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毛泽东总结的三大工作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的外在表现，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精神力量和精神影响力。它是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并且是经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精心培育、总结和倡导而形成的。三大工作作风的确立，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作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成为一个紧迫而尖锐的问题。
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概括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时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并把这作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三大工作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的外在表现，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精神力量和精神影响力。这是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须加以坚持和弘扬的，是不能须臾离开和淡化的。
一
毛泽东把党的三大工作作风作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论断。它不仅表明我们党的特质和应有的精神形象，而且为珍惜、弘扬和发展党的这一优良传统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工作作风，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彻底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并且是经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精心培育、总结和倡导而形成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以它特有的理论旗帜、历史使命和组织纪律，使它同其他任何政党区别开来。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改造“正义者同盟”、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中，体现了他们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他们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这样，就使无产阶级政党有了透彻鲜明的“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这就为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来，列宁在同第二国际后期修正主义思潮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的斗争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针对伯恩施坦到处散布的马克思学说“过时论”，列宁明确表示：“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他还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时列宁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还坚决反对“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的错误主张，坚持“党员应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让投机分子和空谈家混进党内。他强调党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上述这些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没有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侵蚀，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能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革命风格和革命作风。
但是，革命的工作作风不是党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实践中磨炼和锻造，才能百炼成钢。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规模之大，革命战争延续时间之长，经受的磨难之多，面临环境之复杂多变，都是十分罕见的。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情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通过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使之与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如何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实现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建设成为能够执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人民军队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新课题，是需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解决的。二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艰巨性。我们党面对的内外敌人都是十分强大的，在大革命失败后，党主要依托农村独立进行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既有国内革命战争，又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严酷的战争环境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三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使自己逐步走向成熟。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由建党时50多个党员发展到近6万党员，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同国民党一道进行了北伐战争，迅速地把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但这时我们党毕竟处在幼年时期，还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统一认识，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我们党被打到了地上。2.6万多名党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许多人离党而去，但余下的1万多名党员又迅速集合起来，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踏上了新的征途，在很短时间内红旗重新在大江上下十多个地区飘扬。这是我们党经历的第一次浴火重生。后来，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党和红军处在万分危急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无数艰难险阻中战胜人类生命极限的挑战，胜利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的长征。这是我们党又一次凤凰涅槃，使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从这两次严峻的考验中检验了党的工作作风，在一定意义上说，三大作风的形成和确立也是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四是从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开始，就是有根据地的，也就是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开始。长达22年局部地区的执政，为党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上述表明，党的工作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奋斗中、通过正确与错误的比较而形成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凝结而成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党的三大工作作风的形成，是同毛泽东精心培育、善于总结经验和大力倡导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把它看作是党和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他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队伍，通过三湾改编，将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保证官兵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使它在制度和作风上同旧军队区别开来。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确立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既是纪律要求，也是作风建设。这里以最初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例，加以说明。1927年10月，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毛泽东总结部队在遂川县城分兵的经验教训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捆卧草;六、上门板。这每一条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正是通过这样实际的规定，体现了部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体现了革命军队的为民形象和精神风貌。比如“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发展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三大纪律之一郑重提出，而红薯是当时农民的重要主食，因为产量高，种植面积也广，对行军者来说，红薯既解饿又解渴，时值秋收，随手可得，现在连这样便宜的东西都不能拿，何论其他。这样严格而生动的规定，体现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性质。在旧社会，反动军队对老百姓如同虎狼，“兵匪一家”、“兵过如蝗灾”，老百姓避之犹恐不及;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有着全新作风的革命部队，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细微的作风表现认识和接受了自己的子弟兵。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总结了建军过程中反对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使军队建设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决议中阐述了纠正各种错误观点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方法也蕴含了后来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的元素。如指出主观主义指导的严重危害性，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确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正确开展批评等。这些重要思想，对培育党的三大作风有重要作用。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更加自觉和深刻地阐明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原则，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它实际上蕴含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于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以及三大作风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局面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这时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多方面地倡导优良的工作作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比了人民群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观感和态度，生动地讲述了全国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共产党。他说，第一，因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它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它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反映党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生动表现，也是获得人心的重要保证。
二
工作作风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党性原则在工作实践中的体现。三大工作作风的形成和提倡，成为全党的一种习惯，一种正气，它包含了自觉性和纪律性相统一的要求。三大工作作风的确立，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使党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即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学风。他明确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到如此高度来认识学风问题呢?这是因为：第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近百年苦苦探索和追求，企望能够找到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真理与道路，通过比较与选择，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才能给中国指明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最正确、最锐利的武器，是在于能够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现成的答案。特别是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和面临的任务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具体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尖锐性和我们党始终处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在党内不存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却存在长期的争论。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学风问题也就成为党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这样才能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那么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坚持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的重要分水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坚持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据，原则是研究的终结，所以，我们一切工作应当从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大量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才能够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反映人民群众愿望的正确决定。但是，教条主义却与此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医百病的良方，只讲矛盾的普遍性，不讲矛盾的特殊性，“言必称希腊”，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只靠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指导革命，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所以，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第三，最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党的实际出发，把思想方法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把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了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家，小生产者的思想方法主要表现为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不能不影响到小生产者出身占多数的党内生活，教条主义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一个主要表现，成为党内错误发生的重要的认识根源。陈云曾回忆在延安时期同毛泽东三次谈到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都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这使他认识到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性，促使他学哲学，终生受益。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其次，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保证了党的事业获得胜利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同以往的任何运动作了科学的区分，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在同人民群众关系完全一致的价值取向上，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新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态度，这也是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观点内化成为党的根本宗旨，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他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广大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外化为自己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要求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当官做老爷;要正确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毛泽东倡导的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他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工作经验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特别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在这里，毛泽东把“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的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种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一坚实的基础上。
总之，共产党人要密切联系群众，是基于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未来的基本态度，是基于一切为了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是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才能获得人心，把党的事业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这样，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最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决定它具有的自我净化和自我调整的内在力量，是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指明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方法，也是保持党的领导正确性的必不可少的武器。他认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一个没有私利、不容许有违背党的统一主张的派别活动的先进部队，能够通过批评的武器，保持自己的团结和统一;在它的内部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行动的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这不但要自觉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途径，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同时，在制定不同阶段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还要善于运用批评的武器，听取党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一旦出现方针性的错误，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正。勇于自我批评，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质。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毛泽东认为，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党不犯或少犯错误，不是为了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要重在分析，真正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和改正的方法，重在总结经验，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他还正确总结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这不但有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健康开展，而且能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综上可见，毛泽东总结和倡导的三大工作作风，是关系到党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理论、如何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如何正确对待自身的缺点错误这样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以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应当坚持的工作作风，来体现党的形象和党的精神风貌，来实现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
三
三大工作作风一经形成，就成为党内生活的一种习惯，永远生机勃发的优良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继承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作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已成为一个紧迫而尖锐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在取得许多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包括三大工作作风在内的党风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和损害，严重危害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指出的：“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阴谋活动。”上述情况的存在，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作风愈益显得重要与突出。
要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工作作风，就要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理想信念是党的作风的灵魂，因而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自觉行为。如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错误，但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相对地说还比较容易纠正，经过事实的教育和严肃的党内斗争，认识统一了就能够在正确的路线上做到步调一致;而今天党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不是认识上的原因，而是理想信念淡化或失落而导致的，纠正起来难度会更大一些。我们要充分认识，理想信念是能够转化成为巨大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因为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能够创造人间奇迹。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缺乏的正是这种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他们往往是用加大投入(资金)来表示对某件工作的重视，投入虽然是重要的，但决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比如我们国家男足和女排的差距，决不是投入的差距，而是决不服输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作风上的差距，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这对一个党、一个社会来说，同样是如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行“补钙”，就是指的要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事实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失掉了理想信念，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根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两面人”，甚至成为滑向罪恶深渊的重要起点。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首先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正从理论上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转向、不迷路;同时要正确对待因苏东剧变而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要科学认识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决不因为暂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悲观失望，甚至另找出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既禁得起胜利的考验，也禁得起失败和挫折的磨难，做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真正的人;再者要具有识别、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进行战斗，决不受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要求，是绝不能淡忘和丢弃的。
要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工作作风，就要真正确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对人民负责的感情和责任。三大工作作风所以能够成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共产党人党性的一个集中表现。这是人生崇高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都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自己的抱负，洁身自好，勇于奉献。我们民族体现这种做人做事原则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读了这样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正如鲁迅所称赞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共产党人是自觉地把我们民族这种优良传统、浩然正气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化为我们的目标追求和工作作风。他们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确立自己奋斗的崇高目标，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不论是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里，还是在挑战生命极限的万里长征中，都能够做到一往无前，前仆后继，甘洒热血为人民。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风雨兼程为人民的历史。今天，一些丧失了理想信念的人，首先就会表现对人民群众感情的冷漠，甚至高踞人民之上，当官做老爷。他们中的一些人，私欲、权欲、色欲无限膨胀，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人民的财富，败坏党的声誉，成为新的吸血鬼、人民的罪人。这些人头顶共产党员的光环，干的是拆共产党台的勾当，严重损害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其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他个人的罪恶。所以，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对共产党员的党的宗旨教育，明确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坚定这样的信念，才有可能真正贯彻党的三大作风。
要坚持和弘扬党的三大工作作风，就要做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上，既重视启发党员的自觉性，勇于自我批评，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断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同时也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他从党能否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和纯洁性，能否顺利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的高度，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他重视党内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对中央的监督。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专门写道：“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党依靠这样的大会制定路线，监督中央。”但我们应当看到，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都要抓得很紧，抓得不紧等于不抓。一个时期以来，虽然我们的制度比过去要完善得多，但出现的问题却是尖锐的，这主要的原因是流于形式，软弱涣散，放任自流，该管不管，该严不严，造成了严重后果。十八大以来，党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这里为我们党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经验：一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踏石留印，抓铁留痕，决不走过场、流于形式，对反腐败斗争保持高压态势，使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二是凡是要求全党做到的，包括中央在内的高级干部首先要做到，只有领导带头，作出表率，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党风。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扬党的三大工作作风，保持良好的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毛研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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