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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99章

2018-01-08 15:16:2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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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

  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

  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鉴于1、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30军和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二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抓住国民党军在甘南防守比较空虚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县、岷县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闻报,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败报,顿时大怒,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县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电文中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因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已派人骑马测试葛曲河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即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笔者注)。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张国焘分裂1、4方面军的错误导向,此人就是红9军的陈伯钧。本传前面说过,他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知道是张国焘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申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张国焘把他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托词改日再谈。

  第二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上午9时,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南坪——笔者注)、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即今迭部县达拉乡洛大村,在俄界东北60多公里处,位于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昌两县境——笔者注)?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央政治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在研究这封电报稿时,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此电说明右路军已经扫清北进通道,向俄界探进的1军是否占领罗达,3军是否向1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请总政委“飞示”;其次,以“正考虑是否南进”来表示中央尊重张国焘南进的主张;特别是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对自己持有成见,便违心的将自己和张闻天说成是“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将周恩来抬出来将张国焘一军,因为张国焘自视甚高,而周恩来是党的“六大”选出来的5位常委之一,看看能否镇住张国焘;最后,又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呼吁团结的重要,并提出上、下两策,张国焘不至于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用心良苦。

  是日晚22时,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说:

  “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接着,张国焘又电令左路军的31军政委詹才芳:

  “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往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据有关资料考证,《毛泽东传》等书在“听”字前面加一个“不”字是错误的。“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的意思是:如果蔡树藩等到了马尔康,即扣留之,不使其北上。后来蔡树藩参加了俄界会议,说明他当时不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没有去马尔康,而是北上了。——笔者注),电复处置。”

  陈昌浩首先接到张国焘的复电,他拿着电令去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这样,陈昌浩就去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周恩来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并让陈昌浩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那里参加会议。

  深夜时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恩来驻地, 7人举行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他在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向前、陈昌浩表态。陈昌浩说:

  “我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向前表态说:

  “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就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份以7人名义致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电报,发给了张国焘。电文中写道: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1、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开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2、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3、目前胡敌不敢动,朱、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祥

  9月8日 22时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陈昌浩聊了一会儿有关北进的事。

  此时在阿西的红3军部离巴西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的住处大约有8到10公里,彭德怀每天都会随时到前敌总指挥部转一转,了解一下军情,还要到毛泽东处听取指示。

  彭德怀刚一离开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就接到了左路军的来电。张国焘在致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的电报中说: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做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深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一看张国焘的来电,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4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亦表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于是,陈昌浩就拿着电报来见毛泽东等人,并说明4方面军的部队愿意南下。毛泽东看了电报,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很不高兴,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陈昌浩走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立即以中央名义复电张国焘说: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再次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在谈话中已经改变了口气,他对彭德怀说,阿坝比通、南、巴(即4方面军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笔者注)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他一句也不说了。彭德怀一听,就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又来了什么新指示,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听。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马上到毛泽东处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已经知道了。他便把陈昌浩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给中央、中央又如何致电张国焘促他北上一事说了一遍。彭德怀这才明白陈昌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他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1军已经走了两天,4方面军的部队如果要解散3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不可。”

  彭德怀心想,如果张国焘强制3军南进,1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1军就是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想到此,他不免有些懊丧,闷闷不乐地走了。

  彭德怀走后不到一小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匆匆地给毛泽东送来了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一份密电。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叶剑英在1981年、1982年的谈话记录是这样写的:“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

  毛泽东在叶剑英走后,立即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又找来彭德怀,将抄件给他们传看,众人大惊失色。毛泽东提议,今晚到红3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彭德怀在离开前敌总指挥部时,找到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2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红3军部,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彭德怀刚走,张闻天、博古也来找叶剑英,劝他说:

  “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一走,整个中央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于是就说:

  “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黄昏时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的住处。陈昌浩见毛泽东来了,就说:

  “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进。”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说: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故意沉吟片刻,说:

  “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陈昌浩说:

  “好,就这么办吧。”

  毛泽东借着月光来到徐向前的院子里,也不进屋,叫出徐向前,问道:

  “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心意已决,只说请你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回到住处,他立即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红3军部所在地阿西。一到红3军部,毛泽东马上用红3军新编的密码给林彪、聂荣臻发去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1军在原地待命。

  原来,彭德怀在张国焘收缴了老密码后,已让人编写了一套新的密码本,派朝鲜籍的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恰巧这天武亭刚刚送到红1军部,就派上了用场。

  毛泽东发完电报,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一块儿来到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举行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阿西会议”。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接着他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贯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3军和军委纵队应该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会议决定:由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向甘南前进。会议还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阿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开始进行。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亲自向红10团政委杨勇交代了这一任务。杨勇小心地问道:

  “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

  彭德怀说:

  “那也没有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会走到一块儿。”

  杨勇又问:

  “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找我们?”

  彭德怀说:

  “有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凌晨时分,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及红3军开始造炊用餐,尔后由红3军在山上负责警戒,并担任后卫,各部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撤离。

  李德让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并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

  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杨勇的红10团走在中央机关的最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杨勇插话说:

  “那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

  “打不得,打不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就在这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二人大吃一惊,正疑惑间,4军军长许仕有打来了电话,报告说:

  “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打来电话,询问:

  “是不是有命令叫走?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准备出发了。”

  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说:

  “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停止行动!”

  徐向前呆坐在床上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许仕有又打来电话问: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按照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又马上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各部,劝说中央率军南下。他让李特带给彭德怀一封信,要红3军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天快亮了,已经集合起来的红军大学师生们开始出发,李特带着一队骑兵疾驰而来,他们绕着部队喊:

  “4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师生们即刻炸了窝,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一些4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喊:“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红1方面军的学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前面已经出发的学员也停下了脚步。

  李德见状,急忙窜上去拉着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三言两语之间,竟把矮胖的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是“流氓”,并要拉着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欲知毛泽东如何带领部队脱离险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读党史数十年,一直不理解在左路军数万指战员之中除了朱德、刘伯承外,何以竟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今读陈伯钧上将一节,始知在左路军中并非没有胆识兼备、耿直忠勇之士。壮哉,陈上将!诚然,陈伯钧此举是基于对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朴素情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完全了解和爱戴。即便是这样,他在邪恶势力面前敢于挺身而出,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下面的故事中将要说到另一些同是出自红1方面军的重要的军级领导人,就与陈伯钧大不相同了。他们不但不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反而助纣为虐!自古以来那些势利盲从者,误己误人,明哲保身者,误国误民。假如在左路军中多一些像陈伯钧这样的人,多一些像后面还要讲到的彭绍辉、董振堂、郭天民一班忠贞耿直的将军们,那么张国焘分裂中央、南下西进的阴谋还能够得逞吗?红4方面军数万指战员还会惨遭杀戮和蹂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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