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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61章

2017-03-19 15:07:2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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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

  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话说1972年2月2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在他致祝酒词之后,尼克松站起来致答词。他说: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2月22日至26日,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进行了多次谈判。随着双方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也逐渐增多了。周恩来在宴会上,再也没有了以前喝酒时的那种豪迈气概,他是谈酒不喝酒。他向尼克松介绍说: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

  尼克松讲了这个笑话后,不等翻译,他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认真的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说:

  “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周恩来在正式的宴会上,不只是谈酒,他还要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它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可服务员们发现,周恩来说着干杯,他自己却只是用嘴唇轻轻的沾一下酒杯,礼貌的向对方点头致意。尼克松也发现了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周恩来的酒杯,很礼貌地说道:

  “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说道:

  “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

  他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的酒杯,又补充了一句:

  “那杯子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露出吃惊的神色,疑惑地问:

  “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点头,说:

  “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2杯,最多3杯。”

  尼克松说:

  “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部喝光了。”

  周恩来目光里流动着对往昔的眷恋,深情地说:

  “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做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好!为‘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中美双方谈判的这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谈,但他却始终掌握着谈判的进程,也过问着谈判的细节。

  基辛格曾经说:“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吴旭君也说过:“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主席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总理和主席一样睡的很少,可是总理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的走,王海容、唐闻生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美方在他们的初稿中,按照国际惯例,含糊其辞的强调双方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双方的分歧。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周恩来说,公报中要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听取了中方的意见后,说道:

  “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际,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说:

  “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

  “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

  “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的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最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2月25日下午,在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修改中,基辛格提出将草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点讲的是中方立场。但是,他又考虑到,中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就在草稿里改过来了。他把草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好。”

  周恩来在谈判期间,陪同尼克松一行到了杭州,一边游览,一边谈判。其间,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几乎陷入了僵局。中方代表坚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美方代表坚持说:不能背弃老朋友,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决不能与台湾断交。

  后来经过谈判,美方承认了中方的立场,但在措词上作了处理。

  2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不满意,他提出了修改的要求。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说: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红色直通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的回答说:

  “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周恩来问:

  “主席还有别的指示吗?”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严厉地说:

  “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点,一个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的草案,再次提交给双方首脑。尼克松赞扬这个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恩来说:

  “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中阐述了中美双方各自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关于中方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立场和观点,是这样表述的: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公报的主要内容表述了中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这里不再赘述。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25年的敌对状态的结束,从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后来,尼克松评价毛泽东说: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一行后,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有记者问他说:

  “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杰作。”

  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

  “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

  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即驱车赶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周恩来走到床边问道:

  “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的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

  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的吸了一口,将烟雾喷出来,说: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说:

  “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

  “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着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国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英国同时宣布: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据纪登奎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象样子。”

  吴德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时张春桥为了不突出他个人,提出在传达毛泽东指示时,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十二号文件》的通知中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纪登奎后来说:“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现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后定稿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讲了10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1、4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4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诫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还是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1条,八项注意的第1条与第5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1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1条和第5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再说1972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哭泣着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关于对谢富治的评价,《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

  且说1972年4月上旬,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了体检,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的。尔后,还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社论中还写道: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前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获准到北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前往北京。

  此时,已经从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情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书,请你父亲出来工作。”

  1972年5月间,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全党发表他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原信已烧毁,此次发表的是周恩来保存的那一份抄件。其内容本传前面已有抄录,这里不再赘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他首先就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作了说明,他说:

  “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据张耀祠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代和说明问题的机会。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原文如此——笔者注)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一直开到6月23日才结束。

  5月间,周恩来在体检中发现患了膀胱癌。医疗组马上把他的病情报告给毛泽东。张玉凤观察到:在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即刻指示:

  “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恩来同志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关于治疗问题,他对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的要求是“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体育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于25日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小象。周恩来宣布中国儿童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一对白唇鹿。

  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了精彩的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毛泽东说,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3张照片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当即在照片上一一签了名。班达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个签名薄,请毛泽东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1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唐闻生的父亲是外交部的老资格领导干部。王海容、唐闻生两人负责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一位是俄语翻译,一位是英语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虽然只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自林彪事件后,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常常见到他。毛泽东对她们二人也非常信任,让她们两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外交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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