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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54章

2018-04-10 10:07:19  来源:毛泽东大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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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

  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话说1942年12月8日晚,毛泽东为了撰写一篇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此,他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汉宸同志: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3部分,并须在3天至多4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敬礼!

  毛泽东 12月8日夜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1000至1500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3至4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6日晚,林彪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了一个关于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的报告:

  毛主席并书记处:

  甲、14日接到召见通知,本日上午恩来同志指示了见蒋时谈话要点。午后由张文白陪同见蒋,谈约45分钟,彼问我何时回去,行前还有甚么话要向他说,我当即谈:一、我党对党内、党外均发了拥护十中全会宣言与决议的文件。我赞扬了此次会的新精神,赞扬了他在十中全会中演讲。二、我党拥蒋为民族领袖确是诚意。三、两党将来关系。四、现在须求彻底实行三停,并力求二编,并如何实行二编。五、双方今后当更接近。感谢郑延卓去延安,并说明毛有信托郑带来致谢,郑已抵达西安。六、请他发点药品给我们。

  乙、蒋表示如下:一、统一团结问题,他们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二、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求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零碎碎。三、只要他一天活着,解决问题与问题解决后,总会更合乎公道的,不让我们吃亏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不会偏私的,一视同仁的。四、过去革命5年的、10年的随便过去了,现在当求国家问题解决后,国家必能一日千里的进步。五、答应发给药品。如果我不离重庆有了时间可去找他,离重庆后,如果要再来亦可以的。

  丙、谈完后,张治中陪同退去。在回来途中张说:“蒋先生既说愿意解决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具体意见,可以与他商量。”并说,蒋此次是很诚意认真的。

  丁、我在向蒋报告时,我提到新四军3字时,他即插言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再提他是不听的。面红耳赤地唧唧说了这一遍。说完了才让我继续发言。他说我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才告诉我这话,他还未向别人说过此话。

  以上情形望中央研究与指示。我们正准备向张治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林彪

  12月20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说: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4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1943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4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2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直到12月29日才结束。这个书面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而来不及写了。报告中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毛泽东说: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批判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的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毛泽东还强调说: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5项目的。”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军委二局工作的毛远志从安塞来到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看望伯伯。毛泽东和几位客人刚吃完饭,警卫员正收拾碗筷,毛远志忙说:

  “不要拿走,我还没吃饭呢!”

  毛泽东看着风尘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说: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

  他吩咐警卫员再拿个好菜来。不一会儿,警卫员端来3个烤辣椒,这的确是毛泽东最爱吃的好菜。毛远志就着辣椒,将伯伯和客人们剩下的二米饭和一个炒黄豆芽一扫而光。警卫员收拾了碗筷,抹干净桌子,转身去了。毛泽东亲切地望着侄女说:

  “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一位客人问毛远志多大了?是否入党了,毛远志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

  毛泽东有点半信半疑。毛远志说: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年龄不到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约,你好辛苦哟。”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毛泽东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侄女,又嘱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李讷和她母亲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道吃。”

  毛远志到医院看完病回到杨家岭,毛泽东又问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毛远志便将谁是她的科长、谁是她的股长、工作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等等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道:

  “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毛远志叹口气说:“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约,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3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毛顺义,一个是毛华初,半个则是毛远志。后来,他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给二局做本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将赚的钱补贴在工作人员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天晚上,毛远志就睡在了李讷的床上。夜已经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卫员把她推醒了。原来,毛泽东此时才吃晚饭,让警卫员送来一个小猪蹄让她吃。毛远志迷迷糊糊地啃完猪蹄,倒头又睡。又过了两天,毛泽东问毛远志:

  “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毛远志回答说: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见到江青。尽管江青对她很亲热,很体贴,但家里住的地方实在紧张,她还怕影响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别,她说: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泽东不解地问: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尽管毛泽东一再挽留,毛远志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后来在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说: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泽东笑着拍拍侄女说:

  “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没几天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利害,组织上把她送到西北局农场养病,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远志住在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关照警卫员拿来了一些旧报纸,帮她把墙糊上,还送来了两只别人送给他的风干鸡,让她补补身子。江青也经常来看望毛远志,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再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续范亭,他写道: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总工程师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中午时分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午饭后,二人稍事休息,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住处。

  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沈鸿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抗战8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此,他3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

  1943年1月1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的。

  毛泽东、朱德莅临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1943年胜利在望。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及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随后,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1943年底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枣园居住。

  这枣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这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枣园成为中央社会部的驻地,遂改名为“延园”。后来枣园旧址的大门石柱两侧一直保存有康生所书的“延园”二字。

  就在毛泽东移居枣园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电影纪录片《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已经拍摄结束了,摄制组认为大生产运动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在纪录片中应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为此,摄影队长吴印咸便到枣园请求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吴印咸感觉窑洞内太暗,就在窑洞外加好了摄影机,请毛泽东到窑洞外去写。毛泽东在两张长210毫米、宽160毫米的白色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过程全被吴印咸拍摄了下来,编辑到了电影里,并将这部纪录片改名为《南泥湾》。

  后来在2月4日,《南泥湾》在延安首映,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轰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随着影片广为流传。

  1月5日,毛泽东向陈毅、饶漱石发去《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电: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军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他在第三个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第一部分“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说:

  “中央这次重新审查1935年的陕北‘肃反’问题,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不应由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来负主要负责。自然戴、聂二同志是那次错误的肃政政策之坚决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应该受到一定的处分,但主要的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负的。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把陕甘边的26军的高级干部逮捕了许多,并杀害了200以上的优秀干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革命中的罪恶。产生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当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而陕北的这种错误肃反也就是由于他们执行并发展了这种‘左’倾机会主议错误路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两个党性很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高度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自己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因此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敌人斗争的性质。当时他们所用的政治资本,就是反对所谓以刘志丹、高岗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经过这次高干会议检讨的结果,认为当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路线不仅是没有错误,而且是从实事求是出发的一种正确路线。

  “在1937年5月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感觉到高岗同志是陕甘宁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应真正拥护的领袖,从高岗、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的具体工作中看出他们是有能力的老干部,从那时候起,中央已经认为这些干部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在全边区党中是有威信的。因此,在后来的边区党委以及以后组织的边区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岗同志都担任了这些组织的书记。”

  “这次高干会对于陕北党历史问题的检讨,高岗同志作了正确的结论,这不仅对边区党、边区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带有全国全党的性质,因此,对于全国的党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饶:

  4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

  吴满有在边区政府发展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号召下,订出自己周密的劳动增产计划,靠劳动致富,成为劳动英雄。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

  1月14日,是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

  会议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

  大会还对359旅全体指战员,对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马文瑞、习仲勋、沈鸿等22名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干部,进行表彰,颁发了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锦旗和奖状。

  毛泽东在给359旅的锦旗上题写的是“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给沈鸿的题词是“无限忠诚”。

  大会还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他说: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地生产劳动竞赛,形成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部队与部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

  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委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留守兵团政治部撤消,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委方强同志为385旅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委伍晋南同志为120师358旅及3分区政治部主任,委张平化同志为120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同志不在晋西北时代理120师及军区政治部主任。

  另以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王稼祥同志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你12月18日电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我党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2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3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4月起学了8个月,今年3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100至200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各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他写道:

  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党部凡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并向全国人民说明下列各点:

  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国民族中败类自西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等等卖国求荣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红军运动直至现在的民族大抗战。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

  二、中国殖民地化过程与民族解放过程的斗争,到了“七七”抗战以后,已进入到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阶段。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苏联还远在十月革命后即发表声明书,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签订孙文越飞协定,更于1924年正式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三、中国今后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抗战已5年有半了,今后困难尚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中国、出卖中国的协定,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我党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中国是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的,当分裂内战时,人家便来欺负,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

  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采取发动群众的路线,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始终尽了急先烽的作用,后虽不幸破裂,被迫退入农村,继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自“九一八”后,共产党又不断提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与恢复国共合作,特别是“七七”抗战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担任最艰苦的职务,转战敌后5年有半,抗击在华日军恰好一半,前仆后继,未尝稍懈,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

  1943年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一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的给毛泽东等敬酒敬菜。

  关于这次拜年的情形,毛泽东的卫士顾昌华是这样说的:“主席和其他首长在小礼堂门前忙着接待客人。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人民丰衣足食,心情特别愉快。这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有的捧着油馍油炸糕,有的提着米酒。枣园的乡亲们还特意蒸了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为民谋利’4个大字。他们要将这些礼物献给毛主席。小礼堂里并排放着两行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颜色十分鲜艳。花生、糖果、香烟、红枣、苹果摆了一桌一桌的。毛主席和几个老年人一起坐在中间那张桌子旁,主席笑着望望这边,望望那边,问大家年过得都好吧?大家说,主席好!枣园区的区长把大家一一给主席做了介绍……主席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今天请大家到一起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多吃多喝……主席正说着,饭菜已经端来了。主席不断到各桌去劝酒,要大家多吃些。农民们也不断举杯向主席敬酒。整个小礼堂里,洋溢着一片欢笑。”

  2月6日是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一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他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3位劳动模范座谈。3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经历和生产的现实情况。文化工作者们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像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春节期间,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为毛泽东绣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的到朱德那里去了。

  鲁艺秧歌队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9日,毛泽东高兴的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渡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春节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候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的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3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这天晚上,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的站在门口,笑眯眯的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的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的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3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3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3杯酒,还不住的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和毛泽东亲热的拉话谈心。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的化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讲话要点如下:

  一 时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2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研究问题:1、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6大国,主要是研究6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3大项。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2、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3、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中共党史开始研究:22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4、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40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3月16日这一天,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蔡和森早已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

  “和森、咸熙(即蔡畅——笔者注)有信回没有?”

  老人嘱咐长女写信告诉蔡和森、蔡畅:

  “母亲已看不到他们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后来,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一幅挽联,他写的是:

  “挽蔡母葛太夫人: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3月中旬,国民党军王仲廉部根据军令部的命令,自安徽蒙城地区东进,企图向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进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扩大地盘,并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亲率第89军、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

  3月17日晚,新四军第4师主力在第2师、第3师各一部的配合下,由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统一指挥,冒雨对据守在山子头的韩军总部进攻。

  3月18日14时,山子头战斗结束。新四军击毙保安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等人,生擒韩德勤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王仲廉部闻讯后,迅即退至津浦路以西。

  陈毅与韩德勤在一个特殊场合见面了。陈毅向韩德勤阐明了中共团结抗战的基本主张,表示对韩德勤坚持敌后抗战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同时希望即使将来国共之间有大规模的摩擦发生,也力求与韩德勤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说:

  “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

  接着,他检讨了自己从黄桥决战到山子头战斗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共同订立协议以示互信。

  后来在3月31日,韩德勤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与新四军代表彭雪枫共同拟订了一个合作抗战的协定,交陈毅、韩德勤核准执行。

  在3月31日这一天,陈毅在4师师部设宴礼送韩德勤。席间,陈毅、韩德勤、彭雪枫、邓子恢、吕汉劲、张震、范长江、吴芝圃依次而坐,陈毅表示发还韩德勤一批人枪,应允给一块活动地盘,在淮北划一个乡给韩德勤驻扎。韩德勤苦笑着说:

  “一个乡是不是小了点。”

  陈毅说:

  “1940年江南新四军开进苏北抗战,没有立足之地,你省主席连一个村子都不给。我们可不那么小气哟,开口就是一个乡。”

  次日,新四军交还韩德勤400多人、300多支枪以及一部电台。另有缴获韩德勤的收音机、貂皮大衣、钢笔都发还给了他。陈毅还特别给了韩德勤8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韩德勤感谢不尽,连称以后决不再与新四军搞摩擦。在4师骑兵大队护送下,韩德勤坐上新四军为他准备的牛车,带着新四军交还的部分人枪,前往指定区域驻防。

  再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康生介绍了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少奇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邓发调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少奇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少奇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的详细交代安排刘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刘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刘少奇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公开表明了他坚定的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说是党内顽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的态度和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另:毛泽东在1943年1月5日给陈毅、饶漱石发去的《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电中说:“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后来势态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其预言何其精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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