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视频：老年的习仲勋坐在椅子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唱着《东方红》，唱到情深处，用手不住地拭眼泪。习家人说，他最爱听的就是这首歌。看过这个视频，我的感触很深，《东方红》是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民歌，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是受到审查和监禁的，为什么不但没有对毛泽东心生怨怼，反而对毛泽东表现出这样深厚的眷爱呢?类似习仲勋这样的革命老人在经历“挨整”后对毛泽东依然“痴心不改”的并不少见，象彭德怀将军临终遗言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罗瑞卿大将出狱后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向毛主席敬一个标准的军礼;黄克诚大将在文革后面对毛泽东的若干非议大声疾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再象戚本禹在文革中被投进监狱，晚年却著书立说为毛泽东辩护;再象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于一九五三年跟毛泽东的一桩“公案”后，仍把自己引为毛泽东的诤友，并深刻地反省自己当年的冲动，对毛泽东的故世，“感到深深寂寞”。
也许人们很难理解，他们这是怎么了?中国自古讲“有仇不报非君子”，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这些“古训”在他们面前都统统失效了呢?原因或许有很多，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态度抉择，每个人或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毛泽东的“公心”，无论他的“对”抑或“错”，他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的“公”成为征服人心的无穷力量，也是习仲勋这些革命老人们抛弃个人恩怨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妨仅从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上，看看毛泽东是有怎样的一颗“公心”的。
文革时期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开会，他从刘少奇谈到了张国焘，集中强调了一个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问题，他主要的讲话要点是：“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张国焘的错误不可谓不大，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和命运置于危险的境地，即便错误如此严重，但毛泽东仍然认为还是可以团结的，如果张国焘不跑到蒋介石那边去，还是可以坐在一起的。他是用张国焘作例子，提醒对刘少奇的错误不要把调子定得高了，仍要以团结为重。文革结束后，刘少奇的家人与毛泽东的家人没有因为文革中两位曾经的战友之间的路线之争而结下怨缔，这足以证明刘家人是心胸宽广、识大体的，能够正确理解毛、刘两人之争的实质，这给了那些认为毛刘之争是权力之争并以此来否定、丑化、抹黑毛泽东的人或势力以最大的回击，他们没有给后毛泽东时代那些自私狭隘的反毛集团以任何口实，这是刘家人对于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也许有人会怀疑，假如张国焘不走，毛泽东真的会跟他坐在一起吗?会的，这从毛泽东对待王明的态度上完全可以得出这样肯定的回答。王明的错误有多大?他的“左”倾路线几乎丧送了中国革命。一九四一年九月，毛泽东为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认为王明、博古路线“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然而怎么样呢?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毛泽东积极做工作要投王明的票。后来有人回忆说，那次投票后，毛泽东又来到计票现场，向计票的同志问洛甫(张闻天)和博古(秦邦宪)得票情况，特别问王明得票多少，他说“最好能选上……‘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他静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计票员把票统计完毕，当他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关于这段历史，毛泽东自己在后来的多种场合都提起过，例如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他在同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等谈话时说：“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的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些谈话是毛泽东在谈到罗瑞卿时带出来的，一九六五年，受林彪、叶群的陷构，罗瑞卿被调离军委工作，毛泽东就谈了对罗的看法，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我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时，对自己当初整了罗瑞卿表示了道谦，他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整了罗瑞卿，做点自我批评。一九七五年八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重返军界。
还有对待彭德怀的态度，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因路线分歧搞得很僵，彭德怀也一度被打成反党集团，但毛泽东并没有只是一手推开，平日里也多次派人看望彭德怀，“三线”建设的时候，还力主彭德怀为“大三线”副总指挥。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跟彭德怀见面时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当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到信后高兴得睡不着觉，早早地起来等着再跟彭德怀谈话，谈话的时候彭表示想去新疆搞农业，毛泽东劝慰他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这就是毛泽东，整人而不治人，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把人置于死地，不会把人一棍子打死，不会让人没有出路。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和做法，是他哲学思想的闪光，是他崇高的革命理想的体现。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是非问题”这样点明对犯错误同志的做法：“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曾跟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讲过一个秦穆公的故事：秦国进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毛泽东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他要改变这种状况，对犯错误的同志不仅要“过关”，而且“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这是毛泽东所始终坚持的原则，一生都没有改变。即便在斗争十分激烈的文革时期，许许多多被整过的老干部，都是在期间得到“翻案”，或者在被整的同时，仍然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干着革命的工作。现在有些人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说到文革时期的黑暗，说某某人在文革时几起几落，永远被打不倒，好象自己多么厉害似的，实际上这恰恰从另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的用人原则，他整人是为了治病，是为了救人，尽管可能其中有误疹，但这改变不了他救人这一根本目的，如果不是抱有这个目的，谁能够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几起几落呢?
有人评价毛泽东这个人：他可能有很多敌人，可没有一个私敌。有人在韶山毛泽东故居留言说：“公者千古”。这些评价都不是溢美之词，而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的“公”，出于对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担当和责任，正是这份“公”，成了一盘散沙的中国的凝聚剂，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的强大民族。正是这份“公”，毛泽东的思想在今天乃至明天的世界上，依然象一盏明灯那样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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