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五卷 谁主沉浮）第217章

　　第217章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话说1949年8月初，贺怡再次来到毛泽东家里。原来贺怡去接姐姐贺子珍与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诫贺子珍不能去北京。这样，贺子珍就滞留在了天津。娇娇见姨妈来了，就问她说：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贺怡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娇娇，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隐。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

　　在娇娇的一再追问下，贺怡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大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了她似懂非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贺怡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若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若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娇娇听着姨妈绕口令似地介绍这一大堆人际关系，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给说糊涂了。于是，她问道：

　　“您说的这些不都是亲戚关系呀?”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上次我到你爸爸那里，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

　　娇娇急切地问，贺怡说：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娇娇点点头，这句话她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跟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现在，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说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还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你妈妈提出两点要求，她说：‘1、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2、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我也说：‘我们去北平，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那两个人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就下车去了。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重逢。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

　　贺怡说完，很长时间再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贺怡与娇娇分手的时候，她又说：

　　“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没有一点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是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没想到，娇娇与姨妈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别。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把阎长林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娇娇，对阎长林说：

　　“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你个人有什么事吗?”

　　阎长林说：

　　“没有事，我可以去。”

　　毛泽东交代说：

　　“现在家里工作不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她定，开学以前赶回来就行。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就说我从转战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他事情，不必多谈。”

　　阎长林说：

　　“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第二天，阎长林带着身穿白底蓝点的连衣裙，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普通硬座车厢。娇娇显得很兴奋，和阎长林说了一会话，这才平静下来，拿出一本俄文小说翻看着。到了天津，阎长林带着娇娇来到市委招待所，找到了贺子珍。贺子珍一见娇娇，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娇娇的手，搂在怀里，哽咽着说：

　　“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你的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

　　阎长林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汇报了娇娇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贺子珍说：

　　“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

　　接着，她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阎长林也讲了毛泽东在战争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

　　贺子珍说：

　　“我带着娇娇在苏联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时候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

　　贺子珍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换个话题结束了谈话：

　　“这次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

　　8月10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原来杨开智在8月5日致信毛泽东，说他母亲杨老夫人尚且健在，还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及其女儿杨展的情况。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8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一师工作的老同学周世钊的复电中写道：

　　“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

　　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朱学范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招待会上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

　　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表兄王季范，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3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几次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方得度过难关。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与王季范分手，20多年彼此分离，他们二人多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

　　王季范一直在长沙、湘乡等地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进步老师的革命活动。他唯一的儿子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回湖南桃源进行地下工作时，被特务杀害。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来信很多，有的想到北平来看望毛泽东，有的要毛泽东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希望毛泽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田家英拿了一大叠子湖南的来信，他对毛泽东说：

　　“这么几天，又来了这么多的信。”

　　毛泽东接过信，一封一封地看来信的地址，说：

　　“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天天看信，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平，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

　　凡是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就交给我处理。一般的来信，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交给我看看也就行了。原则就是这样：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他写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为人民大众造成了反对它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不甘屈服的中国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写道：白皮书是一个反面教材，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白皮书中看到美国政府鼓励他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会感到很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侮辱。

　　毛泽东为了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并教育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们，又撰写了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文章。他在这篇评论中说：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中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民，也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人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外部势力的封锁、重压，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无畏的精神。他说：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毛泽东还说：

　　对那些尚有糊涂思想的人们，应当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8月14日，刘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政府前铁道部长、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科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00多人。

　　在刘少奇临行前，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主要人员到他的别墅，让客人看看他亲自耕耘的园地和结出的无花果、西瓜、番茄、豆角、谷子等作物。斯大林指着那茁壮的谷子说：

　　“这是用从中国东北引进的种子种的，要是等它熟了，用来招待中国贵客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

　　刘少奇一行人后来于8月25日抵达沈阳。28日晚乘专车回到北平。

　　8月15日，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新疆伊宁，他马上与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临时政府的领导和民族军领导阿合买提江.哈斯米、赛福鼎等人，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及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邓力群是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后，被派遣去新疆做新疆军政当局的工作的，力争他们和平起义。

　　8月15日，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

　　8月16日，朱德在聂荣臻代总长、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队的全体人员。

　　8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介绍了筹备会上专家们关于新中国名称的3种意见。毛泽东还说：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

　　张治中不赞成张奚若的解释，却赞成张奚若的结论，他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很有理，建议大家采纳这一意见。

　　后来在8月17日的筹委会第4小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初步草案，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8月16日至20日，以马叙伦为组长的政协筹委会第6小组工作人员，在坐落在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413号房间的会客室，特设了临时选阅台，对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和国歌词曲稿件进行了初选。

　　他们将从征集来的3000多幅国旗、国徽图案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陈列在房间4壁，请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成员仔细观摩挑选。

　　第6小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和座谈会，认真评选各种稿件。

　　评选委员会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把38幅国旗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由于在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中没有满意之作，评选委员会决定再进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

　　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又从评审委员会提供的38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由毛泽东主持各界人士座谈会，作最后定夺。

　　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傅作义向毛泽东汇报了绥远的情况，他说：国民党政府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拨来黄金1900两。董其武当即电告傅作义说，要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毛泽东为使绥远起义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实现，委托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携带慰问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

　　傅作义、邓宝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携带10万银元和大批慰问品赶到绥远，慰劳将士。

　　董其武等人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作义看后，通过电台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电说：

　　“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董其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通电稿中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

　　8月21日拂晓，西北第1野战军以9个团近万名兵力猛攻兰州。由于这次攻击准备非常不足，仓促投入战斗;还由于指战员中轻敌思想严重，不看地形，不明敌人兵力火力部署，连爆破器材和炸药都没带，更不用说组织步炮协同，致使严重受挫，死伤惨重，在几十里的战线上，整整打了2天，连敌人的一个口子都未撕开。

　　8月22日黄昏时分，1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彭德怀非常不安，他在这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着首攻受挫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轻敌。

　　8月23日，第1野战军兰州战役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也感到吃惊，他琢磨了好一阵子，亲自草拟了电文，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电给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贻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查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1次打不开而用2次、3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毛泽东所说的3个兵团，除了电文中提到的王震的第1兵团外，另外两个是许光达的第2兵团和杨得志的第19兵团。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一看毛泽东起草的电报，认为毛泽东的提议需要时间太长，于是就在24日发报给中央军委说：

　　“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第120军)，黄祖塤(第91军)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该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2兵团和第19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毛泽东一看彭德怀这份电报，就皱起了眉头，他不停地吸着烟，说：

　　“彭德怀是不是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说：

　　“是有这个问题。兰州现有守敌5个军，而我军仅用5个军去打，兵力太接近嘛。”

　　毛泽东又点上1支烟，猛吸几口，说：

　　“我看可以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许久才说：

　　“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仗，他不会去打，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了一阵，也说：

　　“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既然有七八成把握，25日总攻未尝不可。”

　　毛泽东见他二人如此说，踱了一会儿步，扔掉烟头，就说：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8月25日黎明，第1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兰州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事开始了。

　　8月26日中午，一直牵挂着兰州战役的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份电报说：

　　“如你们25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为侦查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查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如25日不得手而宁马来援，则请照你们24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也就是在此时，即1949年8月26日12时，第1野战军攻占兰州，全城宣告解放。此战也，第1野战军共毙伤守军12000余人，俘获14400余人。

　　第1野战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数千名指战员负伤。在兰州城西面，黄河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华林山，在华林山的半山腰，有一片约百亩大小的荒芜坡地，经过清洗和整容的数千具烈士的遗体，被排列、安放在这里。

　　可怜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东方既白壮士死。

　　倘使截断青新路，圈住马儿又何如?

　　彭德怀来到了这里，吃力地下了马，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军队的伤亡比列一直是国民党方面远远大于共产党方面，像兰州战役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双方伤亡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再说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文中写道：

　　“美国过去100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5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杜鲁门政府发表这本白皮书的初衷，当然想掩饰这个事实，却得到了欲盖弥彰的结果，把上面这个事实反映得更为清楚。”

　　8月23日这一天，黄炎培也撰写文章驳斥“白皮书”，并以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史中最黯淡的一页，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

　　8月2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这一天，黄炎培怀着深切的知遇之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并说：“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8月26日，毛泽东二次致书黄炎培，他写道：

　　任之先生：

　　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再说此时的阎长林在天津已经住了十几天，准备明天回北平了。这天晚上，贺子珍对阎长林说：

　　“娇娇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她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请你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她还说：

　　“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了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

　　阎长林又带着娇娇回到了北京。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见女儿回来了，非常高兴。他对阎长林说：

　　“你到屋里坐一坐吧。”

　　阎长林随着毛泽东来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毛泽东问道：

　　“贺子珍同志的身体还好吗?”

　　阎长林汇报说：

　　“她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们谈了3个晚上，她最关心主席的身体。我把延安撤离后的一些艰难紧张情况给她说了，她也很愿意听。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为主席担心。我告诉她，现在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还好呢，她听了很高兴。贺子珍同志很关心娇娇的学习。她说，娇娇在苏联主要是学习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她希望主席多关心娇娇的学习。”

　　毛泽东说：

　　“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检查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阎长林说：

　　“贺子珍同志也讲了，主席的工作忙，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多照顾娇娇。”

　　“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次，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他站起身来，握着阎长林的手说：

　　“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后来，贺子珍由天津前往杭州。1950年，贺子珍和她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及贺子珍工作安排的事。毛泽东在回信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又先后到了南昌，到了上海。她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提前起了床，洗漱后就开始吃饭。李银桥已经把他要换的衣服准备好了，还是只有在迎送知名人士的时候常穿的那一身浅色中山装，那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

　　毛泽东吃过饭，就急着赶往前门火车站，他今天要迎接的是从上海来的宋庆龄。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车站迎接客人。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聂荣臻、蔡畅、柳亚子、康克清;还有手持花束的洛杉矶幼儿园里的少年儿童。毛泽东一下车，站台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向人们招手致意，亲切地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握手问候。

　　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尚未进站，毛泽东在站台上信步而行。负责摄影的吴立本将镜头一直对着他，不停地拍摄着。毛泽东见吴立本如此，便径直地向他走去。吴立本见毛泽东大步走来，急忙后退，一直退到了道轨旁不能再退了，只好放下了机器。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工作很忙啊!谢谢你。不要光拍我嘛，要多拍拍其他的同志!”

　　吴立本只好将镜头转向了其他的人们。

　　不一会儿，火车进站了，缓缓地停了下来。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吸完的香烟，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欢迎的人群也立即拥了上去。吴立本为了抢镜头，挤上去举起镜头。可是他的个子不高，只好将镜头举过头顶，将胳膊架在旁边一个人的肩头上进行拍摄。

　　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黑色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纱巾，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发髻，显得朴素整洁，端庄大方。吴立本拍摄完了，扭头一看，站在他身旁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朝他微笑着点点头，尔后朝宋庆龄走去，伸出双手和宋庆龄紧紧握手，连说：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说：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宋庆龄说：

　　“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恩来也握着宋庆龄的手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说：

　　“谢谢你派你的夫人去接我。”

　　朱德和其他人士一一和宋庆龄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宋庆龄献上了鲜花。

　　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他举着酒杯向宋庆龄敬酒，说：

　　“欢迎你这位在中国革命中劳苦功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杰出的女士宋庆龄先生，欢迎你与我们继续合作，共商建国大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东方，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过上美满的生活而共同努力。”

　　宋庆龄非常受感动，她说：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到上海去接我，感谢今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车站去迎接我，感谢设宴欢迎我。今后，我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

　　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欢迎宋庆龄前来共商国家建设大计，大家互道阔别后的情形，畅谈甚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宋庆龄在新中国的职务?请继续往下看。

　　毛主席诞辰纪念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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