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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陶铸

2018-11-19 14:19:4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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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我那时除了要向江青汇报工作之外,还要把中央书记处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和会议所作的决议写一份正式的报告,经陶铸签字后,发给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在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不少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体会,讲他遇到困难,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 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曾询问过我个人的经历,我说我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几句话就介绍完了。他待人比较平等,也向我讲他自己的历史。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我一愣,我那时没有听说陶铸犯过什么错误,就问,你怎么会犯错误的呢?他说,人人都会犯错误的,我在高岗的事情上就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我。他说,他跟高岗的关系不错,在“高饶事件”之前,高岗到他那里去过,讲了一些看法,他也发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赞成高岗意见的。陶铸说,后来中央没有追究我,不过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错误的,我向主席作过检讨。我与陶铸认识没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错误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坦荡,所以对他很尊敬。当时我们的关系挺好。

  陶铸有时会和我谈起共产主义理想,这在我接触到的中央领导中是比较少见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我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在审美观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

  那时,中央开会的时候,陶铸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会议记录,然后由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格,记录哪几个主要问题,有什么意见,哪个记录写得不对了,他都亲自看过、改过,然后才给主席送。他还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联系的情况经常和他通通气。有一次他甚至还批评我,说主席那里有什么意见,你应该及时地告诉我们嘛。我嘴上答应,却并没有照办。因为主席没有让我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跟其他中央领导说的,这是铁的纪律,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主席的机要秘书知道的比我还多,但他们都是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的。

  陶铸刚来中央,就在好几次会议上对陈伯达的讲话有看法,他在会上就批评了陈伯达。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人关系就渐渐地不太好了,后来就发展到经常互相拆台。在这两个人当中,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喜欢陶铸,不喜欢陈伯达。这除了前面说的陶铸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欢陶铸的文章,喜欢他写的《松树的风格》。他写得不错,文笔简洁生动,有古文功底,我对有古文底蕴的人是特别尊重的。陈伯达虽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骚又太多。总是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甚至有时对毛主席也会流露出不满意,埋怨毛主席对他不重视。

  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不对了。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得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主席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对这个,林彪很忌讳。我有一次听江青对叶群说,他陶铸说什么也是林总的部下(陶铸原来在“四野”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么师啊?所以陶铸不但跟陈伯达的矛盾继续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闹起了矛盾。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任着中央文革的第一顾问。他等于是取代邓小平当了总书记(邓小平那时不大管事了)。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他见到总理总是很恭敬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而且陶铸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大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当然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时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一次他跟邓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学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后来这就被批评为“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除了铁板钉钉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怀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谁都不可以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什么都保的,有什么怀疑一切呢?江青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

  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受王任重压迫的群众就起来造王任重的反。还有刘志坚,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总政系统搞“资反路线”非常厉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刘志坚在抗战时一起打过游击,生死之交。两个人相互死保,而陶铸又对他们两个百般维护。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另两个都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三个人互相呼应,给别人的一种印象,他们像是一个小集团,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调。

  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x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到1966年11月16日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稍后,在一次接见揪斗王任重的学生造反派的会上,陶铸又和陈伯达、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于是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叶剑英等人到主席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会议上,主席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批评陶铸。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主席说: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主席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我听总理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主席当时的意思是,陶铸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新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动不动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为什么主席最后还是同意打倒陶铸?据我现在的分析,这个转折可能与这期间发生的以下几件事有开。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査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就真这样做了。她叫我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送给主席去看。同时又叫我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査就不得了啦,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刘少奇1966年6月20号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的中央文件之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这样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几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只看了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的。

  [文革初,陶铸派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回长沙,并有一个八条,在各级抓黑鬼。于是张平化发表了有名的九月二十四日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工人因为不能合法组织造反派组织,所以马上被谙熟政治运动的党组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学生有合法的造反组织(因为十六条的保护),于是利用他们的组织与被迫害的工人串联,组织工人上京告状,造反和保守两派形成拉锯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销毁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同时,工人农民被允许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造反派工人和学生,无疑都真心支持这些新政策,刘邓陶陷入孤立境地。因此陶铸在文/革中的失势不但与权力斗争有关,也与他搞的那次抓黑鬼运动和对市民的政治迫害有关。]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査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

  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査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但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发现主席就再没说过陶铸的好话。主席对陶铸态度的转变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铸,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以后,中央文革又继续跟陶铸发生了纠纷。不久以后,中央就批准对陶铸进行审查了。一次,总理要一个负责审查陶铸的解放军军官来钓鱼台汇报。那军官说,在北方草岚子监狱有“六十一人的叛变案”,在苏州反省院也有个几十人的叛变案。陶铸就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怎样出来的也有嫌疑。他还说陶铸有个哥哥,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掲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来人把陶铸哥哥写的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哥哥在信上写着,是他去劝陶铸背叛的。此外还写了陶铸给他哥哥回信的内容。但是这个回信的内容只是他哥哥的回忆,并不是陶铸自已写的。内容是说陶铸当时有与他哥哥妥协的意思。当时一起听汇报的有好几个人,总理、江青、陈伯达、关锋和我。

  我看了陶铸哥哥写的材料,就问来汇报的人:“你们强迫他了没有?”他说:“不是我们搞的,是红卫兵他们搞的。”我问:“红卫兵怎么搞的?是不是强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没有?”他说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铸是有文化的人,而这个信上写的口气和写法,都不像是陶铸的,他写信不会这么蹩脚。”我又说:“背叛不背叛是个大问题,不能够仅根据几个红卫兵搞的材料就给陶铸定案,咱们得自己调査。”当时我说的意思有两重性,既怀疑这个材料不实,但也未否定陶铸有背叛嫌疑。但总理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本禹同志这个分析很好,我也有怀疑。陶铸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听他哥哥一句话就背叛了?他那么长时间都不背叛,哥哥写封信就变了?那么容易?”总理也说叫他们要继续调査。总理又说: “陶铸这个专案组还没有组长,我看本禹就去当个组长吧。”我说:“这不行,我事儿太多了,恐怕耽误事。”总理说:“你掌握一个大的方向就行了。”接着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陶铸专案组由戚本禹任组长,送主席、林彪批。总理还说:“你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就来问我。”看起来,周恩来也是不相信陶铸是叛徒。

  这以后,陶铸专案组就来跟我汇报工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谈,看他哥哥写的材料对不对。”专案组把他哥哥写的材料给陶铸看,叫陶铸交待,陶铸拍了桌子,把他哥哥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哥哥是国民党,他兄弟俩从来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后来我把专案组重新调査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也挺高兴。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把陶铸批判得很厉害,说陶铸早就“怀疑一切”了,他的动机是可疑的。虽然我不认为陶铸是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是叛徒,但是我认为他忠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派,这很不对。但我对陶铸的认识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在此事发生以后的四个多月,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査了。

  我出狱后,听一个参加过陶铸专案的同事说,在我入狱后,陶铸专案组的人曾举报,说我包庇陶铸。但实际上,因为材料的缺乏,当时对陶铸还没形成定论,谈不上包庇不包庇。邓小平他们上台后审査我的时候,就没有说我包庇陶铸了。那时陶铸已经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则被他们视为反革命,他们也不好说我包庇陶铸了。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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