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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2018-12-01 20:24:1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江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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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所迫,逼不得已而为之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还分别召开了普通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和部分大学负责人的座谈会。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文艺界的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八个问题。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十七日晚上,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样开始的。······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十八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随后,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发表了两次讲话。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1957年4月间,全国各地都在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引起高度警觉。所有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党内对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没有反映或反映迟缓,党的宣传部门、舆论阵地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反映、没有宣传,以及党政部门一部分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简单的粗暴的左的做法,形势逼人,迫在眉睫,迫使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以期及时解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实现扭转共产党所面临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等严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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