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持续不减，蒋介石也被公知们反复美化，以期抵消毛泽东的影响，部分出版物和网络文章已经逐步把蒋介石描述成“爱国、爱民、抗战、民主”的完美形象，并说蒋介石的坏形象是因毛泽东抹黑所致。
我个人认为，对蒋介石不是说不能客观评价，甚至也可以美化，但引用的证据一定要注明出处，方便大家去查校，不能靠空想。最近，竟然有人将“西南联大”的成功归因于蒋介石的“英明”!?太牵强了。(并没有注明“蒋讲话”的出处）
“西南联大”是成功了，但是，把这个成功说成是蒋介石“爱文化”所致就牛头不对马嘴了，落难的中国教育人当时无处可逃，不得不集中到西南。分析这所“特殊大学”的成功，必须认识三个要点：
一、“西南联大”的成功是抗战时期的一个偶然现象，是中国人才高度集中的一次特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可能再复制。“西南联大”并没有什么奇特办学方法，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办学模式，更不是“联大”的老师最高明，教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大学问;
二、客观地讲，“西南联大”的成功部分得益于美国教育机构对“联大”走出去人才的再培养，让部分“联大”人才带着更多的学识归国服务;
三、“西南联大”的成功最重要原因是得益于新中国对人才的合理使用，所有在国内的“联大”人才及留学归国的“联大”人才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干，都被充分挖掘了潜力。大家再对比一下，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联大人才就没有取得尖端科学的突破，改革开放后的归国人才也没有多少尖端突破。大家都成了干将，也就突显了“联大”的成功。
关键时期、关键性的用人决定了“西南联大”的成功，“两弹一星”和工业化建设给了很多“联大人”用武之地。不必用神化“西南联大”来神化蒋介石和中华民国。
大陆某些出版物和叙事文章对蒋介石的美化，部分还源于对《蒋介石日记》的拓展解读。我本人没读过这部《日记》，但是，我不认为《日记》可以反映真实的蒋介石。一个人，白天强奸了一位妇女，晚上不会记下自己的这一笔恶行;一个汉奸，明明签的卖国条约，他绝对要在其日记中美化成“爱国协定”;一个内心的独裁者，公开的民主口号绝不会少。
日记是个人行动和思想的“变形留影”，日记的取舍手法和描述手法总是倾向于美化自己的内心。
共产党及毛泽东对蒋的评价，我不想引用，因为大家都怀疑。我请大家简略看看国民党高官和国民党媒体对蒋介石的评价和描述。(简要摘录，都引自国民党出版物，可查)
陈公博回忆国民党“三全大会”：蒋先生用高压手段指派代表，而不是用选举制，所有的三全大会代表中有90%为蒋介石所指派，三全大会变成了蒋介石的御用会议，国民党的精神自此算是寿终正寝……(陈公博《苦笑录》第206－208页)
河北省通电蒋介石有关“三全大会”：大会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出于指派，是公然破坏本党之原则，违背民主集权之要义，背叛总理，背叛党义，莫此为盛。指派代表不代表本党党风，而代表反革命分子，代表封建余孽…….(《民意》周刊第二三四期合刊第48页)
奉天、汉口、四川、上海、吉林等二十余省市均有类似于河北省的通电。(略)
1929年5月，《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宣言》出台，宣言中总结十五条口号。第5条：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第6条：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第7条：打倒新军阀领袖的蒋介石;第9条：要救党，必须先打倒蒋介石;第10条：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第11条：要解放民众，必须先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一），《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六册第4288卷第1－3页)
1929年12月2日，张发奎反蒋布告：近年来，党失重心，政越常轨，恶腐势力互为乘除，三次北伐胜利的结果造成了蒋介石的反动地位，迨违法治乱纪大会出现，本党多年奋斗利益剥夺无余，本师为党生存，誓以死争……(张发奎《第四军纪实》第315－316页)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电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起兵讨蒋：蒋倾全国之师，以求一逞，国力凋残，生灵涂炭，将伊胡底?且西北灾区，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况复外交失策，强邻入寇，数月于兹，中外古今，无此怪象。蒋对外条约之屈辱不顾国体，国事愈不堪言，长此以往，民生何托?……(《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卫致电冯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随同志之后誓除蒋贼，必须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7月13日，国民党改组派在扩大会议上达成《党务联名宣言》，宣言称：蒋介石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此败类……
1930年3月，国民党南洋同志会通电讨蒋：蒋中正已经由党员而为军阀，把持中央，滥施威权，对军政则用收买手段，对民众则用屠刀政策，试观近二年以来，籍清党为名，乱杀学生工人，阴图大权独揽，封建势力，复盛一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多为军阀土豪劣绅地痞操纵，上下一气，财力雄厚，政府滥发公债和苛捐杂税，人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急无以应，必指共党暴动而枪毙之，民主国家，有此征象，不亡何待?(《革命日报》1930年8月第三版)
1930年3月，鹿钟麟通电反蒋：蒋氏阴行篡党，召开伪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违背民主精神，挟党营私，帝制自为，排除革命军队，私购军械，树立个人党羽，凡非嫡系军队，急则旨为腹心，缓则视为仇敌……蒋氏利用取消不等条约之机，重新订立新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所不恤;蒋氏巧立名目，滥发公债，残害同胞，祸国殃民。蒋中正已自绝于党，结怨于人民，罪无可逃，人人可得而诛之。(《革命日报》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全国：…..诸位同志(略)台鉴：蒋中正篡党祸国，弄权逞兵，各方袍泽，同伸声讨，公推阎百川先生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责以领导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报》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黄埔军校革命同志通电：蒋逆篡窃，党国板荡，二届中央，奋起讨贼，领导全国民众，继续二中法统，以推翻蒋逆个人英雄事业，实现民主统治…..(《革命日报》1930年6月第三版)
1930年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会后发表宣言：……蒋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一无保障，党至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蒋不惟不悛，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务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以统一的国，还之国民……(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95－197页)
1930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第一次谈话：蒋逆中正，叛党叛国，我革命武装同志，以爱国爱党之故，奉辞讨贼，转战数月，逆胆为摧，忠勇奋发，本会深致嘉慰。(《大公报》1930年7月第四版)
1931年6月，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言：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独裁之实，施之于党，则民主集权，为之破坏，施之于民，则民主势力，为之摧残，施之于军，有起而反对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数年以来，全党同志，全国民众，无不奋然而起，以与此个人独裁之蒋中正为敌矣!(《反蒋运动史》第343－345页，《大公报》1931年6月第三版)
……………………………………………………………………………………………….后续事例太多，不再详摘。
正当蒋介石在党、政、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9.18事变”发生了！！！
本人新观点：“9.18事变”的爆发，对中国国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灾难，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救命的机会，国破家亡之际，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战，蒋介石抓住这一绝佳“良机”，高举“共赴国难”的大旗，对不服软就范的“强硬反蒋派”痛加打压，对中间派极尽拉笼，对态度有转变的反蒋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转了“党内反蒋”的被动局面，自此以后，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蒋家党”，东北沦陷，蒋没有坚持抗战，却成就了“蒋家王朝”。
蒋介石对满州独立的“默认”与汪精卫对满州独立的“承认”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蒋介石站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位置上有所顾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稳。
“7.7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何已无退落?因为再不象征性抗日，全国人民已经不能容忍了，他的“共赴国难”的保位大旗已经举不下去，再不举枪，共产党当时就会造他的反。
在很多所谓的“新史书”中，有人把“7.7事变”的起因归咎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说共产党应该承担日本全面侵华的责任。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发现”，我有两个看法：
1、根据《今井武夫回忆录》和《重光葵回忆录》，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也无法确认，中方出版物也没有共产党挑起抗战的确切证据;
2、若真是由共产党挑起事变，我不但不骂共产党，而且还会更加佩服当时的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对日本放弃抗争的背景下，破局是好事，不破不立，撕破“伪和平局面”更好，其时，伪满州国实际上已独立，华北实质上已自治，西藏也处于管理真空，长此以往，中国会在“和平”的错觉中被肢解成几大块，这就更加符合日本人的利益算盘。
蒋介石领导的军队打不好是一种耻辱，但跟日本打起来是正确选择，幻想蒋介石能用和平手段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那是痴心妄想。
蒋介石，不需要刻意被丑化，他的归宿和结局就他的人生最恰当注解，再过五千年，花再多的精力去美化他，他也不可能成为伟人。
大家注意！“腐败、独裁、卖国、叛党、屠杀同胞、祸国殃民”的帽子全是国民党自己人给他戴的，在“毛蒋争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蒋介石的形象就定型了，怪毛泽东好象不大合理。
完成于2017年1月
附警示：大家要警惕周小平的隐蔽反毛，这是我第二次提醒，三年前，我提醒过一次，他披着“理性间接反毛”的外衣，更容易引起共鸣。周小平文章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也是我曾经在文章中写过的，但他过度反毛是不可取的。
1月8日，他借大家纪念周总理逝世的悲情，无限放大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苦难，借此来证明他反对中国用“去工业化”治理雾霾”，附和者众多。
这篇文章，从想法上看，不能说他有错，但至少有几点值得商榷：
其一、他既然强调中国发展有阶段性需求，为何不承认新中国前几十年的特殊情况和发展重心呢？为何不强调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成就呢？为何要刻意放大“苦难”？这不好。毛泽东时代，生活上是有困难，但你得要看当时国家的内外环境和战略需要。
其二、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提“去工业化”这样一个口号，也没有这样的设想，政府的想法是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供给侧，以减少落后工业对环境的破坏。
其三、周小平简单把“工业转移”理解为“去工业化”，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某些落后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生存出现困难，即使你不去工业化，它也会自然淘汰或转移产地，除非中国强行压低生产成本。然而，一旦趋势形成，你想压低，未必能办到，你想不转移，也未必能办到，因为企业要赚钱。如果企业还有钱赚，即使落后，它也不会转移，比如说钢铁、水泥等，国家再压，去年还略有增长。
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非常明显地提出过“去工业化”，基本上都是顺势而为，他举例的美国和南非亦然。
其四、中国现在的想法是“工业2025”，不是“去工业化”，前者强调的是升级版的工业化，与后者的设想完全不同。
周小平提出这个所谓的“逆大潮流观点”，其内心也许是着眼于爱国、爱未来，词意恳切。不过，很不好的是，他没有明白经济发展的趋势规律，更不好的是爱夹带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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