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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关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再思考

2018-03-26 16:05:0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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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1957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毛泽东于1957年7月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围绕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了反击右派、搞好整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问题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的精神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05/c_114258698.htm)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国外访问期间的演讲中,强调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说,中国自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http://politics.gmw.cn/2014-04/02/content_10871708.htm)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是,在确立和坚持这条正确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历史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过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党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才有了今天的国力强盛。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从这个建议不难看出,毛泽东期望整风取得好效果,以便更好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出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以下简称《形势》)。此文刊载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从第527页至540页。为节省篇幅,本文引文页码从略。

  《形势》发表时,党正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回顾《形势》一文,可以发现,该文的中心思想,即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保持和提高道路自信,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形势》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影响

  毛泽东相当重视《形势》一文,历经十次修改。其他中央领导人参与其中。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1957年7月20日,周恩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周恩来年谱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第61页)“7月2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周恩来年谱》第62页)印发前,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的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 第191页)因此,《形势》可以说是凝聚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共识。此文于同年8月,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即县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这无疑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形势》一文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文章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因为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文章认为,通过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文中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中还提到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等等。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些学者认为,《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对后来的毛泽东本人和党犯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把这篇文章放进大历史观来看待,即纵向把1957年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横向对照苏联解体的事实以及印度在同期的发展。这样可以发现,《形势》的精神,对中国沿着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确实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尽管《形势》对后来的“左”倾的发展有所影响,但是,从大历史观看,《形势》的积极因素远远远超过了消极因素。

  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受到某种“矫枉过正”思想的影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成就评价不够积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三十年打基础,后三十年起飞”,才形成了今天享誉世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朱云汉:《高思在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第7页)。

  《高思在云》的作者朱云汉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只有两名政治学的院士,即朱云汉和胡佛,两人都推崇“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朱云汉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玛雅:《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203页)“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能力为了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农民的剩余资源用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部门里,尤其是都市和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都社会化,然后作为快速发展工业化的重要资产。”(《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第197页)

  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的具体内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这个恰恰可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比,尤其是和发展中大国对比。打基础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党政合一的方式动员各种资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国的国力。当时出于军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当然也有经济的目的,都要举全国之力提升国力,国家要富,国家要强。”“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资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识字。也是在前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没到68岁。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在册中学生的数量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读书的技能、做事的技能,这是了不得的成就。”(《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 第236-237页)

  值得一提的是,朱云汉是在台湾受的大学教育,王绍光是在大陆受的大学教育,他们都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任过教。可以说,他们的看法都含有国际视野的元素。

  从国际视野来看待新中国的60多年经济,确实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崛起(朱云汉称之为“中国兴起”)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依然高歌猛进,使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前三十年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转引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27日c14)顺便还可以提供一则2015年外电披露的关于印度教育的数字:印度儿童只有一半读完了小学。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主流的看法:如果中国前三十年没有奠定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从谈起。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单纯用经济发展的尺子来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形势》制定的目标是:“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客观地说,此后为达到了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概括地说,“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学习出版社 2014 第163页)。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资料都能证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学习导读》就指出,“从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第29页)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也指出,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第458页 )

  上述数据来自于宏观的角度。如果从微观上看,也可以衬托出1957年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不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溯源,还是离不开《形势》强调的群众观点:“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误,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革运动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各种媒体已有大量相关文章问世。但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至今并没有史料证明那时的经济是在急剧走下坡路,以致于出现过象上世纪九十年代解体后的苏联,即抛弃社会主义道路后的苏联那样的经济惨状。

  在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当然必须反思当年的“左”,并要永远以史为鉴。但更不能忽视当年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感概地回忆道:“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80述怀》中也写道,三年困难时期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 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在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许多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被称为“地富反坏右”那些人,认为那是个相当黑暗,甚至是最黑暗的年代。但是就全国而言,持这种看法的人毕竟不多,因而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流。而整个国家的建设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则是国内外的公论。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der.Eckstein),通过长期调查,认为: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见《纽约时报》1966年5月15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成功是指以国家工业化的成就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程度为主要标志的。这也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时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的一种统筹兼顾的选择:即首先要解决不挨打的问题。因此,受国家财力等多种因素所限,人们在那段时间的物资的确比较匮乏,有些地方还相当匮乏,这是毋须讳言的。关于“不挨打“和”勒裤带“之间的关系,当年从美国归来的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陈能宽是这样说的:“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陈能宽、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之一、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

  我们在回顾当年那些热情有余科学不足的作法时,可以把视野放得宽阔一些,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评价就可以客观一些。例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的土办法,固然有不讲科学的蛮干的一面。但是对此也应该一分为二。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认为是有得有失,他指出:尽管有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第283页)。制造原子弹的铀,当年就是群策群力用土办法提炼出来的。中国正是有了原子弹,才奠定了有影响的大国地位。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每个星期都有固定一天,各行各业的干部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参与管理,一起技术攻关。那些健在的当事人,至今没有不感慨万千的:“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唤。”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具体落实了《形势》的要求:“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客观地说,那个时期的共产党的威信也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时期。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318页)

  在农业方面,“大跃进”时期的普遍浮夸,以至全国多地出现饥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其教训固然深刻至极。但那个时期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为后来的农业大发展搭好了平台,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以那个时代是“农业学大寨”为由,企图否定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的巨大作用。1980年6月8日,邓小平曾亲切地对郭凤莲说:“挺起腰杆,放开让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精神永远没错。”不久,邓小平在与陈永贵的谈话中,肯定陈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农民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邓小平还非常严肃地对胡耀邦说,你去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见《湘潮》2012年第六期 转引自2012年7月20日《作家文摘》)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7月指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第1349页)顺便补充一点,在那段时间,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科技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以机械化为例,1978年和1952年相比,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就增长了651倍。

  许多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那三十年的社会主流,忽视了《形势》的中心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这篇文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样,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在无形中出现了这样现象: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官修的史书和教科书中,高度肯定了前三十年的成绩。但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呈现的却是一片黑暗。那些作者对当时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把大量的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甚至对大庆和大寨那样的实干兴邦的典型也任意进行歪曲、抹黑和攻击诬陷。这无非是想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没有做什么好事,那些听党的话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商也就没有干什么好事了。

  这种对历史的误读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到改革开放早期,一是那时急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以前的建设成就,甚至还有人荒谬地认为肯定以前的成就就是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苏联抛弃社会主义造成的亡党亡国的恶果还没有出现。因此,凡是防“左“的就受到热捧,凡是提到防右的就遭到讥讽嘲弄,甚至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这种作法至今还有不少市场。

  但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在强调防“左”的同时,特别警告,如果右倾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的建设事业“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第379页)邓小平在这里特地用了“一夜之间”,无异是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1989年3、4月间,胡乔木访问美国时作了《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的演讲。后来拟在《求是》杂志发表时,先请陈云审阅。陈云回示:“在强调‘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点出右的危险。”(邓力群主编:《新中国往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第234页)

  胡乔木于1992年去世。他没有看到苏联解体后的惨痛后果: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到199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了1990年的50%。通货膨胀严重,1993年达到8414%。随着社会条件恶化,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俄罗斯男性1990年为64岁,1994年下降到58岁。因此可以说,苏联解体是前苏联领导层犯下的颠覆性错误,其后果是国力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苏联时期的地位。

  《形势》指出,“如果这一仗(指反右---引者注)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历史证明,《形势》的这个论断极具远见。一言以蔽之,任何时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后果就是出现前苏联解体那样的惨剧。

  改革开放后,有的学者认为1956-1957年的中国是处在十字路口,因为选择错误,把应该出现在50年代的“思想解放”延迟到了80年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思想解放”,都不能以“颜色革命”为目的。否则,前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195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果断地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保证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随时会有夭折的危险。

  因此,如果我们用大历史的观看《形势》,从纵向的角度,可以发现“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用横向比较,前30年超过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起步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即使拿最直观的人均收入作比较,1978年中国约为210美元,印度为190美元(见“‘实干中国’给‘空谈印度’上了一课”《新印度快报》2013年11月10日)。更重要的是,因为前30年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成功地避开前苏联解体那样的陷阱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不管是前三十年依靠计划经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原始积累,还是过了这个阶段转而走向更为灵敏的市场经济,都是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决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许多学者在宣传市场经济时,带有比较浓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的市场竞争。直到西方19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彻底失败,执迷不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又在2008年把西方拖入了经济危机,才使大部分中国学者认识到:不能迷信西方的经济教科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更好地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政府作用发挥得不好,市场经济“原罪”产生的负面效应,例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就会愈演愈烈。特别是两极分化,既是世界性的难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一方面又要把两极分化的贫富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的历史性任务。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10页、373页)

  《形势》与反右扩大化

  尽管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但至今许多学者仍喜欢在反右派斗争和反右扩大化之间划等号。这种观点起始于1978年开始的对右派分子改正错划的决定。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而言,在执行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了扩大化,以致造成“等号”论流行至今。为什么改正错划也有扩大化,理由很简单。1957年划分右派的标准是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而1978年的改正错划沿用的仍然是这个标准(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1998 第10页)。但在当时“右派分子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见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的判断影响下,对右派分子几乎是一风吹地进行了改正。改正面高达98%以上,维持右派原案的只有3000余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第457页)。这就为后来的否认反右的必要性留下了隐患。历史事实证明,1978年及其以后被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中,实际上有部分人仍然没有改变当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水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且现在健在的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许多人早已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鼓吹者亦是不争的事实。这里要补充一点,据作家王金昌提供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样稿,该社论是经过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笔修改而成的(《胡耀邦亲笔修改“摘右派帽”的社论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ea0e0102e1n5.html)。

  这两种扩大化,特别是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问题主要出现在具体执行1957年10月15日党中央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过程中,而具体执行部门是中央各级机关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薄一波有过形象的说法:“群众牵着我们走,到哪一步都不知道了。”“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第620页)当然,作为反右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反右扩大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并不等于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在评价《形势》对反右扩大化所起的影响时,不应该忽视这个关键的历史事实。

  《形势》的主要内容是反击右派、搞好整风、提高自己、坚持群众路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文章开头就提到了反右。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文中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认为这样就把右派分子都划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关于右派,这篇文章还有这样的内容:“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对右派分子要做他们转化工作,即做思想教育工作。即使对右派分子中的一部分死硬派,也不要采取极端政策。所谓的极端政策,无非就是用残酷的手段整人。这是毛泽东一贯反对的。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 “钦差大臣”们的整,他深恶痛绝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作法。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参见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转引自《南方周末》2011年8月19日)

  但是,并不能否认这部分死硬分子的立场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对右派和右派死硬分子的看法并不是毛泽东的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党中央的共识。此前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不少破坏性言论,其中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之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301页---302页、第307页、第312页)

  因此,毛泽东认为,对于右派分子,包括极少数死硬分子,虽然“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但在处理上还是坚持教育为主。同年9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了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他说,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帽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2013,第207页,以下简称《年谱》)。

  青岛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1957年10月9日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认为“…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之《做革命的促进派》 第527页)。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认为,应该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往事》之王秀明:《高教部反右斗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5页)因此,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很快转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去了,对反右的关注越来越少。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说: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年谱》第287页)。在这里,有必要对照一下在《形势》中的说法:“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在《形势》一文发表四个月后,毛泽东对反右已经不大在意了,认为“今后还要搞一下”就可以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1958年夏季反右结束时,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的新闻稿《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全部内容都是关于抓好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尽管从1957年夏到1958年夏,毛泽东提到反右的时候在逐渐减少一直到基本不提,但从《年谱》中这段时间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的一些考虑和想法。

  一、在肯定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并要与其进行斗争的的同时,强调在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须注意。”“反右派,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1957年8月1日 《年谱》第 194--195页) “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8月下旬《年谱》第198页)重新修订《辞海》“可以把可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9月17日《年谱》 第206页)“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相当地欣赏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0月13日《年谱》 第227页)对于右派的处理,“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1957年12月8日 《年谱》第262页)“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12月16日《年谱》 第264页)。顺便补充一下,前面提到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中有还这样的内容:“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

  二、整风就是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正确对待批评,区别好绝大多数批评者的善意和极少数右派的恶意。“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建国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1957年11月17日《年谱》第249页)“这些批评,除去属于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性质的外,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的。虽然有些不完全正确,甚至大部分不正确,只是由于认识问题,不是由于恶意。这些批评,对于帮助我们了解许多我们平时不了解的事情,使我们了解提意见者的心理状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工作的全貌,仍有好处。”(1958年1月14日《年谱》 第280页)“在大鸣大放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大多数意见是好的,也有少数是不好的,是右派言论。”(1月27日《年谱》第289页)同时,针对对于有人反映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发言少了的问题,毛泽东批示:“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3月15日《年谱》第315页)

  三:称赞胡耀邦的处理右派作法“收到很大的效果”。这也是《年谱》中唯一个有比较具体的反右派斗争内容的事例。毛泽东批转的团中央的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党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1958年3月2日《年谱》 第307页)

  顺便提一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胡耀邦作法确实收到了很好地效果。团中央被划为右派的七十多位同志,被安排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参加劳动。临行前,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道:“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1998 第6页)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望。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们回到团中央后,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

  从上述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阶段的工作,总体上是围绕《形势》一文提出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对反右和处理右派分子,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体上也是比较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如果当时所有的具体执行部门都能按照毛泽东说的办,就不会出现反右扩大化。因此,认为《形势》关于确定与右派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从而成为造成反右扩大化,甚至成为了后来“大跃进”的挫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显然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关于反右和反右扩大化,有一个简单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被划错了,认为都是“冤假错”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既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又何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见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因此,坦率地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说的是假话。从改革开放至今的诸多事实已经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分人健在的时候,不但自己坚持错误思想,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而且还为这种错误思想培养了接班人。《形势》一文指出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大是大非问题,至今仍然受到公然的挑战。认为前三十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无尽苦难”的三十年的说法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这种说法与当年一些右派分子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那些右派认为解放后不如解放前,还扬言要把蒋介石请回来。当然,大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只是对自己单位的领导有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因此,他们确实是被错划了。尽管应该为此事直接负责的是他们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但毛泽东、党中央应该负领导责任。因为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当反右派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时,毛泽东只看到了反右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没有发现到这种群众运动还误伤不少自己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形势》确实助长了“左”倾做法。但这些“左”倾的做法,实质上也违反了《形势》的基本精神。但不管怎样,对于反右扩大化,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邓小平在1980年2月19日坦陈道:“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总之,毛泽东作为党内的一把手,党的失误他都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同时具体到毛泽东本人,还是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对党在反右扩大化中的失误和党在其它方面的失误,都应当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当我们今天重温《形势》一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形势》所确立的目标,仍然是我们今天努力的方向;《形势》强调的很多工作,例如群众路线、部队整风、甚至严禁赌博等等,现在仍然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至于《形势》对右派的论述,也仍然有警醒作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将其影响力看得过于严重。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形势》的看法

  邓小平在审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时提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 1983 第261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形势》一文的评价很高。同时也可以看出《形势》在当年的影响力。但是,在后来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提到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主要著作中,提到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但并没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其中缘由,不得而知。不过,邓小平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181页)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从上述三篇文章中提炼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但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且还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特地解释道:“这四项基本原则 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51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反“左”,也是为了反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针对性越来越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还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11页)

  尽管邓小平认为从1957年反右时就出现了“左”的思潮,但他始终认为反右是必要的,否则就会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58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多次谈到了反右斗争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参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每当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表现得比较猖獗的时候,他总是把这种现象与1957年的反右联系起来观察。例如,1981年7月17日上午,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345页)

  此文发表在《毛泽东论坛 2016》(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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