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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59章

2017-03-15 10:34:4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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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

  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

  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大会席位。”

  话说1971年10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他在谈话中说:

  “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10月间,毛泽东的干女儿刘松林和她那位已经成为空军飞行副师长的丈夫杨茂之,双双被隔离审查了。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杨茂之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听别人议论说,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杨茂之插话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谁知此话一出,竟然惹来了一场横祸。这就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立时就有人告发了杨茂之。这还了得,有人竟敢攻击江青同志!上海军事部门立即将杨茂之收审了。他们一审才知道,此人竟是毛泽东的干女婿。此事呈报上去,王洪文不得不亲自出马审问。杨茂之便将老婆刘松林如何对他说过此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有一次,刘松林和妹妹邵华见到了毛泽东,刘松林问:

  “听说江妈妈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不会的,她不行。”

  刘松林回家之后,便将此话告诉了丈夫杨茂之。没想到杨茂之是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话。他一见人们如此议论,便撂了出来。

  王洪文见杨茂之如此说,便把刘松林也收审了。刘松林见了王洪文,说明了情况。她心想,此时只有干爸能够救自己和丈夫了,如果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他王洪文亲自转交,量他王洪文不敢不答应。果然,刘松林向王洪文一说,王洪文立时就答应了,只是要求她,信不能封口。

  后来,毛泽东读了刘松林的信,说道:

  “娃娃们无罪,立即放人。”

  王洪文得了最高指示,就把刘松林和杨茂之放了出来。

  且说10月16日晚9时许,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说:

  “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

  “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说:

  “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0日,基辛格第2次访问中国。

  10月24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明确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的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辩解说:

  “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周恩来驳斥说: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双方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想退让,他说:

  “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周恩来严肃而又平静地说:

  “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10月25日,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拿出了修改过的联合公报方案。周恩来看后说:

  “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故作惊讶地说:

  “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

  “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

  “如果要总统签署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是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说:

  “是的。所以我们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的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的一挥手,说:

  “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基辛格被说服了,而且很激动,他明白了周恩来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讨价还价。

  关于台湾问题,基辛格问周恩来,对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看法,周恩来说:

  “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和台湾断交!”

  周恩来生气地说: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真是天方夜谭!”

  基辛格自知理亏,赶紧解释说: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恩来说:

  “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你们的诚意何在?”

  基辛格被迫承认说: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笑着说:

  “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字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

  “两者在英语中没有多大差别。”

  周恩来说:

  “在汉语中却有质的差别。”

  也就在1971年10月25日这一天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美日等国提出的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2758号决议案,在大会上付诸表决。

  诸君可能有所不知: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早在1945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时,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依然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不合法的。

  再说联合国大会首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等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会议厅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各国代表们高声欢呼,唱歌。国民党代表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带领手下一帮子人灰溜溜的离开了会场。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案。当大会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会场上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来,高高举着双手,长时间的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合众社则报道说:

  “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了恢复,从而结束了美国操纵联合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十分关注联合国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联大临近表决时,曾经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们就算有10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1张票,一个小国也是1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这一天,毛泽东观看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电视新闻,他非常高兴,对吴旭君说: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上午9时,中美双方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初步告成,周恩来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梯口,第一次用英语说: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

  他又悄悄的告诉乔冠华说:

  “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除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乔冠华问:

  “基辛格知道吗?”

  周恩来说:

  “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乔冠华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用轻松的语气问基辛格说: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微微一笑,不假思索地说:

  “不行,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狡黠的眨了眨眼,问道:

  “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说道:

  “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说道:

  “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中方人员在为基辛格送行的飞机场上,都在为联大的事情而高兴。美方人员还以为中国人是因为联合公报草案采取了中国的观点而兴奋呢。

  基辛格在“空军一号”专机上,终于从传来的电讯稿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大为惊讶,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

  “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告知他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的内容,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姬鹏飞不敢怠慢,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和有关人员,讨论要不要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是目前不派代表团参加。有人还说:“联合国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我们站在这个讲坛之外更便于斗争”。

  是日晚,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联大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他们。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张,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张。这是和我们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第三世界各界的友好关系分不开的。表决结果一宣布,他们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

  “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

  毛泽东说:

  “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罢了。”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提议说:

  “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好,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毛泽东说着,指指乔冠华:“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

  你们这次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时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对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有关人员拟定了一个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计划,其中包括提出以乔冠华为团长、以黄华为副团长、另有唐明照、符浩、熊向晖、陈楚、章文晋、周南、王海容、章含之、吴健民在内的30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还有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时乔冠华的书面讲话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也都经过了毛泽东的亲自审批。

  就在周恩来等人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做准备的时候,在大洋彼岸,联合国总部的官员们也正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紧张的忙碌着。

  原来,在联合国会址周围排列着131个旗杆,各国的国旗都是按着会员国国名的字母次序依次升旗的。此前,联合国秘书处没有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顺利的进入联合国,所以他们事先就没有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大会表决结果出来以后,他们只得临时向一家制旗店紧急定制。可等到拿来中国国旗后,他们又不清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挂。

  10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询问中国国旗的位置是应按照代表中国的“C”呢,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字母“P”来确定?

  10月31日,姬鹏飞复电给吴丹:

  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的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始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顺致最高的敬意。

  1971年11月1日,两位美国黑人青年在记者们的一片闪光灯下,将一幅长1.2米、宽1.8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从北端数起的第23根旗杆顶端。

  当毛泽东从电视上看到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冉冉升起的时候,他禁不住热泪涌流。

  11月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送行计划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是日晚8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参加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

  毛泽东谈话时兴致很高,他手拿小雪茄,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柴桑吊唁周瑜的故事,比喻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勉励大家要拿出班超出使西域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显示出中国人民的气概。他兴奋的笑着说:

  “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穷朋友帮我们打的,是广大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多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的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工作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你们要大胆工作,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要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9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规格似宜高一点”的指示,他和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

  11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了由汪东兴转来的邓小平在11月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原来在邓小平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毛泽东曾经同他谈过一次话。自此以后,他从没有直接给毛泽东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的嘱咐,写信给汪东兴,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这次写信给毛泽东的起因是缘自11月6日的一次会议。

  那天上午,邓小平所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通知他们夫妇俩去参加一个学习会。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叛国出逃事件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主持者整整念了两个小时。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回到家已是下午1点多钟。他一直没有说话,吃完午饭上了楼这才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此后他非常冷静的琢磨了两天,反复权衡党内各派势力之消长,细心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变化,最后终于忍不住提笔写出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

  “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察觉,并且及时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笔锋一转,道出了他写这封信的本意: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3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3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分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最后写道:

  “我衷心的诚挚的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毛泽东看完了信,问汪东兴:

  “你怎么不管人家啦?”

  汪东兴回答说:

  “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

  毛泽东说:

  “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

  说罢,提笔在邓小平来信的信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人,有人在谈话中说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

  “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

  关于《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毛泽东说:

  “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正在此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众人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

  他转向叶剑英,说:

  “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些人不能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涮,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就赞成91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所说的大字报,是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里,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张贴的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毛泽东看见被刘伯承誉为“称职的好参谋长”的李达,问道:

  “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

  李达回答说:

  “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的。”

  毛泽东说:

  “李达不糊涂。”

  1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第1982次会议上就座。

  联合国大会主席马立克和57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致词,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上各国代表的致词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人,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

  “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

  毛泽东转对众人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50年起了10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人的。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

  周恩来插话说:

  “粉身碎骨。”

  毛泽东接着说:

  “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还谈到了鲁迅,他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1月下旬,毛泽东患了重病,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可他的双脚还是严重浮肿。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广泛讨论。

  关于林立果等人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政治局成员中有不同意见,因为它的内容用词恶毒。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说:

  “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毛泽东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12月18日,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国。

  12月22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晚8时许,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了乔冠华、熊向晖等人,对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还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2月30日,张耀祠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还交了一份书面检查。据张耀祠后来回忆说: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40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来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方面的准备。

  1月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中美双方会谈的情况:黑格向周恩来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黑格还狂妄的宣称:

  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闻言大怒,说道:

  “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月6日中午12点1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商谈对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说:

  “政治局再讨论。”

  下午2点10分,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最终批准了《答复稿》。《答复稿》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其它任何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听时,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毛泽东的强硬方针,迫使黑格向周恩来道歉说:

  “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的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来华访问的尼克松,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亲爱的读者朋友:请您注意本章的这一段文字:联合国大会首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等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会议厅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各国代表们高声欢呼,唱歌。国民党代表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带领手下一帮子人灰溜溜的离开了会场。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案。当大会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会场上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来,高高举着双手,长时间的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合众社则报道说:“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不知您看后心情如何,说实在话,每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何等的自豪啊!而那些热脸硬贴美帝国主义凉屁股反而被踢了一脚的无耻之徒,看了这段文字不知作何感想。

  另:从古至今,深谙世事者,皆知大凡涉及当时国家政治核心的事,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不能说。在1971年10月刘松林、杨茂之于上海被收审这桩公案中,笔者认为实有3不该:一是涉世未深的刘松林不该随便问起这等国家大事,她却问了。二是刘松林回家不该再说给杨茂之听,她却又说了。三是身为副师级的杨茂之,不该将事关国家大事的话,随随便便在公众场所散布到社会上,而他却毫无顾忌的说了出来。毛泽东知道二人被收审后,既没有责备抓人者,也没有宽慰被抓者,只是说了一句“娃娃们无罪”,言外之意是说“娃娃们”“童言无忌”,是可以原谅的。刘松林、杨茂之为此区区一句话,而交上了一笔不菲的有关社会学的学费,确实是不值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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