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红色中国 > 毛泽东 > 评述毛泽东

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62章

2018-04-22 14:55:33  来源:毛泽东大传  作者:东方直心
点击:   评论: (查看)

  162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

  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

  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

  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曾说过:“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这才飞往延安。

  且说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1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词无疑带着美国口味,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词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1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2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1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2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内容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8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3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5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1939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80%,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17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3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对于毛泽东上述谈话,包瑞德在他的记载中是这样评述的: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的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的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的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的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9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接下来的情况,包瑞德记载道: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地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3次会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把修改充实后的5点建议递交给赫尔利,其内容如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颁布及实行用以实施军事、政治、文化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思想、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及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权力,实行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接下来的情形,包瑞德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上午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赫尔利将军说,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定次日上午开最后一次会议。”

  11月9日晚上,毛泽东得知毛泽普、毛远翥即将随南下支队出发,就把他俩请来窑洞,为他们饯行。他特意叫厨师炒了几个家乡菜,还让江青作陪。他指着毛远翥二人向江青介绍说:

  “他们是我老家韶山的,玩泥巴出身,现在他们参加革命了。回南方去。”

  江青打量着看上去很斯文的毛远翥,说:

  “现在像个文化人样子了。”

  毛泽东问毛远翥说: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毛远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到南方去了。”

  “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毛泽东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土地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要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4次会谈。赫尔利提交了修改后的5点建议。包瑞德记载道: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5点建议,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2、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的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3、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怖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4、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经过修改的条件在11月10日上午递交中共领袖后,余下的会谈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在会谈中提出条件和接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谈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恩来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康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

  这里尚需补充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在赫尔利修改后的文件上签名之后,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拟了一份电报稿。他在电文中写道: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的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的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4年11月10日于延安

  11月10日下午,延安各界人士在新飞机场为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举行欢送大会,王震和王首道率部集结在机场上,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此前,王震曾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嘱托他,在进入湖南后,派人到韶山冲将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带到部队上。王震非常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大会结束后,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便出发了。

  11月10日这一天,汪精卫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在临死前一个月,汪精卫曾写下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他写道:“铭盖自毁其人格,置40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好一个大卖国贼,竟然是至死不悔!可谓死心塌地也!

  1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尹林平,命令华南东江纵队“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

  11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的专刊上题了词。

  邹韬奋是在1944年7月24日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此时上海还处于日军的掌控中,因而有关他逝世的消息只得秘而不发。9月下旬,新华社在延安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准备为他举行追悼会,由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是、张仲实、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等13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有关邹韬奋的唁电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邹韬奋家属发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新华社也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解放日报》为此还发了社论。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专刊上的题词是: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后来在11月22日,即邹韬奋和救国会其他六位领导人1936年以“救国罪”被逮捕的日子,各解放区都举行了韬奋同志追悼会。其中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最为隆重,场内场外挂满了挽联和悼词。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陈毅先后在追悼会上讲了话。

  11月20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陕西省绥德东进,于次日到达黄河西岸的螅蜊峪一带,用了两天时间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通过山西省离(石)临(县)公路,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吕梁山区,很快逼近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

  第一梯队在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不听南下支队的耐心劝说,并开枪阻拦。南下支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越过铁路,涉渡洛河,继续向前,边打边走,在鲁山县城以南地区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阻击,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徒涉浉河,向豫鄂边境急行,进入中原解放区。

  11月21日晚,毛泽东因周恩来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就给沈雁冰写了一封信让周恩来捎去重庆。他在信中写道: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接着,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托林伯渠从延安带给他的延安出版的历史剧《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他在10月底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毛泽东如此重视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感谢。郭沫若还在信中盛赞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同时对共产党也提了一些建议。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来信,非常高兴,便在复信中写道: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是会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及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此前在11月间,柳亚子接到郭沫若的密邀,在宴会上认识了周恩来。郭沫若提议柳亚子讲几句话,口吃不畅的柳亚子沉思片刻后才说出了两句:“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将柳亚子的近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转交了柳亚子的近照。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

  亚子兄:

  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再说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11月22日,蒋介石对赫尔利已经签字的5条协议既不表示反对,也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事,而是另行提出了一个3点反建议草案,要求共产党将所有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交给国民党指挥,这样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这一招太极推手,顿时把赫尔利弄了个180度大转弯。赫尔利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把戏,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他派巴雷特上校带着5点协议,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看是否有修改的可能。毛泽东见赫尔利如此混蛋,顿时发了脾气,怒骂蒋介石是杂种,又对着这位美国人吼道: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特雷回去向赫尔利汇报时,赫尔利也是暴跳如雷,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蛋”。就这样,美国政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再一次选择了偏袒国民党的政策。赫尔利在白宫的授意下,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作为反建议的3点草案。由此,国共谈判形成了僵局。赫尔利为迫使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草案,下令美国所有驻华机构中止与共产党商谈军事合作问题。同时,又把他认为有“倾向共产党”嫌疑的外交官和军官,或撤职或调离,连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负责官员也均被撤换。

  11月23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

  刘少奇赞成第一种步骤,他说:

  “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 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

  11月底,吕正操和林枫一起来到延安参加“七大”。

  早在1939年贺龙离开冀中时,吕正操就给毛泽东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并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见毛泽东的愿望。1943年11月,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一年后,便作为晋绥的代表准备去延安参加“七大”,其心情之高兴可想而知。11月上旬,他带着妻子刘沙和孩子离开兴县,与晋绥军区政委林枫一道去延安。

  在延安,吕正操先住在联防司令部,后移往杨家岭。联防司令部是几排平房。吕正操和林枫住隔壁,贺龙、徐向前、谭政、张经武等人住在他们后面一排平房。美军观察组就在联防司令部的左面,他们自己发电,有电灯。吕正操还去那里和他们打过桥牌。吕正操听说毛泽东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就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事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来通知他:毛泽东要接见吕正操一家和林枫。这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当愿望变成现实时,他们全家还是欣喜非常,两岁的孩子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喊着:

  “我要见毛主席了!”

  吕正操走进窑洞,来到毛泽东的跟前,一时间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泽东先开了口,微笑着说:

  “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3个字,干吗要把这3个字连成一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天,毛泽东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吃了午饭。两天后,毛泽东又派人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一起用餐,并详谈到深夜。临走时,毛泽东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4年12月1日,陈毅就自己的思想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做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情懑。近事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边阅读边点头,自然十分高兴,12月1日这一天,他在给陈毅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来信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公开后,伯承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1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4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

  12月8日,毛泽东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会谈,他在谈到与国民党的会谈时说: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3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其摆布。”“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应,向包瑞德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包瑞德不无担心地说:

  “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会使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得到证实;美国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毛泽东给包瑞德上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包瑞德后来说: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的有效的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他的手势吸引他的观众,那么,他就是毛泽东。

  包瑞德后来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5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1日,王若飞致电延安,转告“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12月12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们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他说:

  “1944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1945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1944年11月止,有了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千万被解放的人民。1944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1945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我认为,1945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

  “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写道: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8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应,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12月26日,贺龙见到住在和平医院养病的毛远志,招呼她说:

  “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毛远志说:

  “这儿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贺龙带着毛远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朱德早已来了,便与二人打了招呼。毛泽东指着毛远志对朱德说:

  “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

  这一天,毛华初、章淼洪,还有胡觉民带着女儿海英,都来了。吃饭时,毛泽东与朱德、贺龙、江青坐在一起,毛远志、毛华初、胡觉民、章淼洪带着海英和李讷在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走过来看望他们,毛远志等起身祝贺老人家生日快乐。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月28日,周恩来奉命致函赫尔利,拒绝了蒋介石的3点反建议。他还在公文中写道:

  “如果国民党政府欲向国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实行:1、释放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大批爱国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1945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冀鲁豫分局并告北局:

  一、黄(指黄敬,1944年冬到延安治病休养——笔者注)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

  二、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中央 子东

  1月3日,毛泽东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他写道: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8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的反省和一致的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80%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23年10月10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24年4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25年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2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29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1张,“民国23年10月10日”,第2张,“民国24年4月”,第3张,“民国25年11月12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那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侯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候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1945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1925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

  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他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也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嘱咐他务必不要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机巧,外交并非一边倒。中美交恶数十年,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3种长处,起了3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3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他写道: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冀鲁豫因地区广大,须要成立3个至4个区党委与军区,并须增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工作。其次,总部与野政仍留太行继续掌握与收集各大城市及交通线上的情报,以及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领导军事生产等。以上望你们与分局商量后电告。

  中央 子梗

  1月2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师,向第5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

  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他写道: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央 子俭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见《毛泽东选集》——笔者注)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的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悼爱将,以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名义,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挽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成,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2月11日,毛泽东为转发胡宗南给蒋介石的密电,起草了军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此报转发5师、北局、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刘子久、太岳、五台。

  胡宗南给蒋介石密电

  自去年8月以来,共党刘伯承129师主力,向黄河南岸窜扰。入豫旅长陈赓(军校一期,湖南人),设豫西指挥部于登封附近,向豫西各地,乘隙窜扰,建立根据地。渑池有韩钧,3000余。偃师有一支挺进军,2000余。汜水有李静,1000余。临汝有王焕成统帅之豫西独立第2支队,10000余人。叶县、舞阳、鲁山,有董必谦豫西独立第一支队,1000余。桐柏山脉有13旅周坚志,5000余。确山有李先念第5师,1000余。汝南有14旅吴林焕,1500余。正阳有华北支队李卓英,900余。汉川有萧华南支队赖朋,1000人。光山有15旅杨经营,3000人。信阳有豫南挺进纵队周映升,1000人。此皆匪军精锐,近来人数虽不多,但预想半年后,共党活动诱惑力量必更大。这些部队相当精干,及因经费充足,政工人员善于诱惑欺骗,对民众要给之粮食、柴草,均以现金法币付价,且有超过原市价者。因而彼对豫西民众,政治上成功,收获甚大。而我方游击队,挺进队,及地方团队,吃百姓,穿百姓,百姓正当担负以外,又额外摊派。额外摊派外,甚至勒索、欺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因此,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与奸军恰相反。自去年6月后,河南2000余万人口,现仅余700余万。而现存之700万人,亦正动摇于匪我之间,不能确保,此乃极大腹患,亦为吾人特应警惕者。在此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动,则5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再过两月,刘伯承指挥部必移豫西,国军陷入包围封锁,联络切断,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基于上述,拟定对策如次:

  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给以特种装备,特种组织,及经费,以伏牛山为根据,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渐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6个纵队,经侯马,临汾,向太行山,中条山区前进,以为策应。详细办法另拟。

  二、在灵宝、卢氏、南阳、洛阳、登封、鲁山、叶县、驻马店、温河、新郑、郑州,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详细办法另拟。争取民枪,不如争取农民。争取农民,不如争取青年。有青年,自有农民,有农民,自有民枪。青年归我,则我胜利。青年归奸军,则奸军胜利。此应请中央认识。

  三、毫不犹疑,毫不顾虑,在不脱离生产,不增加人民负担之原则下,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如陕州、洛宁、渑池、新安、伊阳、临汝、鲁山、叶县、襄城等地,请中央竭力帮助,以军队掩护民众组织,以学校收容知识青年,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如此必可歼灭奸军,争取胜利。一得之愚,恭请明察。

  (上件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皮徐、刘韩,指皮定均、徐子荣和刘聚奎、韩钧——笔者注)3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5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  丑真

  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播放。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4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告别新四军第5师战友,向鄂南挺进。前方最大的障碍是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特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两个团一起渡江,挺进鄂南。

  此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军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桂系65军和鄂东挺进第16纵队守备。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

  国民党军获悉南下支队要南渡长江,立即调集了3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企图把南下支队消灭在长江北岸。南下支队在新四军第5师第44、第41团配合下,于2月19日至23日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月24日拂晓,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地区。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还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他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的乡亲们都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的扭秧歌和吹拉弹唱。

  2月1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它》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他说: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5部、6部发起的。5部、6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5部、6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3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3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3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3个国家团结,3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4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8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山头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承担了在审干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关于“其他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3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3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10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10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3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100%,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的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欲知毛泽东以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及其审查干部运动是毛泽东身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是一部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过刺激的老的反毛分子,公然站出来发泄私愤;二是一些社会沉渣和国民党的遗老遗少,趁机反水。尽管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不敢公开辱骂毛泽东,但却无不采用项庄舞剑的老伎俩,把已故的康生当做靶子,否定延安整风,从而借此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延安整风究竟有没有必要?延安整风及其审干运动究竟是对是错?本传已经对其前因和整个过程及最后结果作了全面的真实的叙述,毛泽东也曾多次对延安整风作出过评价,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所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它》又一次讲到了审干问题,而且讲得那么客观,那么真诚,那么感人!只要认真地对这些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不难搞清楚的!那些社会沉渣和国民党的遗老遗少甚嚣尘上,自然是阶级属性使然,而那些所谓的同路人及其后裔借此否定毛泽东,就使人费解了。应该说,这种现象已不止是突破了道德底线,其实质已经同样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电子版已上传至毛泽东大传QQ群:327239730的文件夹里,请诸位网友下载,并广泛转发。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实体书一套全十卷共六册,有需要的读者可复制淘宝店铺网址进店查看,店铺网址:shop70334099.taobao.com/, 也可淘宝搜索“毛泽东大传东方直心”,店铺号:87161787.请大家看后多提宝贵意见,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13937776295,QQ:2425751303。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