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茂：毛泽东的方向，是民族复兴的唯一出路

    核心提要：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才能复兴中国。离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的跨越吗?这是中华民族必需首先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原题：张文茂：漫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现实从历史走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辉煌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中华民族还处于历史的大变局中。

　　中国的古代史，从采集、渔猎发展到农耕文明，大体在炎黄时期完成最初的转型，以后就进入农耕文明与外围游猎民族不断冲突和融合、同化的过程中，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最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地理疆域。最初的中原华夏族之所以能够不断拓张、吸纳和消化外围民族，最终共同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决定因素：一是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外围游牧民族;二是后来的以郡县制为标志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先进于外围民族;三是以最初的周礼到后来的儒家为主要代表的封建文化高于外围民族。当然，农耕社会也有自给自足、缺乏进取的惰性的一面。而外围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恰恰又承担了不断为中原农耕社会补充新的血性的历史功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领先于世界，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东方文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最早的炎帝族、皇帝族和蚩尤部族各自的发展和后来部落间的战争，最后皇帝族胜利了，由北向南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炎黄部族为主体的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雏形，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核形成期。在世界史上，我国的这一时期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大体处于相近的历史时期。后经尧、舜、禹相传到夏启，建立起第一个宗主制统一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是商周时期，是华夏文明早期的拓展期。其中的代表性的事件是秦国的西部开发和楚国的南部拓展。

　　秦是商代末期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秦人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使中原的农耕文明在西北扎下了根，实力逐渐发展。到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才得以建国。周平王承诺秦国：“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襄公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诺，仅用20年，就占领了被戎人和狄人占据的西周在陕西的领地。后又经200多年，秦国势力逐渐强大，到秦穆公时已有插手中原之意，在最初受挫后，秦穆公调整国策，将战略目标改向西部戎狄的游牧部族。史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到公元前361年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扫平六国，统一中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

　　秦国的发展之路是中原华夏农耕文明向西部括张的典型代表。秦人的西迁，不是退回到游牧状态的落后生产方式，而是将华夏农耕文明带到西部地区，使西部游牧部族也融入中原农耕文明。而中原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又促使秦国不断学习东方六国，不断自强和改革变法，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在秦国代表华夏文明向西部开发的同时，另一个向南部拓展的是楚国。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最初也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在商朝的驱逐下，楚人祖先季连带领族人开始南迁。最初的根据地在河南新郑一带。《楚居》记载楚人大致迁徙路线是从河南新郑出发，向豫西南和陕东南方向迁徙，于西周初年到达丹水和淅水交汇处(丹淅流域)。之后继续南下到达湖北荆山附近的丘陵平原结合部。

　　楚人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并以中原商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发展起楚文化，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文化。到商朝末年，楚人首领鬻熊协助周武王起兵灭商，成为功臣。前1042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始建国。刚建立的楚国是个很小的诸侯国，地域不及现在的一个乡镇，仅二十多平方公里。楚人不甘心被中原人视为蛮夷，奋发图强，开疆拓土，到楚熊渠时期，西征庸国，东攻扬越，再到到春秋前期，又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楚文王时期，灭邓国、绞国、权国、罗国、申国等国。

　　《中国通史》第四章-列国的兼并中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的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形成与宋国、鲁国同为文化中心的格局。在这三个中心地区，鲁国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战国时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

　　从楚人形成的过程来看，楚文化的性质也不是独立于炎黄华夏文明之外的单独的体系，而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化是以商周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中后期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其对姬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楚人南迁后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并在中原商周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缓慢发展着楚文化，前后800多年，为我国那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秦统一中国，楚国灭亡，但楚文化最终完全融入华夏文明。

　　第三个时期，是秦汉的大扩张时期。秦统一以后，北逐匈奴，南开交趾(交趾：又称安南，今越南北部)，疆域大大拓展。到西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扩大疆土，终于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在东北方，武帝时灭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许多小国都臣服进贡，如夫余、高句骊、以及后来的女真和满清的先族等。在西南方，小国很多，其中夜郎(今贵州桐梓)、滇(云南普宁)、邛都(四川西昌)三国最大，武帝时夜郎内附，改置犍为郡，邛都也内附置县，又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西南夷多归附，变乱很少。在南方，南粤王赵陀本是秦时县令，汉初时自立为王。武帝时灭南粤，置珠崖(海南岛)、南海、苍梧、合浦、交址等九郡，广东、广西和安南都成为汉属郡县。在西方，武帝曾派张骞通西域。到东汉时班超做西域都护，汉朝影响再向西拓展。在北方，武帝逐匈奴于漠北。两汉的发展，领土的扩张，使中华早期华夏文明传播到附近各种族，逐渐同化融入华夏农耕文明。

　　第四个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消化期。两汉以后，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因为降服的部族数量很大，还来不及逐渐融化，中原内部又陷入纷争，进入三国两晋后的“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从“五胡乱华”的南北朝到隋再次统一中国，实际上是农耕文明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消化期。“五胡”是指长期停留在氏族社会，刚刚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的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族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由于胡人的残暴统治，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江南建立东晋，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亡国亡种危机。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一时期最据代表性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但实行均田制你，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主动接受中原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经历这一历史时期众多部族对秦汉以来华夏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消化吸收，最终经隋的统一，完成了中原汉文化对游牧文化的消化过程，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融为了一体，奠定了后来大唐繁荣盛世的基础。

　　第五个和第六个时期，都是重复这种游牧民族融入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次历史大循环。其中第五个时期是唐、宋之间的又一次大分裂，后来从“五代十国”到两宋，北方先后又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地方政权，一直到蒙元统一中国，使这些北方民族进一步深度融入中原唐宋文明。第六次是明朝以后的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经两百多年的统治，最终完成包括西藏在内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农耕文明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是先进的，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吸附性和同化力，这也是外围游牧民族不断地积极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但是，相对于现代工业文明来说，它又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没落的。到明清时期，先进于东方农耕文明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兴起，中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民族融合过程虽然已经基本完成，却没有及时孕育出新的现代工业文明，反倒被西方文明所赶超。如何面对西方更先进生产方式的冲击和入侵，迅速由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多前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面临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晚清到民国期间，很多志士仁人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试验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洋务运动、改良变法等诸多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开拓了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政治前提。但是，蒋介石的背叛使我国的社会进程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西方列强也不会让中国强大起来。历史证明我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前途已经不在现实。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征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扫清了政治障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迅速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并不顺利，道路的选择及其困难。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不像农耕文明那样可以在中华大地的内部解决，而是要面多资本全球扩张的新的历史现实。在内部，“左”的和右的干扰不断;在外部，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和和平演变的阴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年的很大精力用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反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严重警告，并采取了像文革那样的超常的预防措施。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不亚于中华农耕文明开端的人文初祖——皇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是带领中华民族进行的又一次重大转型，是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是关系中华民族未来长远命运的历史转型。他的一生开拓了革命和建设的两条中国道路，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革命，在农村形成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有一系列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如党的领导、土地改革、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军事战略、人民军队等等，并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这已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没有多大争议。

　　但是，毛泽东开辟第二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却至今被很多官员和学者所诟病。我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概括为：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和先导，以公社工业化为补充，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机制为辅，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50年的时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

　　这后一条道路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前一条。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也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才能复兴中国。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和实践，恰恰是在探索如何保证这条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取得成功。他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继续革命问题、防止和平演变问题、路线斗争和防修反修问题，包括文革的试验，都是在探索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如何不被颠覆，都是服从于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而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

　　然而，安雀不知鸿鹄志，反讥大鹏九天飞。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在他去世以后遭到重大挫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仍然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大变局还远没有完成，并且随时面临着被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颠覆、中断和分裂的现实危险。离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的跨越吗?这是中华民族必需首先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我们上下求索，最后的结论仍然是：毛泽东的方向，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和复兴的最后希望!

　　201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