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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 第327章

2016-10-04 17:34:1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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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

  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

  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

  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有错?”

  话说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不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人,而像是一位超乎于年轻人的奇人。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6日,毛泽东在钓鱼台12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4次大辩论,‘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少奇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工作小组成员,他说:

  “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少奇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少奇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央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关于这次大会,《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3楼。这样一来,3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3楼,然后3楼、1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且说在1966年7月底,刘少奇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61人的“叛徒集团”问题。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不但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柯庆施,还推给了当时的中央主管人张闻天和康生,而身为北方局书记的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久,这一公案便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恐怕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关于高校师生代表,《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师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入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接着,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少奇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便在回信中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开幕式以后,参加全会的代表分头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去看大字报。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检验这个问题。’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的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的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的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8月3日, 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给他们看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那一封回信 。

  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的发展起来。“造反有理”的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 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更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都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后来,“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够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8月4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时说:

  “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的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5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说:

  “想通了没有?”

  刘澜涛说:

  “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他说: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们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那个阶级作斗争。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刘少奇插话说:

  “我在北京,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样怕?”

  刘少奇马上顶撞道:

  “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

  叶剑英插话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时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宣布说:

  “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散会后,毛泽东看见了列席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完啦,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8月5日早晨,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宋侃夫向抓全市“文革”运动的市委书记黎智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辛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黎智和辛甫随即又向驻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组作了传达。

  8月5日上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及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该文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了一条批注,他写道: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的进行过抵制。”

  中共中央还下发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角上,写出了一大段文字。后来,秘书徐业夫在两页信纸上用毛笔将这一大段文字誊清后,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还在后面注明了时间:1966年8月7日晨3时。

  8月7日上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者们。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发出,便使刘少奇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文抄录如次: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的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的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泽东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的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办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的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的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东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就会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8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戚本禹转送的李达在7月19日写给他的求救信。

  原来在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遭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7月19日。”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这封信才辗转送到了北京。

  毛泽东看完李达的求救信,当即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此时,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但却遭到监管人员的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再说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中共中央颁布《十六条》的人民群众。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会议补选了6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

  陶 铸  陈伯达  康 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他们是: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其中新增加的是:陶 铸  陈伯达  康 生  李富春

  会议还正式撤销了“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时,刘少奇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陶铸也排到了第4位。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前,正在大连养病,他曾经给毛泽东打电报请假。毛泽东在会议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来京参加会议。林彪便在8月6日到会了。这次会议是林彪最开心、最满意的一次会议,他私下对人说:

  “这下我由小六变成老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同意由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此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上,还有一个人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就是邓小平。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7位竟上升到了第6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2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且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上,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泽东自1963年迄今4年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公报强调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关于党的九大,恐怕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要讨论。党的八届一次会议到现在已有10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外有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他说:

  “我觉得,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

  “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他说:

  “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欲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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