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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 第337章(下)

2016-10-23 08:14:3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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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文革搞了1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

  ‘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

  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韩爱晶、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原来早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工人总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工人总部”、“钢二司”、“九一三”、“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长江日报》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在武汉的“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2月8日联名发表了一个“二·八”声明,指责“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道: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矛头直指“二·八”声明。3月17日,陈再道命令八二0一部队先后逮捕了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沈复礼、王屏、李洪荣、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3月21日,陈再道等人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并公布其十大罪行。据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中称:“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000多人被逮捕、拘留”。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笔者注),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6月4日,陈再道等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承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的向他们道歉”。但《公告》同时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的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耽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1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他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许的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毛泽东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1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摸底的情况,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到。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1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毛泽东已经听了3天的汇报,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该对湖北问题下结论了,他决定晚上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晚上8点钟,周恩来引着陈再道、钟汉华走进“梅岭一号”客厅。毛泽东的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张春桥、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周恩来说: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

  毛泽东说着,依然坐在沙发上,向陈再道、钟汉华伸出手。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向毛泽东立正敬礼,然后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指指沙发说:

  “坐,坐这里。”

  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十分拘谨。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说:

  “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有点气呼呼的。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呵呵”一笑,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你就承认个路线错误嘛。”

  陈再道说: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要坚决改正。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陈再道赶紧说: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作检讨。”

  毛泽东说着瞅瞅陈再道和谢富治有点小动作,就疑惑的“嗯”了一声。陈再道指着谢富治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富治向毛泽东解释说:

  “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陈再道争辩说: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

  毛泽东看着陈再道抿嘴笑笑,接着陈再道前边的话说:

  “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厉害,2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吮吮嘴唇,接着说: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3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都是工人,这一派就这么左,那一派就那么右?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招待所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是否能够合起来?将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

  “后来推迟了3个月。”

  “不必忙,世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说罢,又指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利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绞死、油炸,逐步升级,全线出击喲。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懂政治。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3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怎样做就怎么说。讲出来有好处。要人家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广大的干部战士也是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陈再道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插了一句:

  “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说:

  “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态。毛泽东又对他俩说:

  “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4.14’,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泽东还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从地区看,现在已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8个省市,包括安徽。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的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15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还能解决10个单位,那么今年25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的发动起来了嘛。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他说到这里,又转对陈再道说: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毛泽东接着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的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打人、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的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的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的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的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毛泽东有点累了,身子往后一仰,说: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就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消息:

  “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原来这一天,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召开了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毛泽东说:

  “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200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他说着,用手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已经10点钟了,毛泽东结束了这次谈话。他破例送陈再道、钟汉华出门,向走廊里的几名服务员招招手,笑着说:

  “都过来。”

  然后指着陈再道对服务员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他的。和你们司令员握握手,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

  几个服务员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又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说:

  “不打倒了。”

  周恩来就要回北京了,他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我在延安就说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说:

  “在象鼻子沟。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说: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杨成武说: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

  后来,也就是在1967年夏,林彪一伙打探到了贺龙在京西山区的住所,背着毛泽东、周恩来,加紧对贺龙进行迫害。贺龙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好好的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此是后事。

  再说7月19日,陈再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给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又用吉普车将他们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了。

  这天上午,谢富治和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武汉部队一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和要释放“工总”那些群众头头的指示。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时在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代表团的这一指示,还把斗争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等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的将要爆发了。

  欲知武汉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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