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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42章

2018-12-05 11:28:2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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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

  “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

  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10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

  话说毛泽东时刻密切关注着各地“五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对一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出现过“左”倾向,非常重视。此时,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另外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对资本家腐化生活的不适当的口号。

  1952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项对象,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3月1日,毛泽东将李富春这一天送给他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当即批给周恩来,要周恩来酌处。他还批示说:

  “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3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五反”情况的专题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上海市的专题报告中称,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支持乱斗资本家。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要求各地借鉴上海经验。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是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点10分才休息,大约有20个小时。他在晚上11点50分起床后,又开始继续工作。

  叶子龙为了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和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加直发山东、青岛、南京、华南、云南、新疆:

  一、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中除第7第8两条由党内掌握不得发表外,其余各条将由政务院通过发表。各地党委所订处理标准和办法与此有出入者,照此修改之。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须作若干改变者应报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5类。就大城市说,前3类约占95%左右,后2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5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北京有摊贩4万户,将来要给以处理,但在此次“五反”中还来不及处理,各大城市也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北京、天津两市正在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给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北京约占5万工商户中的38%,计1万9千户左右。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较大的,有的竟达一两个亿,有些家庭商店人手多,不雇店员,比雇上二三个店员的小资本家贸易额大得多,因此偷漏税也多些。北京的资产阶级有3万1千户,其中雇佣工人、店员3人以下的有1万7千5百户,占35%,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4类工商户改为5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3类不变。在北京5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10%左右,即约5千户。基本守法户约占60%左右,即约3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即约1万2千5百户。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即约2千户。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即约5百户。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1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2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1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2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1百万元的数目,补其1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1万3千多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26%,即超过四分之一。其中,行贿1亿元以上者169户,5千万元至1亿元者172户,3千万元至5千万元者195户,1千万元至3千万元者642户,1百万元至1千万元者3161户,1百万元以下者8748户。中央原定补退罚者限于4%左右,补退罚捉者限于0.5%左右,补退罚关者(包括杀几个在内)亦限于0.5%左右,3项共计约5%(中等城市则小于这个比例,有的只占3%,有的还少些)。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6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北京拟于实行处理时将行贿1百万元以下的8700多户免予罚款,而于通知书上载明行贿错误,给以警告处分。此点亦请你们注意。

  六、各大中城市,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七、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中央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一个警卫员翟作军来看望毛泽东。江青正在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她马上放下手中的牌,热情欢迎翟作军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见面问好。

  吃晚饭时,毛泽东为招待翟作军加了几个菜。李讷来了,站在毛泽东的后面,搂着他的脖子说: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说着,她还得意地瞟了母亲一眼。毛泽东闻言,也高兴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

  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还是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1952年初春,北京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内南海北岸的向阳处,柳树的梢头已经略略现出鹅黄色,可是,3月的西北风刮在人们脸上,依然有一种刺疼感。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已经是上午11时了,这是一个特例。毛泽东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东兴没有通知到摄影师侯波,摄影的任务只好又落在了叶子龙身上,叶子龙已将照相机挂在了胸前。

  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向德胜门外开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拥挤。王鹤滨跟在毛泽东身后,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泽东看到右边一个敞开的大门,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便走了进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毛泽东一行人走了进来,急忙出来,站在毛泽东面前打招呼说:

  “同志们都下班吃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他们。”

  看来,他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用了,我们是随便来走走的。”

  毛泽东上车后,周西林继续往北开,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泽东看到大道左边有一片用高粱秆子夹成防风墙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来。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片片残雪覆盖在地上,北风带着哨音迎面袭来,毛泽东不得不眯起双眼,向着两块菜地走去。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卫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见有人来,就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毛泽东,非常惊喜。

  这是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大约有60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腿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显得很干练。

  毛泽东走上几步,伸过手礼貌而热情地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问道:

  “贵姓?”

  “不敢当,姓吴。”

  “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是,是我家的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道:“村里搞三反了吗?”

  “搞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主任哩。”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

  “听讲话,你不像农民?”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几年见习排长,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是国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吴姓老农显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务时的军人风度。毛泽东在告别的时候,以夸奖的口吻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

  老农高兴地笑了。

  3月11日,毛泽东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潜将他3月6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联席会上的发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发言材料后,很受启发,他在回信中说:

  “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

  不久,毛泽东在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送给工程处一面大锦旗,他在锦旗上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后来,在1952年汛期到来之前,30万军民通过75天的奋战,将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惊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顺利地建成了。这一工程在1954年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3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大市委:

  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各大学“三反”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已于2月22日由主席批发各中央局宣传文教部门参考。中央认为北京各大学中进行的“三反”运动一般是健全的,有巨大成绩,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在各地推广。事实证明: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是极其具体、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要求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在各地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望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材的培养。为了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这个运动,党委应当配备有力的领导机构及工作团,如果因为“三反”“五反”任务繁重,抽不出手,则宁可将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推迟到机关“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去做。在“三反”运动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经形成了领导核心之后,应即转入以大部力量并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小部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地自觉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这样教师和学生群众的觉悟都可以大大提高,也就可以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师生觉悟程度和积极性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反贪污浪费斗争,也就更加有劲和有效。

  二、根据北京经验,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学生群众,依靠他们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检讨,这是极有效的方法。对于教师应该采取争取最大多数“过关”,孤立和暴露最少数坏分子的方针。教师过关一般可以用分层过关的办法,即:1、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2、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3、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4、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我们有意识地这样做,使教师们分批过关,既可以使大多数的教师们普遍地提高觉悟,更加积极和团结,靠拢我党,又可以暴露和孤立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和教师中的贪污分子,给他们以应有的打击。据天津报告,天津高等学校教师中约有13%本身即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顾问和高级职员,这种情况与北京不同。在进行教师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仍应基本上运用北京的经验,并依照具体情况,创造新的经验,报告中央。

  三、在“三反”思想斗争中,各高等学校的校长,著名的教授和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问题,估计不容易很快过关者,对他们究应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要求,应先请示中央或中央局(分局)后进行。

  四、在反贪污斗争中,如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教授、副教授本人有贪污行为者,原则上应按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他们中间有特殊技术或在科学上有较大贡献的人,如情节较不严重、民愤不大而又愿坦白立功者,则可同意其个别向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直接交代,彻底坦白,不当众宣布其罪状,准其将功赎罪。如情形并不严重,可在各人检讨中提及,不要登报,也不要在群众中发动斗争,如其贪污行为发生在解放以前,则作为思想问题处理,一般地不要追赃,不要处罚。贪污情节严重须逮捕法办或交群众大会斗争者,应经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

  五、学校浪费,其性质严重和数量很大者,应由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会同同级教育部给各该校直接负责人以适当处分。

  六、在学校“三反”运动中,对于有政治问题的教师员工,除现行犯应及时处理,有特务嫌疑者和公安部门商酌处理外,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可先尽量在群众面前予以揭露,然后挂下笔帐来,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其中如有担任政治、历史等课教职者,可即停止其课程或改变其职务。

  七、有些地区学校在“三反”中已发生教师自杀的事件,各地对此必须警惕,妥为防止。

  八、各地区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计划布置进行,首先领导上必须有充分的决心,掌握明确的方针与要求,并应调配得力干部,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务使这一运动一是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一面又在严格地控制下正确地进行,对党的工作基础还是很差的学校,应另派工作组去进行工作。

  九、各地科学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中的“三反”运动,亦参照上述各点进行。

  中央

  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到他的住处晤谈,对民建会的工作相互交换了意见。

  此前,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建议中央领导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此次晤谈,据黄炎培的日记记载:“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全文如下:

  中央及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对于在“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除根据《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予以应得的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外,同时在党内应根据党员所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程度,过去一贯在工作中的表现并结合党员的八项标准和整党的其他规定,分别予以适当的党内处理。

  一、对于有轻微的贪污行为而不以贪污论处的党员,必须严格地进行批评教育,令其进行深刻的检讨,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对其中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现在又基本上具备党员的8项标准,一般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有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检讨不深刻,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分别情况,给以党纪处分;如并犯有其他严重错误者,则可开除党籍。

  二、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仅因偶尔犯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情节不严重,而受到行政处分的党员,应酌情予以劝告、警告或撤销工作的处分;但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三、党员中如有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刑事处分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四、党员中如有勾结私商,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向国家进行盗窃和资本家分肥的分子,替资本家当坐探,出卖情报给资本家的分子,接受资本家贿赂,掩护资本家向国家进行盗窃或压迫工人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对于一贯表现好,偶尔丧失立场,或偶尔泄密,或受了资本家的欺骗,情节不严重而能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减轻处分,或不给处分。

  五、党员中如有进行集体贪污,情节严重的分子,应开除党籍。

  六、党员中如有以贪污所得进行放高利贷,或向私人企业入股,或雇人经营农工商业牟利者,在党内应从严给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七、党员中如有进行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者,应从严给以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应一律开除党籍。

  八、党员中如有堕落蜕化,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变质,无法挽救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但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因一时受资产阶级影响而腐化堕落,尚可挽救,本人又愿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不开除党籍,而给以留党察看或其他处分。

  九、党员中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情节严重,在"“三反”运动中拒不坦白、而逃跑或自杀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对于犯有铺张浪费或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现在又能改正的,则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错误较大的,亦可酌予劝告、警告、撤销工作等处分。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予以严格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十一、在“三反”运动中如发现有确系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二、关于党内处分的手续,应由各机关、各部队党的组织负责,和处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问题一道作出决定,如系劝告、警告处分,须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如系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经支部大会通过后,一般党员则须报请上两级党委批准。干部党员,在一般情况下,则应按照干部管理制度,报请主管党委批准(如地委书记、专员须报中央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先作处理者,应于事后报告,请求追认。被处分的党员如有不服处分者,可以向上级党委申诉。

  十三、此件不在党刊上公布。地方暂发至地委,部队发至团委。某些县委已进行“三反”并即将进行处理工作者,亦可发给。此件由上述各级党委印发给各机关各部队党委负责同志作为在“三反”运动中党内处理的依据。各地如有意见须对此件加以补充修正者,望经各中央局报告中央,由中央补充修正之。

  中央

  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二、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8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请你们于“五反”进行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以自己意见随时电告。

  中央

  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为此,众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保健医生王鹤滨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的门口,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王鹤滨: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在一旁的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他写道: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4月7日,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第3兵团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把头更靠近了孩子,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毛泽东问完了,又忙着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夹来的菜,他也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不久,数十万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奔赴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转各省军区和军党委: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从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并从很多地区,暴露出为数甚多的国家机关内部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或反革命分子贩运毒品、金银、私货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若干部队工作人员中亦有发现。这些罪恶活动给予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这是旧的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全国解放以后在很多地区虽曾有所减少,但就总的情况看来,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为了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需要的。为此,特做如下各项指示:

  一、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贩卖毒品、贩卖金银、走私三者虽互相牵涉,又往往同时暴露,但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对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如果同案牵涉到贩卖金银、走私问题时可并案处理。对于与毒品无关的贩卖金银、走私案件,可按政府已公布的法令处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毒犯,应以反革命论处。

  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正在进行“三反”、“五反”的地区,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立即指定专人着手整理和研究现有材料,继续发现内外线索,遇有重大案件,组织专案侦察,适时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盘情况。然后在“三反”、“五反”运动末期,腾出手来,有重点地在机关和社会上运用现有的“三反”、“五反”的队伍开展一次肃清毒品流行的运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的地区,机关和社会即可同时开始,或先从机关开始,或先从社会上开始,均应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内外夹击之效。目前对“三反”、“五反”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除情节特别严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暂不逮捕,已经逮捕起来的毒犯,也暂不结案,待反毒运动发动后,集中处理,以壮大声势。

  三、铁路、交通是毒贩借以偷运毒品的线路;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是毒贩巴结收买内部人员求得包庇掩护的主要对象;边防、海关是毒品出入国境的要隘。所以这次运动应以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部门做为重点,在各级人民政府集中领导下,认真进行,务将一切毒犯肃清。至于地区,一般应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为重点,即以毒品之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展开运动的重点地区。至于哪些具外地区应作为重点,由各中央局自行选定。

  四、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对于单纯吸食毒品者,不应作为这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因为吸食毒品的人,数量很大,不可能在这次运动中完全戒绝,也不应该把他们同制毒、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够做到根绝制毒、贩毒的现象,则吸毒的现象,将会逐渐消灭。

  五、关于种毒问题,目前主要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解决。内地的种毒问题,必须检查禁止,在这次反毒运动中,如不能同时解决,则可在运动结束后,另行处理。

  中央

  4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泽东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

  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毛泽荣看罢信兴奋不已,逢人便说:

  “我三哥给我来信了,我要上北京。”

  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原“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总司令。

  4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

  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请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华东局4月17日来电所提各项意见,中央认为基本是正确的,但须做如下的补充:

  一、对现在已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如果他是带雇工入组入社的,则应坚决向农民解释清楚,经过组员社员多数通过,把他清洗出组出社。如果他原系土改前的旧富农或土改后的新富农,现在并未带雇工入组入社,而是利用互助组内工资订得低,利用农业合作社内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高,以剥削别人劳动者,则可按来电第二项办法处理,使之不能在组内社内进行剥削。但如果农民愿意利用他的耕畜和农具,则不必一定要逼使他出组出社;并应根据4月9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的陕西省委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从政治上组织上对他们加以控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

  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内耕畜的工价和农具的使用报酬压的太低,否则对于奖励发展耕畜和购置农具是不利的,对于目前尚缺乏耕畜和较大的农具的多数新翻身农民也是不利的。有些农民不愿将富农清洗出组出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要利用他们的耕畜和农具。

  三、对于富农与富农自行组织的所谓“互助组”,应明确指出它是富农的合股组织,并不是互助组。因为互助组是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本自愿互利的原则,集体劳动,互助合作;而富农与富农之间的合股组织,是富农联合起来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与雇农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与互助组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虽然不要以法律禁止富农为了生产而相互联合起来,但应不准富农盗用互助组的名义,以免在农民中和农村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乱。

  以上各点,连同华东局来电一并发各地参考,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作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一、北京各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收效很大。各地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在中央3月13日指示后,也陆续开始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这个运动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个运动的目标是:1、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3、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树立爱护公共财物、廉洁节约的新风气。4、具体了解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情况与人事情况,以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

  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至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至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

  二、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人数既甚少(根据北京、上海情形约2%左右),情况又各人不同,对他们的处理办法,应视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等条件,分别考虑决定,有些人并可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但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书外,决不能让其继续担任校内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关于北京各大学处理此类教师的经验另行通报你们以供参考)。属于此类教师的处理应经中央局批准,其中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之教授的处理,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完毕以后,各地可以选择很少数的重点学校,集中干部力量,接着即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已经这样做了,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转入清理“中层”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学校清理“中层”工作的方针,除照去年11月30日《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执行外,并须注意下列各点:1、必须有充分准备(包括干部、材料、计划、步骤等),集中力量搞完一两所学校以后,再抽出力量转入其他学校。2、除依靠学校党团和群众力量外,当地党委必须选派一些得力干部,并密切配合公安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学校中去实际领导这一工作。工作组并可吸收其他高等学校(尚未进行清理工作的学校)的少数党员干部参加,以便他们取得经验,回到本校去进行清理“中层”工作。3、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4、每个学校清理工作时间不要太长,以3个星期左右为宜。为了集中全校力量,进行清理工作,在必要时,并经过当地教育部(厅)批准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时间不宜太长。在进行工作中应首先将大多数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迅速解放,以便集中力量来处理较少数问题复杂的人。对于学校中有政治问题的人,除了极少数有血债或严重地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种人不是每校都有的)以外,其余都不必逮捕,而尽量采取改造和教育的办法来处理,这样更为有利。5、进行清理“中层”的工作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这是保证清理工作不发生偏向的主要关键。另外,又要保证清理工作的严肃性,认真负责地把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尽可能审查清楚,不能潦草从事。做好学校清理“中层”的工作,除开正确的领导外,一方面要依靠校内群众的发动,一方面要依靠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二者不可缺一。6、对于校长教授等处理的批准权与第二项规定同。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必须认真做好这件工作。

  四、估计经过“三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以后,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际支配地位被打倒了,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情况我们获得充分地了解了,学校中党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政治觉悟也大大地提高了,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在高等学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阵地,并在这样基础上来贯彻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希望你们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的过程中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清理“中层”工作中,加强学校中执行这个工作的机构(一般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充实它的干部,准备在清理工作完毕以后,选择少数几所条件较好的学校,首先将这种办公室转变为属于学校行政系统之内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机构,这种机构的名称,可以为“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将来可以发展为“政治辅导处”。它的任务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领导思想学习,掌握教师学生政治情况,历史材料,主持毕业学生政治鉴定,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社会活动等等。这种政治工作制度目前尚无经验,须从工作中去逐步创造。首先是重点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北京燕京大学准备首先试行。希望通过这种机构逐渐培养出一批得力的学校行政干部。

  第二,在清理“中层”工作完毕以后,应该在教师中开始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一时尚不能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学校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结束以后,亦须布置一定的思想学习,这些工作必须有计划和准备。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请你们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今年暑假前,希望在全国各主要大学中大体上完成清理“中层”工作,其中极少数学校,并可试行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其他学校的清理“中层”工作可在暑假中进行。一部分条件较差的学校亦可推迟到下学期或寒假中去进行。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详细研究,并将意见和进行的步骤计划报告中央。

  中央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泽东邀请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饭,饭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毛泽东问起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通。

  后来,丁玲的好友杨桂欣在1993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转述了丁玲关于那次和毛泽东一起吃午饭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回忆。丁玲是这样说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 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

  ‘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

  我说:

  ‘这怎么可以呢?’

  江青便拉下脸来:

  ‘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

  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

  ‘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

  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

  ‘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

  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都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5月5日报告一件,杭州市委5月6日报告一件,上海市委财委5月6日报告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1951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4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

  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亲切地问候道:

  “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南局转湖北省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中南局5月15日和湖北省委5月10日电悉。你们关于县区干部“三反”计划的原则是好的。但是,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与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因此,你们准备在6月开始进行的县区“三反”运动不要进行,并告诉所有县区乡的干部:在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立功和改正错误,有罪者,在将来的“三反”中亦可将功折罪,而不要不安心工作,一错再错。在此期间,如有个别贪污分子自愿交代贪污事实及交出赃款者,亦可接收,但不要发动群众运动去追查。对于集中休整的土改工作队和业已调换工作的干部,则可以参照广西省委整顿土改工作队的经验进行整顿。

  中 央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的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的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的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际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同时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5月23日晚,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的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同时又大大地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各地原订的整党建党计划,除方针与政策不应有所改变外,在整党建党的步骤上与方法上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

  一、全国党、政、民各级机关的“三反”运动,现正陆续进入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员,结合党员标准进行处理,中央已有指示。而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中,结合党员的8项标准进行一次教育,是能够更好地提高所有党员的觉悟程度与改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此项作法,在利用“三反”建设阶段的机会,所费时间并不很长而收效甚大。至于有些机关,目前因业务繁忙,时间紧迫,不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则应在“三反”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先解决党内的主要问题,如划清思想界限,清洗坏分子等。以后仍须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党员标准的学习,以便普遍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与解决“三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应争取在1952年内全部完成。

  “三反”运动使各级机关中原有的非党积极分子受到了锻炼,同时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党对这些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与历史情况,也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因此,应在各级机关中积极地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和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要求今后一年内(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在机关60万青年团员及其他优秀分子中,按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吸收20%的人入党,这是完全必要与可能的。

  二、在工厂、矿山、企业中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店员的觉悟程度。“目前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因此,应争取在一年之内随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生产改行以及增产节约、生产竞赛等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接收工人、店员中的优秀分子40万人入党。具体要求:有全国360万产业职工中接收10%,150万店员中接收3%。至于全国现有工、矿、企业中的近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仍须在“三反”“五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所有党员的条件。在城市集中的条件下,应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办法,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并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妥善地处理丧失党员条件及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争取在今年内,使所有工、矿、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整党计划,达到整党的目的与要求。

  三、全国大学、专科学校,现有15万学生,其中党员很少。全国约150万左右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党员更少。这说明我们党过去在学校中的工作,是很薄弱的。但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以及此次的“三反”运动,情况已大为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群众与大、中、小学的大部教职员,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提高,尤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清理“中层”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青年优秀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不断地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于是纷纷要求入党。对于这批经过锻炼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采取不敢或不肯接收入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为此,在一年之内要求:在各学校的“三反”、思想改造和清理“中层”之后,在大学生中接收10%的人入党;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接收3%的人入党。这样在学校中积极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能加强党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贯彻学校教育的改革工作,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四、在农村中,因为尚未进行“三反”,大部地区的区级机关和一部地区的县级机关亦未进行“三反”,现在全国县区机关正集中全力进行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作,在秋收以后,全国都要进行秋征,在新区的农村中还须进行土改及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在老区的农村中则须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因此,在农村中的“三反”以从县区机关的“三反”和整党建党工作,必须和上述各项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而不要分裂开来进行。为此,各级党委必须立即准备并作适当的布置,以便能够在秋征以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县区乡3级脱离生产的干部,除开担任生产和城乡交流的财经工作干部仍应全力照常工作外,担任党务及土改工作的干部凡可抽出者,应即抽出,适当地分批集中,在新区,以准备秋后士改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等项工作为目标,在老区,以准备秋后整党建党工作为目标,进行一个时期的整训,并在这种整训中抽出10天至20天的时间进行“三反”,解决集训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三反”问题,少数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干部则由地委集中另行处理。担任财经工作干部的整训和“三反”,则待以后另行办理。如此,可以准备好今年秋后乡村中的工作。乡村中的“三反”(中央将另发指示),在老区应在整党中进行,即由整党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可吸收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而不在群众中进行,在新区乡村中的“三反”,则在土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中采用整风、审查鉴定干部、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进行,不单独提出,三反”的口号。如此,方能使乡村中的“三反”及整党建党和其他各项工作均能配合进行,否则,必致互相妨碍,使今年在乡村中的许多重要工作受到损失。在老区乡村中,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完成整党,清除坏分子并令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退党以后,应在那些必要而有条件的乡村中接收一些新党员,因为不少乡村党的组织在调出若干优秀党员后,它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份,方能振作起来。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8项标准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8项标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中,应有5个党员以上(一般不超过10人)的支部,才能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与农村中各项建设工作。全国有12万个新区乡村,还有2万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在老区已有党的组织的乡村中还应接收一些党员。如此,在农村中要接收将近100万党员。这是必须认真地进行许多工作才能作好的。

  各级党委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以积极的态度,讨论研究,并认真地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一切借口工作忙,任务大,时间紧迫而忽视整党建党工作的现象,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省市区党委以上党委,应即根据这个指示拟订自己的整党建党计划,并立即进行准备。执行情形随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同志:

  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

  6月6日上午3时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略有修改”,是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

  华东局组织部并告各中央局:

  5月10日来函及附件均悉。

  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1949年7月中央组织部复东北局组织部的电中“暂保留其党籍”的规定,今天已不适用,应即作废,特作新的规定如下:

  一、目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所以农村中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宣传并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即以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党的这种政策。因此对于已成为阻碍或破坏劳动互助生产合作的富农成份的党员,必须加以严肃地处理,以贯彻党的政策,保持党的纯洁。

  二、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党员的党籍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渐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他的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他的其他方面,亦未丧失党员条件,自应保留其党籍,党办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三、对于富农家庭出身、不直接参与剥削行为的党员,只要他能坚持党的立场,划清他与剥削者家庭的界限,则其本人的党籍不应受家庭成份的影响。

  中央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的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政务院的指示对工商户分类处理、核实定案和退财补税等具体政策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

  荣毅仁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他们的表现,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由此,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上海的反动资本家王康年,则在1953年2月28日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

  早在抗战期间,王康年在上海开办大康商行,经营日用产品;后在上海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设大康行西药部,用玉米粉改装为表飞鸣、阿斯匹林粉等假药,贻害病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3楼306室,改名大康药房,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负债千万余元,药房倒闭。上海解放后,大康药房复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康年借西药供应紧缺之机,在向37个国家机关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中,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行贿金额2万余元。骗到订货款后,采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等手法应付交货,如用次消发噻唑片充好消发噻唑片、用2000倍显微镜充2500倍显微镜等等;或拖延交货,甚至有23个国家机关的定货一直未交,价值7万余元。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荣军学校向王康年订购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金额3万余元,他一直拖延不交货,志愿军5次催货,他将前线不需要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王康年还用诈欺伎俩向银行骗取大量贷款,拖欠不还,套购大量外汇,偷漏国家税收;盗窃、诈骗国家资财总计金额26.1万余元。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6月14日,毛泽东为了防止干部子女搞特殊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及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

  此前,大会秘书组在会议筹备期间,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傅作义身边小声说: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两人步出会场,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指着大殿一角经过了修补的地方,漫不经心地问:

  “还记得吧?”

  傅作义当然记得,那还是在1949年初,解放军为阻止蒋介石从天坛临时飞机场抢运武器和亲信分子,不得不炮击临时飞机场,不慎将殿角炸掉了一块儿。毛泽东拍着傅作义的肩头,笑着说:

  “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如何?”

  傅作义连声说: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了。”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补也补不得喽,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连忙说: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回国任职。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

  6月23日,陈赓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亲切地会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

  “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

  众人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

  “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又说:

  “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现在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3个连队找不到一个会修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凝视着陈赓,又转向周恩来、朱德说:

  “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曾向我建议说,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毛泽东转对陈赓说:

  “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那个草案你看到了吧?谁来办?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说:

  “这个我可是隔行,恐怕办不好。”

  “你隔行,你说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办学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总理,找我,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来也说:

  “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红军干部团不是很出色吗?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你刚从前线回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你对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的悬殊差别是有体会的吧!”

  陈赓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说,便说:

  “好吧。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月23日,毛泽东给毛泽连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润发贤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1952年7月7日,毛泽东在给少年时期的朋友张有成的信中写道:

  “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诉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华东工业会议的报告和东北、华北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已收到。中央同意华东所提当前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东北、华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各项部署和意见,并提出以下两点,请加注意:

  一、增产节约运动,是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个全面任务,其意义和目的,是要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依靠广大职工的空前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积极性,不仅要努力完成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必要基础,从而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因之,除了制订增产节约的奋斗目标,并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外,必须注意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其次在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竞赛运动时,应该注意根据各种产品供销的不同情况,分别地、具体地规定各个厂矿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料足、销路好的厂矿,应该首先注意增产,并在增产中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凡销路好,但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厂矿,应首先注意节约,从节约原材料中来争取增产。凡销路和原材料供应都有困难的厂矿,则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以上3种厂矿,都应具体地分析自己的内部情况,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最关键的一环,从而推动全面,保证全国生产在各方面能有节奏的、平衡的前进。原则,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由于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产生职工多余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担心有剩余职工,而不敢坚决地实行企业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对因生产改革多余下来的职工,必须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至于多余职工的工资,仍应计入各厂矿成本之内(今年是已经编入财务计划内的),而另从节省原材料、节省运输,减少管理费、加速资金的周转中来努力降低成本。

  二、在私营企业中,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迅速结合生产与生活,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团结资方,及时转入生产。因之,第一,在杜绝资本家再施“五毒”、认真执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条件下,亦应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订增产节约计划,组织竞赛,动员劳资双方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第二,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应根据各地各业的不同情况,通过劳资协商的方式订立集体合同,合理地解决工资、工时及工人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至于监督生产问题,除在大城市选择一、二个适当的工厂,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外,目前不普遍实行,待劳资关系走入正常及生产恢复后,准备今冬明春重点实行。

  三、此电及华东、东北、华北3个报告,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签发训词。他还批示道:“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即刘伯承——笔者注)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训词全文如下: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地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32%。

  7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这一天,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金日成并转李克农的电报,电报中说:

  “接受敌人13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

  “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1952年8月,毛泽东指示朝鲜前线指挥员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说: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就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以极大杀伤。”

  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地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在政协会议上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在谈话中饶有兴趣地问道: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说明。

  8月7日,毛泽东召见了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间,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任上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副主任、交通办公室主任。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是年8月,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欲知江青在苏联的医疗结果如何,且看以后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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