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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39章

2017-08-05 07:29:0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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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

  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

  话说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先去安源部署暴动。他在途经株州时会见了朱水连、陈永清等人,听取了株州方面的汇报,对株州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裂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

  在曾经是工人夜校的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7分校的两栋楼房前,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他们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和杨俊;黄埔军校学员、共产党员、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还有醴陵、衡山、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等。

  据潘心源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同志到安源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即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做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毛泽东所说的贺龙及聂荣臻部队中的两团人,是指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两支队伍。这两个部队原来都是响应南昌起义要赶往南昌的,但行至中途得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了,便回师驻扎在江西修水、铜鼓一带,休整待命。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暴动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与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由毛泽东担任第1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第1军总指挥;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钟文璋任参谋长。

  余贲民,另名楚龙,1909年考入湖南49标军官学堂,毕业后任连长,参加辛亥革命,因负伤退伍,在启明师范任园艺部主任。1922年他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余贲民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8月中旬,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抵平江,余贲民率团积极配合北伐作战,先克白石岭,后夜渡汨罗江,打下了平江城。

  且说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共5000余人:

  以警卫团的主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第1团,由钟文璋兼任团长。何长工为团参谋。

  以安源路矿工人、矿警队和安福农民军、醴陵农民军,为第2团,由王新亚任团长。

  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警卫团战士,为第3团,由黄埔军校3期学员、北伐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苏先骏任团长。

  军事会议还决定,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王新亚团长率领的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从南面向长沙取包围之势;第2路以苏先骏团长率领的第3团由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暴动,夺取浏阳,进逼长沙;第3路以钟文璋团长率领的第1团,先与第3团合攻浏阳,尔后自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进逼长沙;3路均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考虑,他说:

  “倘若暴动失利,我们往哪里退?”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兵马未动,谁会去想那失利的事呢?王新亚见大家都不做声,就向毛泽东提议说:

  “要是我们万一失利的话,就退到井冈山上去。那里有我两个‘老庚’,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他二人手中尚有些势力。那个地方到处是崇山峻岭,林茂草密,连绵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了我们几千人?”

  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他如此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前夕,安福、永新、宁冈、莲花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的情况说了一遍。

  原来早在1927年7月间,王新亚曾率领安福农民自卫军和永新、宁冈、莲花3县农民武装发动了一次暴动。在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各县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此次暴动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以王新亚为总指挥、王佐等为副总指挥的赣西农民自卫军。不久,永新失守,袁文才、王佐又率余部上了井冈山,盘踞在茅坪、茨坪一带。

  王新亚提供的情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的刻下了“井冈山”3字,而且也储存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

  张家湾会议一结束,安源市委立即在煤矿召集党员和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动员和布置武装暴动。工人们奔走相告:

  “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

  9月4日深夜,安源暴动负责人杨士杰根据组织决定,秘密处决了矿警队中8名阴谋投敌的叛徒。毛泽东率领安源暴动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授旗仪式的口号是:

  “坚定的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

  授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又赶往安源路矿第2工人夜校,参加正在那里召开的安源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并在会议上讲了话。

  9月5日,毛泽东在张家湾住处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来信。信中说,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长沙暴动的日期问题,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毛泽东立即复信给湖南省委,对省委上述决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他又强调说:

  “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已约定11日安源发动,16日进攻长沙。”

  此时毛泽东尚不知就在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批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湖南省委8月30日报告信中的“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

  9月6日,毛泽东就要离开安源了。他以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的身份,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一起,去铜鼓县城组建第3团。送行者中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全,说: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他还告诉大家:

  “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暴动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哩。”

  这一天,毛泽东身着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陪同下,风尘仆仆的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前,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便进了茶亭,要了茶水,一边喝,一边闲聊。正说话间,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

  “民团!”

  易绍钦小声警示。毛泽东说:

  “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这一群汉子的确是浏阳县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的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泽东不慌不忙说:

  “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买点布,到铜鼓去买点菜油。”

  那人说:

  “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潘心源争辩道:

  “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

  那人坚持说:

  “少废话,走!”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起过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浏阳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准备回城里团防局去领赏。毛泽东故意一瘸一拐的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个钱来收买那些团丁是不够的,便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

  “有钱吗?”

  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他的手里。这下毛泽东心中有底了,就故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

  “喂,朋友,贵姓?”

  那两人一个说是姓黄,一个说是姓张。毛泽东接着问:

  “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屁!老子们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他妈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毛泽东见答话者如此牢骚,便趁机说:

  “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有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说罢,他掏出一些钱,塞进姓黄和姓张的两个团丁手里。

  此一情节和后来的情形,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一个团丁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掏出钱递过去,说:

  “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那团丁得了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了,才高声喊起来:

  “跑了,跑了!”

  团丁们闻声追上了山坡。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他就这样一直静静地蜷伏在草丛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天色越来越暗,夜幕掩护了他。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是那个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其原因一是那个团丁贪占小便宜,一是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整整一个夜晚,毛泽东赤着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的穿行。

  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

  毛泽东到了一个市镇,在一家店门口问道:

  “老板,歇得客么?”

  店老板闻声上下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见他并没有带行李,上身只穿一件汗衫,脱下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说:

  “歇不得!”

  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来到街尾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了下来,大声喊道:

  “老板,打水来洗脚!”

  店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

  第二天,他终于找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的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9月9日,长沙市郊的农民军和铁路工人首先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破损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州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爆发了。

  9月10日,中秋节。毛泽东到达了铜鼓县城。不久,潘心源也到了铜鼓。毛泽东和潘心源在第3团驻地铜鼓萧家祠,与团长苏先骏等干部们见了面。苏先骏向毛泽东报告说,3团已于9月7日接到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毛泽东立即召集铜鼓、修水两地的干部开会。从修水来的干部报告说,余洒度不顾前委的通知,违反第1团先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再攻平江的命令,已于昨天擅自率领第1团从驻地修水县城商会办公楼出发,向平江县长寿街进军了。

  9月9日那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部及第1团全体指战员,颈系红布领带,臂佩红布袖章,高举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鲜艳的军旗,引吭高歌:“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浩浩荡荡奔向平江,向长沙挺进。这就是首先爆发于修水的著名的“秋收起义”。部队行至修水以西40余华里的修口,遇见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卢德铭向余洒度传达了在武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情况。向警予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部署,要求他速回部队,成立指挥部参加秋收暴动。余洒度听了卢德铭的传达,当即集合部队向全体干部战士宣布:“老团长回来了,是我们的总指挥,请总指挥讲话。”卢德铭向指战员们介绍了他离队后去找共产党的情况,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有关秋收暴动的部署,并就任秋收起义前敌总指挥。部队欢呼雀跃。

  9月10日这一天,师部及第1团与邱国轩的第4团在渣津会合。这个第4团是余洒度在暴动前夕为扩大武装擅自收编的原黔军王天培部邱国轩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4团,邱国轩为团长,谢忠为参谋长兼第1营营长,朱连城为第2营营长。余洒度命1团1营和邱国轩部打先锋,越过平江、修水边界,攻占了龙门厂。

  毛泽东得知第1团已经先期发动了,便向到会的干部们传达了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安源军事会议的部署,并宣布了任命:卢德铭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总指挥;余洒度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钟文璋为第1团团长;王新亚为第2团团长;苏先骏为第3团团长。

  晚上,毛泽东在萧家祠亲自主持召开3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工农革命军第3团正式组建,参加秋收暴动,攻打浏阳。

  毛泽东又和团部领导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进军浏阳的路线;会后同他们一起参加了3团的中秋节会餐。

  9月11日凌晨,在铜鼓城东临城依水的桥头大沙坝上,一面缀着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在晨风中迎风招展。大坝周围还贴满了红色标语:“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一支支队伍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分别从萧家祠、李家祠、蓝家祠、武曲宫出发,向镰刀斧头旗下汇集。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宣布:

  “同志们,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下面,全团阅兵典礼开始——”

  1000多名身着蓝色、灰色服装的指战员,按建制列好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先后接受毛泽东检阅。检阅仪式结束后,部队便浩浩荡荡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

  白沙镇是通往浏阳的要道。它3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部队到达白沙附近,毛泽东指示团部领导,要集中兵力在白沙打一个歼灭战。为达此目的,要向全团官兵作动员:这是第3团出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在湘赣边界的上庄村,毛泽东召集营团干部,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他摊开军事地图,边指点边说:

  “1营为左翼,从壕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难听的名字。”

  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毛泽东说着还故意皱皱眉头。众人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苏先骏团长有点不耐烦了,板着脸说:“严肃点!”

  毛泽东轻轻的拍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

  “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

  下午4时许,部队到达离白沙镇4公里的濠溪,分为3路向白沙进击。

  此时,敌军尚不知第3团已经围攻上来,他们的头目正在团防局里拷打革命群众。3团的右翼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他们还以为是少数工农义勇队在骚扰。3团的正面攻势很猛,一下子就打到了团防局大门口,团丁们这才慌忙逃窜。在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支援队配合下,3团与敌激战仅1时许,战斗就胜利结束了。

  白沙之战共击毙敌军连长1人,士兵多人,活捉团丁1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沙之战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还吟诵出了一首鼓舞人心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作中的“匡庐”二字原为“修铜”,“潇湘”二字原为“平浏”。196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作了如是修改。“修铜”即修水、铜鼓,“平浏”即平江、浏阳。由此可以推断出此篇的写作时间,就在斯时。

  9月11日这天,钟文璋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第1、第4团进攻平江。先锋是第4团第2营朱连城部。黄昏时,朱连城部到达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占领制高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叛变。他们用密集的子弹猛烈扫射毫无准备的第4团第1、第3营。邱国轩以为遭到了敌军伏击,火速报告钟文璋。钟文璋果断命令第1团第2营从侧翼占领了对岸一个山头。经过两小时激战,1团的2营、3营均受到重创,损失200多人枪;4团的1营、3营也折损殆尽。邱国轩身边唯有残兵25人,只好逃离战场,在平江一带流窜,变成了土匪。钟文璋自感责任重大,当晚在金坪河边痛哭一场,化装出走,下落不明。卢德铭当机立断,率余部退向平、浏边界。

  这一天,安源王新亚的第2团也正在按照前委的部署攻打萍乡,同样不顺利,激战一天也没有攻下县城。王新亚得知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眼看夺城无望,便决定放弃萍乡,改攻老关。

  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顺利的占领了东门市,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尔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9月12日,王新亚也率领第2团占领了老关,乘胜扑向醴陵。他们与醴陵的农民军会合后,兵分3路,攻打县城,旋即破城占领之。

  9月13日,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也相继恢复。王新亚得知敌人正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围歼工农革命军于醴陵县城,便决定改变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于次日晨率领2团主动撤出醴陵城。

  9月14日上午,浏阳东门市败逃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过来。此时,由于第1团在长寿街严重失利,已退往平、浏边界,使第3团的右翼完全暴露,平江之敌也趁机派出两个营迅速向东门市扑来,夹击3团。更为不妙的是,3团中正流行疟疾,指战员们过半数患有疾病,战斗力大为减弱。就在这种敌我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严重形势下,3团指战员们依然英勇抗击两面之敌,一直打到这天下午。

  毛泽东为保存革命力量,和团领导研究决定,兵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是日晚,第3团驻扎在上坪一带。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详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明白了3团受到两面夹击的原因,立即在陈锡虞家召开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介绍了第1团受挫的情况,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转入浏阳境内,与第1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

  会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然后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此时,已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的卢德铭、余洒度,正率领第1团前来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市之敌,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要各部到文家市会合,尔后“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的命令。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9月15日,湖南省委得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的消息,当晚便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9月16日,王新亚率领第2团顺利的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不但疏于设防,而且拒绝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将部队撤出浏阳城的建议,结果很快便陷入了优势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被敌人打散了,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王新亚也从此下落不明,不知所终。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及第1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第3团,先后到达了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土地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如今他故地重游,看到群众基础很好,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

  这一天,第2团的一部分干部战士陆陆续续汇聚到了文家市,毛泽东吩咐3团有关负责人,将他们一一安顿下来。王耀南向毛泽东汇报了安源暴动和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从小在安源煤矿当爆破工,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在安源暴动发动之时,王耀南曾组织20多个爆破工将炸药做成了土手榴弹。反动军警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下,王耀南和一批爆破工也躲在那里。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一个地方,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情急之下,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王耀南和工友们一起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没想到浏阳一战,全团竟溃不成军,折损大半。

  也许此时的毛泽东尚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一份报告,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决议案》的强制性指示信。

  原来在9月16日,马也尔得知湖南省委做出了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后,大发雷霆,他于16、17日两次写信给省委,指责省委15日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并要求省委改正指导上的过失,向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赶快下令停止向铜鼓或赣西退却的动作”,“赶快下令重新占据行政中心县分”,“赶快进攻长沙”,赶快实行长沙暴动。不仅如此,马也尔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说9月15日是“可耻的日子”。他还不顾客观事实夸大起义之初所取得的胜利,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问题就在于毛泽东在湘东没有“勇敢的指导”,“省委先涣散”。他要求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中央决议严格的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

  于是,中共中央就依据马也尔的报告,发出了上述指示信,指责湖南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是临阵脱逃”。指示信上还说:“长沙暴动虽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决定,特派任弼时“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并查明15日晚省委决定停止16日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后来毛泽东是否收到了中共中央要他立即进攻长沙的这一强制性命令,如今因没有资料佐证,已经很难判断了;而有史料可以证明的是,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19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文家市村头,见到当班值星的陈士榘,自我介绍说: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其父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杀了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曾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共产党员。在叔父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毕业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后来警卫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团,他便也参加了秋收起义。

  且说这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走路虽然有点跛,而那英俊而略显疲惫的国字脸上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陈士榘猜想,这位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找一个同志来,让他带我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正说话间,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的叫道: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回头又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是日晚。毛泽东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余洒度师长在发言中,仍然坚持前委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官员。3团团长苏先骏表示支持余洒度的意见。另有不少人却感到很迷茫,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听了众人的议论,耐心的向大家分析了敌情变化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守,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再以鸡蛋碰石头了。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的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很好。

  你们看,罗霄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投笔初登点将台,鬼门关前几徘徊。

  一从平浏失利后,战场便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秋收起义初战之失利,实受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之局限所致:一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攻占大城市的方针成为起义军的指导思想;二是毛泽东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既没有实战经验,统领部下又难以如手使指;三是起义军成份太复杂,主力1团违令在先,打乱了前委部署,不能集中兵力攻敌一处,继之又未临敌而内乱,消弱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四是一些军事领导者素质不高,2团小胜之后即骄傲轻敌,使起义军痛失右臂。凡此种种,以一支新建之旅而分兵攻敌之堡垒,自然是难以收功的。好在毛泽东能够于起义受挫之后,按照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临机决断,改变战略方向,放弃长沙,决心上山,为中国革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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