,行程500公里,以一支孤旅,奇迹般的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胜利地完成了大转移。

  6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给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他写道:

  周并告刘邓薄、陈舒、邓张:

  蒋介石所谓48小时候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宥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中央   巳感

  6月27日,陈毅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华东局名义致电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集中陶勇、王必成2个纵队及5旅、10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6月27日这一天,粟裕就毛泽东在26日、陈毅在27日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给各领导机关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全文是这样写的:

  山野、军委、华中军区:

  一、中央26日电及华东局27日电敬悉。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惟在3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提出一下2点建议:

  1、将5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18团并路西部队共约8个团,如必要时可从9纵抽调3个团至淮南作战,共11个团。山东既有主力至7分区,则9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州、泰州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

  2、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10)纵队必须留苏中,协同7纵队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俟苏中顽军西调后,再适时抽调谢纵西去3分区参战。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和7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军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二、如立即执行第一方案,在7月10日以前无法完成新的进攻准备,最快需迟至7月20日到新地区集中完毕。

  三、我明晨召集各师、纵首长传达中央方针,明午后由海安出发回淮安面商。上述意见,请军部即派专人送新安镇转呈陈军长。

  粟

  6月27日

  毛泽东对粟裕27日电极其重视。

  6月28日,毛泽东复电华中野战军说:

  “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粟裕到淮南后,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议,3人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

  6月29日,粟裕、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4人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电文中说:

  “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以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丧失,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

  粟裕4人建议说: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1师和第6师仍留苏中解决当前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两解放区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6月30日,毛泽东立即复电粟裕4人,他在电文中说:

  “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可是就在此时,陈毅已经断然拒绝了粟裕27日电及29日粟裕等4人联名电的建议。

  6月30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分局,他在电文中说:

  “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5旅不能调淮南。”

  陈毅发出这封电报后,接到了毛泽东于30日发来的电报,展开一看,只见电文中写道:

  “华中29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9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道理,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这正是:粟裕唯实不唯上,毛公闻之也三思。

  再说1946年6月,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从北平赴延安共商大计,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

  原来,符定一在1943年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家乡新铺隐居。1944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在中共党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得以脱险。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了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

  且说符定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号召人民群众跟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6月底,阎长林经组织分派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阎长林到了枣园,在毛泽东的行政秘书王林的引领下,最先见到了江青和李讷及李纳的保育员李文芳。阎长林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的江青:

  “江青像20多岁,身材苗条,脸色白净,头发乌黑,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穿着带翻领的列宁装,漂亮而有风度。”

  王林向江青介绍了阎长林,江青很客气地和阎长林握手,让他坐下,给他介绍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她还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事,全靠工作人员很好地安排。”

  江青看到阎长林有点紧张,又安慰他说:

  “不要怕,许多同志调来时都有些拘束,其实过几天就和在家里一样了。主席对每个同志都是很好的。”

  阎长林听了江青的话,略微放松了一些,笑着点点头。江青问: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阎长林习惯地放大嗓门说:

  “组织决定我来直接保卫毛主席,是交给我的一项光荣任务,我要努力做好!”

  王林提醒他说:

  “主席就在隔壁睡觉呢,以后在这里说话声音要小些。”

  江青说:

  “等主席起床后就领你去见他。如果去散步,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阎长林离开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参谋贺清华告诉他说,毛泽东起床后要到杨家岭去,你可以先到他乘车的地方去等一会儿。果然,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在江青的陪同下走过来了。阎长林快步向前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到我这里工作,很好,很好,欢迎欢迎。你是从那个部队来的呀?”

  “从新4旅来的。”

  “从新4旅来的?新4旅是很能打仗的呀!”

  “是打过一些胜仗。”

  “你在部队担任什么工作?”

  “连长。”

  “噢,你在部队当连长,来到我这里当排长,不是降职了?你没有意见吗?”

  “叫我跟主席当警卫员也没有意见。”

  “那好呀,能升能降,根据工作需要嘛。”

  江青催促说:

  “上车吧,在路上边走边谈。”

  阎长林连忙去接毛泽东搭在胳膊上的线衣,毛泽东说:

  “谢谢,这衣服不重,我自己拿着吧。”

  江青把毛泽东送上一辆蓝色重型吉普,就转身回去了。阎长林是第一次坐汽车,又是坐在毛泽东身边,非常不自在,往里边坐怕挤着毛泽东,往外边坐怕摔下去闹笑话。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很好笑,就叫他往里边坐一些,用手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铁环。阎长林果然感到舒服多了。毛泽东阎长林问:

  “你是哪里人?”

  “河北顺德府尧山县。”

  “顺德府是一个大平原,那里出麦子出棉花,是个好地方呀,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的。尧山县过去叫百人县吧?”

  “我只知道有个百乡县,没有听说百人县。”

  “你们尧山县就是百人县,在历史上还有个传说哩。”

  毛泽东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皇帝路过尧山县,看见有100个人不知在干什么,就吓跑了。后来他了解到农民就是在干活,并没有反对皇帝的意思,于是,皇帝就命名这个县叫百人县。

  车子到杨家岭,毛泽东主持会议去了,阎长林问贺清华:

  “今天随主席到杨家岭,你看我说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贺清华说:

  “我看行,还可以随便一点。主席忙或思考问题时,上下汽车或走路散步都很少说话,我们也不要多说话,以免打扰他。他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坐汽车也好,走路也好,什么都说,什么都问,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主席最讨厌不懂装懂的人。”

  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发起总攻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在南京宣布说: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共中原军区的部队,“让解放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此时的毛泽东在陈毅与粟裕关于是否立即进行外线作战的争论中,认真分析研究,最终采纳粟裕的意见,决定推迟外线作战的时间。

  7月4日,毛泽东根据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向中共华中军区进攻的情况,改变了由3大主力外线作战的战略计划。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分局说:

  “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再说1946年7月11日,远在新疆的朱丹华带着5岁的儿子毛远新;张文秋带着女儿刘思齐、邵华和陈振亚牺牲后出生的小女儿邵林,和其他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家属共131人一起,结束了在新疆第4监狱4年的铁窗生活,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原来早在1946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对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说:“要派能干可靠的人员护送在押的共产党人回延安。”

  张治中是在1945年冬到新疆任职的。他根据重庆谈判中关于释放新疆在押共产党员的协议,作出了这一决定。陶峙岳按照张治中的指示,当即找到总部交通部长刘亚哲商量,拟订了安全、生活、交通、医务各方面护送计划,并派刘亚哲亲自护送。此时,胡宗南的军队正扼守去延安的道路,为了以防万一,刘亚哲带着武装队伍护送共产党人和家属131人,分乘10辆大卡车,由迪化平安出发,历时两个月到达了陕北。

  陈振亚是在1939年春在军委安排下,由张文秋和两个女儿陪同到苏联安装假肢,结果被盛世才扣留在新疆。1941年5月,陈振亚在新疆医院被盛世才毒死。1942年,年仅5岁的邵华和姐姐刘思齐、妹妹张少林随母亲和100多名共产党和家属,被新疆军阀盛世才一同投进了监狱。

  毛泽东到中央党校看望从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他和每一个人不论是大人小孩都一一握手,连声说:

  “同志们,辛苦了!”

  毛泽东握着张文秋的手,说:

  “你回来了,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

  张文秋把站在身后的刘思齐拉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高兴地拉着刘思齐的手,说:

  “七八年不见面,都长大成人了,我真认不出啦!你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

  刘思齐也高兴地说:

  “记得,记得。我和妈妈常提起你呢。”

  “很好,明天到我家里来玩。”

  两天后,毛泽东把刘思齐一家和毛远新母子接到了家里,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

  后来,朱丹华带着儿子毛远新改嫁烈士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从此改姓方氏。闲话打住。

  且说在华中战场上,国民党军于7月中旬集中58个旅,即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在来安至南通800里的战线上,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

  7月13日,毛泽东电示华中军区说:

  “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3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然后我鲁中、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7月13日,粟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起了苏中战役。

  这是粟裕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无意之中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这正是:统帅兼听明决策,“粟郎”挥戈斗顽军。

  就在7月13日粟裕发起苏中战役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说:

  “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限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再加入战争,最为有利。”“一切做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但是,此时陈毅还是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

  7月14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是敌分区蚕食的诡计。苏皖现有力量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同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南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如敌大举进攻苏皖,我军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作战,实大不利。故我们的意见,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他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先摸清国民党军的底细再说。

  7月15日,毛泽东复电陈毅说:

  “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就在这一天,粟裕指挥的第一仗宣泰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恰在此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说:

  “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7月15、16日,蒋介石先后两次以军调部敌2执行小组、第9执行小组的名义,用飞机散发通知,要求中共中原军区部队停止前进,在3天内派代表赴淅川或龙驹寨进行和平谈判。

  原来,毛泽东看到中原部队突围十分困难,就指示周恩来在军调小组提议和平谈判。蒋介石眼看着围剿中原军区的计划就要泡汤,一闻此言,十分欢喜,心想何不将计就计。于是,他就借机以军调部执行小组名义,通知共军就地停止前进。郑位三、李先念不知就里,就请示中共中央。毛泽东马上致电郑位三、李先念说:

  “谈判是我方建议、美方赞成、国方为敷衍计勉强同意,固有飞机散发两小组通知之事。目前国方中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就这样,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继续奋勇向前。

  7月2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致电王树声、刘子久、张才千说:

  “庆祝你们粉碎敌1个团又6个连的大胜利。”

  后来,王树声部越过平汉路,横越大洪山,强渡襄河,于7月下旬抵达武当小区,终于创建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郑位三部翻越桐柏山,穿过豫西南,打开荆紫关,恶战南化塘,历经艰险,终于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尾追堵截,于7月下旬进入陕南,创立豫鄂陕游击根据地。

  现在单说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干部旅这一路突围部队,他们于6月底突围转移,从湖北宣化店出发,急行军20多天,于7月中旬到达河南省淅川县。随队转移的毛楚雄在这里碰上了王震。王震握着毛楚雄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的眼睛大大的,脸上有一颗黑色的平痣,穿一身灰布学生便装,真的挺帅气。王震高兴地说:“小毛,跟我走。”毛楚雄笑笑,向王震行了个礼,跟着359旅继续西征。

  1946年8月6日,毛楚雄随部队到达陕西省镇安县。王震派干部旅旅长、原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共方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先云,警卫员毛楚雄赴西安谈判,同行的还有吴先云的爱人和另外一个干部。

  8月7日,毛楚雄一行5人化装从陕西省镇安县泗庙启程。8月10日,一行人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文家庙山村,分别在两户农民家里住下。谁知毛楚雄一行人的踪迹被伪保长发现了,当即被胡宗南部61师181团第4连的哨兵扣押。181团长闻讯后,将3人无理审讯。中原部队闻讯后,于8月14日报中央,“请设法营救。”国民党否认扣押中共谈判代表,经蒋介石同意后,敌人密谋杀害毛楚雄5人。

  8月22日深夜,毛楚雄一行5人和一个带路的农民刚出村不远,伪保长就带着一伙保丁和伪装成土匪的匪兵追赶上来,追至门家沟,将他们团团围住。伪保长把毛楚雄拉出来,恶狠狠地问:

  “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要到哪里去?不老实,宰了你!”

  毛楚雄说:

  “我是个学生,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伪保长恶狠狠地对匪兵们说:

  “杀,给我杀!”

  一个匪兵举起斧子,凶残地向毛楚雄砍去。其他几个同行者也遭到了同样的杀害。他们的尸体被秘密埋在城隍庙背后石坎下小渠旁的石灰窑内。可怜19岁的毛楚雄,在伯伯的召唤下,随着王震的大部队行走,还未见到伯伯,就惨死在几个小蟊贼之手,葬身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毛家这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实在让人掩卷而涕泣不已。

  后来,王震率部多次冲破敌军的追击、堵截,于8月底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至此,中原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突破了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的“聚歼”计划。

  欲知华中战场的形势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6月22日首次提出的由太行、山东、华中3大主力野战军在南线出击作战的外线战略计划,密商于3大主力领导人长达旬日之久,意在集思广益。他的这一战略构想,并不是出于战略决战的目的,而是基于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取得反击战的胜利,以实现通过和谈取得较长时间的暂时和平。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打下去,以3大野战军的实力,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完全可能的,通过谈判取得暂时的和平也不是不可能的。其他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都在积极备战,唯有粟裕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据实提出了补充建议。没想到他的这一补充建议竟然使毛泽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战略计划。从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事儿。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产生些许遐想。

 

 

 

  第178章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

  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说1946年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写道:

  “当面尚有顽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战军于1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然坚持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山东、豫北晋冀鲁豫、华中3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所以,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我兵力胶济线3万余,淮北5万,苏中3万余,每处均难进行连续战斗,以苏中为例,该部一战可解决两个师(旅)或3个师(旅),过此便难继续胜任。我淮北部队数量较多,也只能寻求打敌2个师或3个师的仗,过此不宜轻试。因此,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

  7月29日,毛泽东获悉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他和朱德联名给西南联大及闻一多家属发去吊唁,吊唁中说:

  “惊闻闻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先抵于成,特电致唁。”

  1946年8月1日,在华中战场上,粟裕因不同意陈毅的批复,又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说:

  “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的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个旅至4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消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的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华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

  8月1日下午,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即电告中央军委说: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其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粟裕和陈毅这两个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领导人,一个要将淮南5旅东调,一个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泽东该如何处置呢?他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说:

  “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可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8月5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说:

  “在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5旅仍应东调。”“我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粟裕和陈毅在华中战事上的争论,毛泽东究竟如何解决,结果如何?不得不暂时放下,待后详述。因为此时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

  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的住处,可没想到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骤然暴涨,路面被浑浊的河水淹没了,斯特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处。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她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华,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斯特朗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她又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1928年她根据两次在华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在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来华,她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和周恩来夫妇建立了友谊。她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1940年底,斯特朗第4次来华。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斯特朗回到美国后,及时报道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中国。7月31日,她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从北平来到延安。

  8月7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要会见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他为了表示对美国客人的礼貌和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站在院子里欢迎斯特朗。

  斯特朗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动缓慢稳重,但动作自如,象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那样。他的脸略有些平,态度平静含蓄,微笑时则顿时显出勃勃的兴致。在他满头黑发下面,有着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体现了他那灵敏的头脑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种为深沉而机灵的理智所驾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兰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和斯特朗、陆定一、马海德围坐在石桌四周的4个小木凳上进行交谈。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泽东对美国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斯特朗,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惊,她说:“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且说在谈话切入正题后,斯特朗问毛泽东: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国共两党之间有达成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回答说:

  “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斯特朗问道。毛泽东说:

  “在现在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有这样的愿望。如果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再过半年或者1年,蒋介石将不得不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斯特朗又问。毛泽东坚定地说: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毛泽东说:“离开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可能支持太久,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自卫战争则是为了人民的生存。”

  此时,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处的草丛中有响动,她吃惊地问道:

  “那儿是谁?”

  毛泽东朝草丛中望了一眼,笑着回答说:

  “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着毛泽东,感觉毛泽东是她很少见过的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美国是否可能进行反苏战争?”

  毛泽东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更为实际的矛盾而施放的一种烟幕。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怖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部分民主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毛泽东还说:

  “现时美国要进攻苏联,还有着许多的障碍。”

  他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代表不同的国家。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毛泽东风趣地解释,哪一个东西代表哪一个国家:“这里有欧、亚、非3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他还说:

  “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是可以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发生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帝国主义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特别关注他所使用的“纸老虎“一词,他停顿一下,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准确涵义。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是把“纸老虎”一词译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释后,毛泽东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达出“纸老虎”的真正涵义。他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好。纸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

  “不是Scarerow,而是Paper tiger。”

  “讲得很对。”毛泽东点头笑了,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又以事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说: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表面上沙皇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吓人的。但是二月革命一阵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是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跨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

  毛泽东还笑着用英文说:

  “蒋介石——纸老虎。”

  斯特朗说:

  “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一个纸老虎?”

  “不仅仅是这几个字。”毛泽东笑着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象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雨水就会把他冲掉。”

  是日晚,毛泽东和江青用番茄、洋葱、蚕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宝粥”。这种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种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宝”比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枣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宝粥”。斯特朗对这道甜食很满意。饭后,毛泽东继续接着前边的话题对斯特朗说:

  “帝国主义之所以还有力量,这仅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最后奏效的不会是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泽东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经规劝过中共领导人,要降低国共之间的敌对程度,生怕美国会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甚至轰炸苏联。毛泽东就是要把这种失败论调从中国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话题转到了蒋介石身上,她问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庆谈判时见过蒋介石外,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毛泽东回忆着说:“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5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大会。我这个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号席上。而蒋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会议。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彼此知道对方,却从未谋面。这一次见了面,也并无交往。这时候,掌握国共两党大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

  我被大会主席提议,经大会通过,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我这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而蒋介石和我毛泽东相比,就大大逊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听着,会议结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满口湖南话的年轻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斯特朗听得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他和蒋介石两大政治对手鲜为人知的早期秘闻,这也正是她要写作毛泽东传记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问:

  “主席,你们第2次是怎么见面的?”

  毛泽东说: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难定呀!而我呢,在赵恒惕军队的追捕下,疲惫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广州。”

  斯特朗停住了记录,问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

  毛泽东说:

  “是这样的,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伙’,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产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这样回湖南的。”斯特朗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说。她又抬起头来问道:“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

  毛泽东笑着说:

  “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着问:

  “蒋介石呢?”

  毛泽东面带着笑容说: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因为还是国共合作,就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点着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就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名声大振,成了英雄。

  蒋介石顺水又遇顺江风,正当他名声大振成了英雄的时候,国民党‘二全’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我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蒋介石则今非昔比,在‘一全’大会时,他只不过是个列席者,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并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大会期间,我和蒋介石相继登上了讲台。我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国民党‘二全’大会,是我和蒋介石第一回同在一个讲台上作报告。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结果,我依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执委,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大会议后,我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点燃了一支烟,狠劲地吸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斯特朗停住了飞快记录的笔,问道:

  “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有察觉。”毛泽东继续说:“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在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1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驻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广州市实行戒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把驻守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话: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二0事件’吗?”

  “是的,也称‘中山舰事件’,或称‘广州事变’。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笔又问:

  “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蒋介石搞的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三.二0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察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斯特朗插话说:

  “多好的建议啊!”

  毛泽东说: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经激烈的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

  斯特朗望着喝茶抽烟的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你和蒋介石再见过面没有?”

  毛泽东慢慢地放下茶杯,说:

  “见过,那是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说着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陈独秀不敢强硬,一再退让,蒋介石就开始得寸进尺了。‘三.二0’事件使蒋介石取得大胜的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张静江,急匆匆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0’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张静江何许人也?此人骨瘦如柴,双腿瘫痪,年已50有余,却有着一番传奇经历。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经商发了大财。1905年冬天,张静江回国后返巴黎,正好和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之给了孙中山‘ABCDE’为序的联络暗号,并告知若需要经费时,在电文中写A,即电汇1万元,B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元。孙中山听后,将信将疑。过了2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十分困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便往巴黎按联络密码给张静江发了电报,电文即‘C’。几天后,果然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遇到经费困难时,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当了中国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1920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下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指点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张静江很快由上海赶到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了幕后‘军师’。

  1926年5月15日,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了。我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和蒋介石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蒋介石更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而我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自孙中山这口革命的洪钟坠地之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而现在改由蒋介石主持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5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大会是有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我就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脸上的那种回忆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着还在记录的斯特朗,吸了几口烟,说道:

  “我在早期和蒋介石的几次交往,就谈到这里。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你有用吗?”

  斯特朗异常高兴地说:

  “太有用了,它是我给你写传最珍贵的材料。”

  毛泽东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挥,说道: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毛泽东和斯特朗约定几个星期后再见。他和江青一起提着一盏马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走下山坡,把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车旁,互道再见。

  斯特朗对这次采访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他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武器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象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欲知斯特朗和毛泽东后来的友谊如何发展?请继续耐心往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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