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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55章

2017-09-13 18:18:0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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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

  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

  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话说在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来到长汀城,住进了城东面汀江河畔一座颇为雅致的院落——辛耕别墅。

  毛泽东为了摸清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这天晚上就查阅了《汀州(长汀的别名——笔者注)府志》和《汀州县志》。他又给湘赣边区特委写了一封信,肯定了东固的秘密割据经验,认为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红4军进占闽西重镇长汀城后,妇女组组长曾志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意见,说是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望郎媳”。她15岁参加妇女协会,16岁参加“万安暴动”,改名为康克清,后来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康克清听了曾志的话,以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朱德直接找到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希望你能同我结婚。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成为朱德的第6任妻子。此时她只有17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的抹眼泪。

  且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寨广场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他说: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毛泽东还说:

  “红军来长汀是为民除害的,今天就除了郭凤鸣这个大害。”

  3月16日,毛泽东邀请佃农、裁缝、钱粮师爷、教书先生、衙役、流氓头等6种人,到辛耕别墅开了一个座谈会。

  毛泽东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长汀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笔法,起草、发布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红4军党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他在布告中写道: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指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你们要怎样对待革命呢?

  二、共产党在目前领导的革命,叫做民权革命,是要打倒3个反革命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在目前领导奋斗的3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3件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3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有大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洋货不断的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展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3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面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英勇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起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呵!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只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营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4军军党部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下,部队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

  在此基础上,红4军又召集工农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委员9人,其中民众代表6人,红军代表3人,主席为当地人邱潮保。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宣传、财政、军事、土地、妇女、内务等6个部,分工处理日常工作。

  红4军还在长汀吸收了300多人入伍。因为人员有所增加,毛泽东、朱德就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2月初,毛泽东、朱德在吉谭时取消团的番号,把全军整编为1、3两个纵队;到东固后,又从1、3纵队中抽调人员组建了第2纵队。这次经过重新整编,全军依然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其序列为:

  由原28团1、2营扩编为第1纵队,林彪为司令员,陈毅兼党代表,熊寿祺为政治部主任。

  下辖两个支队:第1支队长是王良,党代表是李赐凡;第2支队长是萧克,党代表是粟裕。

  由独立营和特务营及原28团第3营合编为第2纵队,毕占云为司令员,邝珠权为党代表。

  由原31团为3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枝,1200多人。

  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整编,依然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4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

  红4军又及时抓紧了筹集军饷、解决部队给养的工作,不到10天便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得款项2万余元;并向商人筹借(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军饷3万元。由于经济条件好转,从不发饷的红4军,每人领得了4元零用钱,指挥员、战士、俘虏一律平等待遇。

  后勤部门还赶制出4000多套军衣。原来红4军在长汀城里缴获了许多缝纫机,后勤部门用这些机器制作了红4军自创建以来第一套标准军服。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红军装——深灰色的军装、绑腿和缀着红星的帽子。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深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副绑腿布。红4军第一次统一了服装,“士气非常振发”。全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红4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他根据赣南、闽西地方党和群众的基础,明确提出了红4军主力不再返回井冈山,以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目标的战略计划。他说:

  “要以红4军、红5军及江西红军第2、第4两团之行动,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计划。

  是日晚,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红4军自下山以来一路艰苦转战的情况,他写道:

  “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实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在全国来比较,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3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3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他还向中央建议说:

  “不仅在湘、粤、赣、闽、浙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

  “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必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在长汀期间,蔡协民和曾志夫妇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来蔡协民随3纵队驻扎在附近,而身为妇女组长、民运股长的曾志则跟着毛泽东在前委工作。蔡协民几次让曾志上他那儿去,可曾志偏偏很好强,每次都借故不去。蔡协民虽然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他原本是一个痴情的人,忍不住给曾志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长信。曾志看后就藏在了挎包里。没想到这封信被贺子珍发现了,她看了还不算,又拿去让毛泽东看。这一天曾志从毛泽东门口过,见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在闹着玩,像小孩子一样,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彼此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一见曾志,就挥手叫道:

  “曾志,曾志,你过来!”

  曾志便走了过去。毛泽东指着贺子珍,笑嘻嘻地说:

  “贺子珍正在说你那封信……”

  曾志闻言,又惊讶又害羞,觉得党代表不该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气得她转身就走。可令曾志没想到的是,毛泽东还真把他们夫妻的苦恼记在了心里,没过不久,便把蔡协民调到了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言归正传,且说在3月下旬,蒋桂战争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急据变化,闽西、赣南蒋军和其它地区一样,大部分都被调往前线,投入战场。就在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了彭德怀的来信,信中说他们自井冈山突围后,经过艰苦转战,已经于3月下旬进占了瑞金。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部的绵水流域,东界福建长汀县,南邻会昌县,西连于都县,北接宁都、石城县。

  毛泽东看了信,心中大喜,便和朱德、陈毅等人商定:红4军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到福音医院看望伤病员,第一次见到了傅连璋医生。毛泽东对傅连璋热情为红4军伤病员服务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傅连璋,原名傅日新,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16年,他毕业于英国人开办的长汀亚盛医专。

  在红4军离开长汀前,毛泽东再次来到福音医院。他向已经熟悉了的傅连璋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他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几份报纸,通过交通转给他。傅连璋欣然答应了。

  后来,傅连璋医生果然照办了,他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每隔两三天,他把报纸包好,交给地下党员、长汀县邮局邮递员罗旭东,通过地下党交通站,转送瑞金。傅连璋医生在报纸里总要夹上一张便条:“毛委员:送上报纸--份。郑爱群”

  毛泽东收到报纸,也总要回上一信:

  “某月某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傅连璋在送报纸之际,还时不时包一些营养药、应时药,转送给毛泽东。就这样,福音医院成了一个定时向红4军转送药品、医疗器械的转运站。

  再说在1929年4月1日,红军从长汀回师赣南,一天就到达了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的原红5军再次会师了。

  此时,红5军彭德怀部已经在瑞金驻守了一个星期,在地方党配合下,由原来的300余人发展到了七八百人。

  4月1日晚上,彭德怀、滕代远来到红4军军部驻地,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彭德怀还说:

  “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失守了,这次失败,我有责任啊。”

  毛泽东说:

  “你也不必太难过,4军下山后,山上的兵力太少,也难守啊。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让你们留守井冈山。”

  红4军在瑞金稍事休息后,开往于都。途中,部队没收了钟姓地主的谷物分给当地贫农。没想到在分谷时,群众之间竟然发生了械斗。红4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立即命令将阻拦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此时,毛泽东、朱德和随行的彭德怀正坐在一起吃午饭。行军途中的饭,是每人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一到休息地就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毛泽东一听说为分谷物杀了人,勃然大怒,对乱杀人者进行了严厉批评。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形,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如此珍惜,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

  这正是:人命关天非儿戏,岂能随便乱杀人?

  自古义师爱民命,而今创业正艰辛。

  4月3日,福建省委派刘安恭带着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到了瑞金。他得知红4军已开往于都,便随后赶来。

  毛泽东看完“二月来信”,心情沉重起来。待朱德看完信后,毛泽东又将“二月来信”递给彭德怀,让他也看看。

  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基于这种悲观的估计,“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

  “你们应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的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字)。”

  “二月来信”还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4军,到中央去工作。信中说: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虑和主观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能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念而忽视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从“二月来信”中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共中央根本不认识红4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敌人统治已经稳定,山区各方面都很困难,最后免不了要失败。而身在山村前线率领红4军不断转战的毛泽东,深知按照中央所说的去做,是不利于红4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的。他对周围的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他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二月来信”,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红4军、红5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而后让大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他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在报告中写道:

  “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的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地方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斗,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在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1、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完全不同。而边境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2、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3、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4、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需集中,领导者愈需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前委机关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3年来,我们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通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3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3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5部虽有14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系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员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16个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3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2、第4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被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3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是一个能够时时反省自己、勇于承认错误的光明磊落的政治家。过后不久,他便感觉到,他在这个报告中所说的关于争取江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的话,有“一些急躁性”。后来,他在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通信中,检讨了这一说法,并作出了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他写的是: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3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3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再说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又写道:

  “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

  毛泽东还就中央要更换红4军前委书记和军长问题,向中央建议: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关于恽代英的事迹,本传前边已经说过。那么,毛泽东又何以着力推荐刘伯承呢?这里不得不先说一说这位大英雄。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刘明昭,幼时入私塾,后到邻乡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19岁那年,他毅然剪掉辫子,到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1912年春天,他报考重庆都督张烈武所办的重庆军政府陆军学堂,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录取,从此,改名为刘伯承,开始了军人的战斗生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他血洒丰都城,右眼负重伤。恶劣的战争环境缺医少药,为避免损伤脑神经,在医生为他做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醉药,被德国医生赞为“军神”、“战神”。这件事在四川流传很广,时人甚至把刘伯承与关羽相提并论。

  且说自看了中央“二月来信”后,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中国革命需要红军的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朱德、毛泽东的坚强领导,局势紧张,朱德、毛泽东不能离开部队。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毛泽东的报告和彭德怀的信刚刚从于都发出,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就已经朝令夕改了。

  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发给红4军的指示信中,鉴于蒋桂战争已在3月下旬爆发,便改变了原来的意见。指示信中说,红4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

  这正是:洋楼洋徒,朝秦暮楚;仗剑而行,学舌鹦鹉。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兵指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作为宗教医院的医生傅连璋,他敬业、诚实、守信,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他慧眼识真,广结善缘。不同信仰的他们竟然成了终生的好朋友,老战友,老同志。可见人格的魅力是多么的巨大!

  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写得是何等的好啊!偏于一隅的他,能够站在全局立场上,提出如此客观而有远见的战略计划,是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只可惜中共中央上层一直是得非其人,不“左”即右,朝令夕改,居高临下瞎指挥,奈何?所以中国革命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诸君如若不信,请往下看,以后荒唐而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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