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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就是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

2018-02-02 09:15:5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蔡启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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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几度沉浮,历经“三落三起”,承受了被怀疑、排挤和撤职等失落之苦,甚至一度跌入谷底,但他始终相忍为党,不忘初心,终究重新振作,逆境崛起,勇担使命。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与其说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更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发展的艰难历程,其本质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军队“一把手”领导人的良劣正误之选,其结果就是中国革命的胜败得失和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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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落起:被湘南特委周鲁宣布“开除党籍”,朱毛红军会师后复起,开创“工农武装割剧”新局面。

  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事业未竟之际,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蒋介石阶级本性、军阀嘴脸原形毕露,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我共产党进行穷追猛打,残酷屠杀。

  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人,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然而,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一代领导(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保守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国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然而,瞿秋白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执行“左”倾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先后发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欲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以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起义暴动即可获得政权。

  期间,毛泽东主动请缨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然而,1927年9月9日暴发的秋收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可是起义没几天,各路几乎全部失利。再加上发现,暴发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已然难以坚守。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暴动,而是如何让起义军的余部生存下去。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在到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进行党的建设,成为党面临的新问题。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证明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太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那就是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井冈山!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9月底,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首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就当时来说,上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可是,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却未能按中央的意图攻打长沙,而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这在中央负责同志的眼里,自然就是“逃兵”了。

  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是临阵脱逃,自然难逃责难。1927年11月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泽东进行处分,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关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1928年3月才传到湘南,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29岁的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为特派员,上井冈山传达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命令。1928年3月上旬,特派员周鲁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见到了毛泽东,高高在上,挥舞尚方宝剑,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误传“圣旨”,宣布了三道指示:一是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二是撤消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等于自动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被湘南特委的特派员周鲁“开除”了党籍、罢免了前委书记职务、降职为师长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鲁他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自然没有权力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但是,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明确写有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已。就这样,毛泽东不明不白地承受了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落挫折。更严重的是,中国革命也由此失去正确领导,更承受着巨大逆境波折。

  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周鲁到宁冈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靠背诵凭记忆进行传达,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话,无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一出大悲剧。一个党员干部,一旦被开除党籍,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还何谈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紧接着,由于周鲁执行错误的“大城市”军事路线,不听毛的正确意见,悍然把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动。因红军主力倾巢外出,致使井冈山防御空虚,被国军乘势占据长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周围乡村县镇支持红军的百姓,每天都被血淋淋的屠刀屠杀,国军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各村党组织惨遭破坏,大批农委会成员被杀害,赤卫队及其家属被杀得血流遍地。据史料记载,死亡百姓近两万。近两万根据地群众的人头,为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付出了代价。

  由于湘南特委的瞎指挥和“左”倾盲动主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参加湘南暴动,在湘粤两省敌军出动5个师夹攻下,招致“三月失败”,朱德、陈毅率部撤退,被迫转向井冈山。

  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率部开往湘南途中到达湖南酃县中村时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知道了只是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开除党籍,他心头的阴影终于一扫而光。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4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龙江书院召开,产生了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书记。5月4日,在宁冈县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5月中旬,通往井冈山的地下交通线建立,作为湖南省委代表的杜修经到达井冈山茅坪,在八角楼见到毛泽东。

  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亦称红四军)。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开始进入湘赣边界割据时期。

  虽然瞿秋白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可是,中共湖南省委却仍然继续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干扰红军行动。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写信撤销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职务,并取消红四军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命令毛泽东率部向湘南发展。

  7月15日,反对去湘南的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由陈毅担任。8月23日,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被取消。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7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因其缺乏领导能力,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

  此间,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在井冈山,不顾现实,挟省委指示信逼毛向湘南攻打大城市,并说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

  杜修经乘毛在永新指挥反“会剿”,鼓动28团、29团“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穷山沟没前途,唯有打大城市才是符合中央决议”。其结果,29团官兵全军覆灭,28团折损绝大多数,仅萧克一个连一百多人突围撤走。而反“会剿”的毛泽东久等28、29团援兵不至,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后撤。井冈山根据地重新落入国军控制,又一场疯狂的血洗群众的大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这次因根据地广大,被害群众更多,3万多群众死于敌人的刀下!29团干部战士全部战死,28团几乎全部战死,3万多群众死于屠杀,这就是边界地区的“八月失败”,一些根据地得而复失,后果极其惨烈,令人痛心。

  1928年9月后,党的边界特委决定对党员重新登记,进行整党,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后经苦战,收复了失陷各县,边界割据地区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永新、酃县、宁冈、遂川4县交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永新、宁冈、茶陵、莲花4县交界的九陇山区革命根据地。

  随着一个又一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因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结果都会是惨痛的失败。

  1928年10月4日,在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组织了中央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六月来信”。11月4日,红四军举行第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前委领导军委,前委还领导地方党。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又成立了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样,毛泽东在红军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恢复。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失落和复起,中国革命取得了恢复发展。

  第二次落起: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红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红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红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红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太有主见、揽事太多,有人觉得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的遥控指挥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了不切实际的指示,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不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同志所接受,而且还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由陈毅担任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失落挫折。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恩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立三,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

  陈毅见到了周恩来,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的作战方针进行了肯定。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于是几个月后,毛泽东又被请回了红四军。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红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

  1930年2月,红四军和红五军、红六军及闽西、湘赣边区特委联合,统一成立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同年6月,在赣西南、闽西地区活动的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共两万余人组成红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简称“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失落和复起。

  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周恩来虽然只是短暂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4个月,但他正确促成了毛泽东的第二次复出,这样才有了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由毛泽东正确领导红军取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第三次落起: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出党和军队领导,招致红军反“围剿”失败和长征,遵义会议上复起,取得了红军长征伟大胜利。

  1930年6月至9月间,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实行了“立三路线”。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红一方面军),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未出席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1930年12月,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29-1930年间,王明、博古等一批年轻人陆续从苏联回国,初出校园,阅历不足,只知马列教条,不谙中国实际,对苏联十月革命道路方式盲目推崇,对中国革命的困难考虑不足,充满着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年青人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盲目地捧上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要位置,中国革命苦难挫折的因果,由此埋下。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未出席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从一个普通的党员一步登天,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倾冒险主义。

  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博古(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也就是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间,博古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副主席。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至1931年12月。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得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的结论。

  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的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1931年4月派中央代表团来到苏区,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在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

  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尽管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于7月联名向中央建议恢复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同意,8月8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明确宣布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由于毛泽东、朱德在前线的实际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存在差异,毛泽东等人被认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在前方江西宁都小源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项英、顾作霖等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盲目指责毛泽东: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右”倾,毛泽东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毛泽东知道自己是少数派,对会议的目的已看清,他剥夺他的军权才是项英等后方委员们的真正目的。毛泽东受到错误批评后,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就这样,毛泽东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毛泽东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这就是毛泽东第三次失落挫折。

  1933年初,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博古被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博古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博古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就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接连失利,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子。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曾向中央提出联合福建事变蔡廷锴反蒋抗日,以及东进江浙、西进湘西跳出包围圈等正确建议,均未得到中央采纳。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红军历经湘江血战损失5万人之后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三人团”的领导,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亦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置红一方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17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开始了毛泽东的第三次复起。

  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何止只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正确革命道路、对正确掌舵者的艰苦抉择。极其可贵的是,毛泽东本人不但没有因为失落挫折而消沉,总结经验、把握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了起来,勇担重任,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所经历的几番失落与再起,尽显了他一心为公、相忍为党的革命情怀,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

  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掌舵人有如大浪淘沙。在遵义会议之前,陈独秀(第一代),瞿秋白(第二代),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第三代),王明、博古(第四代)等人先后都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最终才正确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用了14年时间,才终于选对了党和军队的“一把手”领袖——毛泽东,接下来仅用了14年时间,便打胜了抗日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可见,不管一党、一政、一军,还是地方、部门、企业,对“一把手”的正确选择,是多么重要啊!

  (作者:蔡启璧,工作单位:三明市政府办公室,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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