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
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说1946年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写道：
“当面尚有顽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战军于1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然坚持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山东、豫北晋冀鲁豫、华中3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所以，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我兵力胶济线3万余，淮北5万，苏中3万余，每处均难进行连续战斗，以苏中为例，该部一战可解决两个师(旅)或3个师(旅)，过此便难继续胜任。我淮北部队数量较多，也只能寻求打敌2个师或3个师的仗，过此不宜轻试。因此，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
1946年8月1日，在华中战场上，粟裕因不同意陈毅的批复，又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说：
“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的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个旅至4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消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的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华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
8月1日下午，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即电告中央军委说：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其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粟裕和陈毅这两个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领导人，一个要将淮南5旅东调，一个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泽东该如何处置呢?他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说：
“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可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8月5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说：
“在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5旅仍应东调。”“我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粟裕和陈毅在华中战事上的争论，毛泽东究竟如何解决，结果如何?不得不暂时放下，待后详述。因为此时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
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的住处，可没想到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骤然暴涨，路面被浑浊的河水淹没了，斯特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处。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她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华，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斯特朗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她又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1928年她根据两次在华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在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来华，她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和周恩来夫妇建立了友谊。她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1940年底，斯特朗第4次来华。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斯特朗回到美国后，及时报道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中国。7月31日，她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从北平来到延安。
8月7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要会见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他为了表示对美国客人的礼貌和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站在院子里欢迎斯特朗。
斯特朗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动缓慢稳重，但动作自如，象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那样。他的脸略有些平，态度平静含蓄，微笑时则顿时显出勃勃的兴致。在他满头黑发下面，有着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体现了他那灵敏的头脑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种为深沉而机灵的理智所驾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兰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的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且说毛泽东和斯特朗、陆定一、马海德围坐在石桌四周的4个小木凳上进行交谈。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泽东对美国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斯特朗，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惊，她在回忆中说：“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谈话切入正题后，斯特朗问毛泽东：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回答说：
“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毛泽东答：
“一年以上。”
斯特朗问：
“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么久吗?”
毛泽东答：
“可以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毛泽东答：
“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斯特朗问：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坚定地说：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毛泽东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此时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处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道：“那儿是谁?”
毛泽东朝草丛中望了一眼，笑着说：“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着毛泽东，感觉他是自己很少见过的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毛泽东回答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毛泽东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风趣的解释说：“这里有欧、亚、非3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他还说：
“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3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斯特朗问：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特别关注他所使用的“纸老虎“一词，他停顿一下，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准确涵义。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是把“纸老虎”一词译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释后，毛泽东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达出“纸老虎”的真正涵义。他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好。纸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
“不是Scarerow，而是Paper tiger。”
“讲得很对。”毛泽东点头笑了。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做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最后笑着用英文说：
“蒋介石——纸老虎。”
“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斯特朗问：“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一个纸老虎?”
“不仅仅是这几个字。”毛泽东笑着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象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雨水就会把他冲掉。”
是日晚，毛泽东和江青用番茄、洋葱、蚕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宝粥”。这种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种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宝”比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枣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宝粥”。斯特朗对这道甜食很满意。饭后，毛泽东继续接着前边的话题对斯特朗说：
“帝国主义之所以还有力量，这仅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最后奏效的不会是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泽东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经规劝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降低国共之间的敌对程度，生怕美国会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甚至轰炸苏联。毛泽东就是要把这种失败论调从中国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话题转到了蒋介石身上，问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庆谈判时见过蒋介石外，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毛泽东回忆着说：“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5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大会。我这个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号席上。而蒋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会议。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彼此知道对方，却从未谋面。这一次见了面，也并无交往。这时候，掌握国共两党大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
我被大会主席提议，经大会通过，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我这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而蒋介石和我毛泽东相比，就大大逊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听着，会议结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满口湖南话的年轻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斯特朗听得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他和蒋介石两大政治对手鲜为人知的早期秘闻，这也正是她要写作毛泽东传记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问：
“主席，你们第2次是怎么见面的?”
毛泽东说：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难定呀!而我呢，在赵恒惕军队的追捕下，疲惫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广州。”
斯特朗停住了记录，问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
毛泽东说：
“是这样的，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伙’，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产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这样回湖南的。”斯特朗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说。她又抬起头来问道：“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
毛泽东笑着说：
“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着问：
“蒋介石呢?”
毛泽东面带着笑容说：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因为还是国共合作，就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点着烟，深深的吸了几口，接着说：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就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名声大振，成了英雄。
蒋介石顺水又遇顺江风，正当他名声大振成了英雄的时候，国民党‘二全’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我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蒋介石则今非昔比，在‘一全’大会时，他只不过是个列席者，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并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的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大会期间，我和蒋介石相继登上了讲台。我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国民党‘二全’大会，是我和蒋介石第一回同在一个讲台上作报告。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结果，我依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执委，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大会以后，我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点燃了一支烟，狠劲地吸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斯特朗停住了飞快记录的笔，问道：
“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有察觉。”毛泽东继续说：“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在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1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驻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广州市实行戒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把驻守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话：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二0事件’吗?”
“是的，也称‘中山舰事件’，或称‘广州事变’。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笔又问：
“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蒋介石搞的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三.二0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察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斯特朗插话说：
“多好的建议啊!”
毛泽东说：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经激烈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
斯特朗望着喝茶抽烟的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你和蒋介石再见过面没有?”
毛泽东慢慢的放下茶杯，说：
“见过，那是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说着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陈独秀不敢强硬，一再退让，蒋介石就开始得寸进尺了。‘三.二0’事件使蒋介石取得大胜的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张静江，急匆匆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0’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张静江何许人也?此人骨瘦如柴，双腿瘫痪，年已50有余，却有着一番传奇经历。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经商发了大财。1905年冬天，张静江回国后返巴黎，正好和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之给了孙中山‘ABCDE’为序的联络暗号，并告知若需要经费时，在电文中写A，即电汇1万元，B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元。孙中山听后，将信将疑。过了2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十分困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便往巴黎按联络密码给张静江发了电报，电文即‘C’。几天后，果然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遇到经费困难时，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当了中国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1920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下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指点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张静江很快由上海赶到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了幕后‘军师’。
1926年5月15日，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了。我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和蒋介石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蒋介石更是今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而我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自孙中山这口革命的洪钟坠地之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而现在改由蒋介石主持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5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大会是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我就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脸上的那种回忆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着还在记录的斯特朗，吸了几口烟，说道：
“我在早期和蒋介石的几次交往，就谈到这里。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你有用吗?”
斯特朗异常高兴地说：
“太有用了，它是我给你写传最珍贵的材料。”
毛泽东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挥，说道：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毛泽东和斯特朗约定几个星期后再见。他和江青一起提着一盏马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走下山坡，把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车旁，互道再见。
斯特朗对这次采访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他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武器形象的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象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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