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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47章

2018-12-12 11:16:0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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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7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

  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

  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话说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1月9日,毛宇居第2次来到北京。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毛宇居和文梅清。一番寒暄过后,毛宇居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

  “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委托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原来,韶山乡政府决定将韶山乡第三学校改建为韶山小学,特意委托毛宇居来京请毛泽东为新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听了,问道:

  “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说:

  “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更加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点点头说:

  “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办好教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毛宇居见毛泽东兴致很高,当即提出请他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问:

  “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说:

  “乡政府准备叫‘韶山小学’,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

  “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

  毛泽东想了想,认真地说:

  “不,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连连说:

  “好!好!主席想得真周到。”

  于是,毛泽东便起身来到办公桌前,铺开纸,提起笔,认真书写起来,并且一连写了好几幅“韶山学校”,说是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高兴得合不拢嘴,便将这几幅字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此后,他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

  11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做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毛泽东指定由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中写道: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11月15日,毛宇居要回湖南了。毛泽东吩咐秘书支取自己的稿费,又给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亲友买了一些布匹,请毛宇居把钱和布匹一起带回去分赠给家乡亲友。他怕毛宇居记不住,便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了一个便条:

  谭熙春200万元,邹普勋100万元,蔚生六婶100万元,毛月秋衣料4丈,邹香庭衣料4丈,张四维衣料4丈,毛笔珠(即毛碧珠——笔者注)衣料4丈。

  毛泽东 赠

  1952年11月15日

  1952年11月,毛泽东根据贺龙的请求,亲自任命贺龙兼任新中国的体育委员会主任。贺龙说:

  “我若不能实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

  自此,贺龙艰苦创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很快就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体育队伍,功绩卓著。

  贺龙一生喜爱体育运动,在各类项目中,尤其擅长打篮球,他在红军时期,就亲手组建了“战斗篮球队”。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第一个文件。

  12月2日,美国刚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战场前线视察。

  艾森豪威尔不同寻常的举动,以及有关“联合国军”频繁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的情报,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他马上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形势与明年作战方针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立即在报告上写出了3段批语:

  “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工作报告,致电班禅说:

  “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祝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

  他还在电文中交代班禅说,后藏建设需要中央帮助之处,请与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商洽,然后报中央审核。

  12月5日,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消息一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

  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党组:

  现在中央正在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如何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及其他民族事务列入五年建设计划之内,是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现就几项问题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意见,望各级党委加以研究后,根据本区少数民族情况作出具体计划,并应指导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制订该区自己的建设计划。其中属于地方可以办理者,列入地方计划之内,应请中央考虑列入五年计划之内者,报中央考虑处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注意将有关民族地区的建设部分列入自己计划之内。在制订计划时,各部门应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协商进行。

  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民族事务的基本任务是,全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逐渐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大量而普遍地培养和训练少数民族的干部,并进行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的有关工作。

  二、凡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争取在1957年底以前,将民族自治区逐步建立起来。其中相当于专区及专区以下的民族自治区一般地应在1955年底以前建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也应在1955年内完成。

  三、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应以农业、牧业、贸易、交通为重点,某些民族根据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发展渔业、打猎、林业、手工业及各种副业为重点。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均应以等价交换甚至在一定期间内实行补贴的办法大力推进贸易工作,并逐渐发展合作社。除修筑铁道的地区外,应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公路干线,修补重要道路和桥梁,并可有重点地在若干地区逐步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除国家选定建设的重要工矿企业外,在少数民族的中心区域某些人口集中地区,应建立某些为人民生活所必需与发展人民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不同规模的工业。

  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应着重在:逐步建立中心区和人口集中地区的医院、卫生院、医务所和农村草地的医疗队、防疫站、驱梅站及其他卫生医疗工作,各种学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扫盲工作,电影和幻灯教育,少数民族语文的出版、广播工作,文艺及体育活动。

  五、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5年内应着重普通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训练,并培养迫切需要的专业和技术干部。应办好民族学院,并继续开办各种干部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六、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计划在目前情况下,是不易作到完全切合实际的,但应尽可能作到这点,以便能切实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几项建设工作。因此,在制订计划时,既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愿望,又必须充分估计各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各种不同的情况,并根据可能实现的条件,不要提空洞的难以实现的计划。宁肯超额完成计划,不要把没有把握的事订入计划。在做计划时还要留出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修改和增补。

  中央

  12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单独同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邓华谈话。

  12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聂荣臻、邓华列席了会议。

  12月9日,毛泽东致信邓华说:

  “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12月9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

  12月11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又约聂荣臻谈话。

  12月间,杨步浩到北京参观国营农场,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主席很忙,还是别再安排他跟主席见面了。”

  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忙,毛主席可以不会客,但来自延安的代耕人,咋能不见!”

  于是,3天后,毛泽东派人把杨步浩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松开。杨步浩说:

  “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们。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破坏的情况,现在恢复得怎样?材料带来没有?”

  杨步浩说:

  “带来了,是乡长写的。”

  因为那位乡长文化低,字写得不整齐,毛泽东看不清,杨步浩就给毛泽东指点着,终于看完了材料。二人正说着,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祝你回去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干杯!”

  杨步浩也举起酒杯,说:

  “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干杯!”

  二人相对一笑,一饮而尽。

  吃过饭,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要杨步浩回去好好带动乡亲们发展生产,把长年互助组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见杨步浩衣服单薄,就让秘书安排,给他做一身衣服。过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杨步浩送来一套华达呢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子,还有几丈花布,几丈花达呢,说叫给孩子们做衣服。

  杨步浩要回陕北了,毛泽东临别嘱托他说:

  “转告乡亲们,陕北对中国革命贡献太大了,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延安传统,尽早恢复战争创伤。”

  杨步浩从北京回去后,又给毛泽东寄来了延安的小米、瓜子和绿豆。毛泽东收到后,给延安地委写信说:

  “杨劳动英雄给我送的礼物都收到了。谢谢六合乡人民,庆祝1953年大丰收。”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派去了慰问团、医疗队,拨去了救济款,慰问陕北革命老区人民。毛泽东还特意差人给杨步浩捎去了白糖、白酒。

  后来,杨步浩回忆毛泽东说:“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是个七情六欲都不少的普通人。”

  12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话,说其他阶级(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联合专政中只等于零(忘记了又不等于零的一个方面)。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谈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则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

  中央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朝鲜前线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电,他写道:

  “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电文中还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毛泽东在指示电中的最后部分写道:

  “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这正是:耳提面命多谨慎,褒奖激励为一搏。备战缘是求和平,不战而胜是上策。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为此,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的党组及各中央局、省(市)委以及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党组应即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发1953年的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由首长负责,组织足够力量,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为做好这一工作,特就编制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指示:

  一、我们国家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由于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不愿和平,继续采取拖延甚至可能扩大侵朝战争的政策,估计朝鲜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停止,这一情况决定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因此,我们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利,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并顾,这是我们制订计划的出发点。必须由此出发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

  二、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要求我们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我们必须在5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为此,一切次要的可以推迟的建设必须推迟,一切对国家不起重要作用的工程投资必须削减,盲目铺摊子的现象必须克服,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符合于国家全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有些同志光看到局部的需要,企图一下子把“好事”办完,处处搞大规模,样样搞大规模,分散使用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其结果必然使国家的主要工程无法完成,使国家大规模建设化为乌有。显然这是一种很有害的作法,必须予以制止。

  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特别是保证其中主要工程的完成,决不能理解为取消了国家建设的大规模性质,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各部门和各地方在自己的计划中,应根据国家建设方针和统一的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加速国家的建设。

  三、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预计1953年至1957年国家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0%至60%,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同时,除了必要的国内无法制造的机器设备必须靠国外订货解决以外,应依靠现有工业设备的生产来满足;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巨大需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也要求我们现有的工厂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因此,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就成为制订生产计划时最为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并以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标准;应充分估计企业中各种有利的因素和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不能只强调困难和不利的因素,只根据薄弱环节来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不仅应在产品数量(包括产品品种)方面有先进的指标,而只应在产品的质量、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也应有具体的先进的指标。有些同志认为“生产到顶”、“潜力挖光”,满足于已得成绩和现有水平,不积极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现有设备潜在力量,甚至为了不费气力而完成与超过计划,多得奖金,竟企图压低生产计划的作法,以及某些同志埋怨旧设备破破烂烂,放松甚至放弃对现有企业的领导的作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因此,与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编制正确的生产计划的必要前提。

  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离开科学的根据和不具体分析实际状况,以及不正确地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同样是不能做好计划工作的。因此,具体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工业的现有设备,原料的分布及其发展前途,天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可能性,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的状况,人力和资金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经济、各种工业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等等,正是我们正确制订计划的基础。目前特别要对1952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从此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并在这一基础上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

  五、在各部门和各地方计划时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是必须采取的方法。群众是国家计划的直接执行者,经过群众讨论,可以考验计划的正确程度。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证明,计划经过群众讨论后,即可把原计划提到更高水平,并可根据群众的智慧解决许多困难,有力地克服某些企业领导者的保守思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各厂矿企业部门在1953年的计划编制之后,应交职工讨论,以便根据职工的意见修正计划,把计划变成广大职工自觉的奋斗目标。

  六、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是一件极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仅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且由于计划机构的不健全和统计资料的缺乏,以及编制时间的紧迫等等,都使计划工作增加很多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各经济、文教部门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真正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克服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各大行政区应争取按原规定于1月10日前首先编制好1953年的计划送达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

  中央

  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政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说: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依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再过两天就是毛泽东的生日了,这一天,毛泽东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活动一下,还没有下台阶,叶子龙就来到了他面前,请示道:

  “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为您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

  说着,他将手中的一沓子文稿,稍微向高处抬了一下,亮在毛泽东的眼皮下。毛泽东果断地说:

  “收下来,都不要见报。”

  叶子龙转身就要离去,毛泽东补充说:

  “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祝寿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鹤滨陪他吃饭。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过厅,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工作人员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3碟小菜,这些都是厨师老廖按照湖南的风味制作的;还有一盘酱牛肉片。桌上没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却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条。桌子上还摆着两只高脚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

  毛泽东从卧室来到过厅,待王鹤滨坐下,就微笑着举着酒杯说:

  “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急忙站了起来,双手擎着酒杯,与毛泽东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动地说:

  “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说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毛泽东也喝了一口酒,高兴地说: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毛泽东说着,伸过手将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过去,要先给王鹤滨盛汤面,王鹤滨急忙站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了面条,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毛泽东夹了一点小菜,伴着面条吃了两口,微笑着说: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里有什么万岁呀!”

  王鹤滨说:

  “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100岁,或者更长一点年龄的。”

  “是的。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12月27日,毛泽东将友人蒋泽霖赠送给他的钱东壁临的《兰亭十三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12月27日,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

  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大市委并中财委:

  全总党组12月16日《关于全国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悉。中央同意这一报告,认为:1、有计划地推广一个各方面经验都成熟的典型工厂的经验到全国各厂矿去是可以的。但在推广时,应切实照顾本地本厂矿的具体条件而不要硬套硬搬。2、五三工厂的3项经验,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完全成功的经验,应予推广。3、全总这个会议的方法,只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只介绍一个成熟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全总党组所建议的为了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的7项办法,望各级党委帮助督促其实现。

  中央

  12月28日,原第2野战军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陈云开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在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说:

  “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高智一听这话既高兴,又紧张。他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泽东听不清,而毛泽东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听不懂,弄不好会误了大事。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自己也只能服从了,他对叶子龙说:

  “我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来到菊香书屋报到,毛泽东因睡得很晚,还没起床,机要秘书罗光禄便找出一些文件,让他看,以便让他及早熟悉情况。罗光禄还告诉他,应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着办公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轻声交代说:

  “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

  看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值班卫士打电话通知罗光禄说:

  “主席睡醒了。”

  罗光禄放下电话,对高智说:

  “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高智随着罗光禄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他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看。罗光禄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说罢,他将准备给毛泽东看的文件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高智也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泽东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缓缓起身,与高智握手,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

  “啊!佳县我去过。你在哪里上过学?”

  高智说他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1年多。毛泽东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说,他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清楚,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

  高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他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碧是王白石的碧……”

  “英——是英雄的英。”毛泽东微笑着拉长声调:“霍——碧——英。”

  高智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饭,他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毛泽东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要高智“帮”他做点事,这使高智十分感动。高智赶忙说:“好,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的3项伟大任务。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11月17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1万8千字,现压缩为6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也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4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3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3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3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和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写道: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即宋时轮——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

  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原来,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即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而且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1月9日和1月11日,山东分局的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据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说,他看到毛泽东1月15日的信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月17日晚上7时,从武汉到达北京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

  1月18日,毛泽东接到赵浦珠的来信,反映他生活困难。

  赵浦珠是毛泽东舅母文赵氏的侄儿,又与毛泽东同在湖南新军一同当过兵。毛泽东并不因为他是地主成份,让秘书给赵浦珠寄去了300元。

  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1月9日《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向全军发出了“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并主持研究与草拟“军衔条例”及“实施规程”和“军官服役等条例”。军务部负责主持研究与制定“各兵种的肩章、标章、识别符号的图样、式样。”总后勤部主持研究制定部队之职务薪金与军衔薪金标准及实行军衔后的服装式样。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动员教育的工作指示。

  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李维汉、邓小平、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8人组成,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22日,原第1野战军第1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辖第1师、第2师、第7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隶属第19兵团(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1月30日,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请了15天假回山西盂县探亲。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来,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亲自为李家骥拟定了调查提纲,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另外,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摆架子,这样就不好办了。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1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1月31日晚,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后勤学院李聚奎院长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井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于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的改组”的提法,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它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介石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2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54军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入朝参战,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后隶属第20兵团)。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1952年10月8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

  一、为适应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其有关计划业务,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东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应一律改为财经委员会。

  二、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应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综合编制全省、市的地方国营工业、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农业、林业、水利、手工业以及属于地方经营的其他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并负责编制必要的地区性的物资和劳动平衡计划;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总结先进经验,积极推动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保证各社会经济成份逐步按比例的发展和协调。

  三、在目前各大区的财委仍应负责汇总省、市报送的各种计划,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

  四、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应由财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大区、省、市按照工作繁简在财委原有编制外,另设包括30人到50人的计划局或处,分设若干计划组进行工作,受同级财委及上级计划机关的双重领导。专署、县的计划机构的编制待5月全国编制会议决定。

  五、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之国营企业和文教部门所编计划,除直接报送主管上级外,同时应将计划副本抄送大区的,省、市的计划局或处,以便大区、省、市综合编制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

  六、为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在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机构,各级统计机构的编制各级党委应按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规定,迅速把干部配齐;各大区、省、市的统计部门,应受各该级财委指导;各级统计部门应经常供给各级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中央

  2月15日,中共中央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发给全党试行。

  2月15日,卫士李家骥从老家山西盂县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父亲的病情,接着又汇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李家骥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的痛苦,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家骥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为了给他治病,老乡3次赶着马车进城请医生都没有请来。毛泽东“噢”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李家骥说:

  “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放下笔,对李家骥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能否写个材料给我看?”

  李家骥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他掂量了好几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他主动问李家骥要了几次,李家骥没办法,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毛泽东将李家骥的材料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鹤滨。李家骥一见就要要回来,王鹤滨不给,李家骥想抢也没有抢到手。王鹤滨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主席有批示,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王鹤滨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家骥调查报告的批语,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李家骥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有些重要的话,他还划了曲线或双曲线。材料上没有标题,毛泽东加上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这样的标题。材料后面没有落款,毛泽东又写上“李家骥”3个字。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他写道:

  “写得很好,希望全班传阅,但有些错别字。 毛泽东 年 月 日。”

  再说2月15日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随行领导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还有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沪铁路干线,经过天津向南驰去,到达德州车站时,缓慢平稳的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度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之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

  这天上午,专列路过邢台,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当着罗瑞卿、杨尚昆和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面,向毛泽东汇报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他说,全县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毛泽东听了又高兴又惊讶,问他原因是什么?张玉美回答说: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他还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70户人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在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了12%。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他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在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他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了,毛泽东说:

  “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张玉美请求毛泽东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

  2月16日,毛泽东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接见河南省委和黄委会负责人,他打开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和黄河规划图,一边听汇报,一边在图上一一找出水利工程的位置,详细询问这些地方的现状和怎样安排库区居民。

  专列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通过轮船的摆渡,慢慢地爬上了长江南岸的铁路线。毛泽东计算着时间,整整用了1个小时,他对随行人员说:

  “必须在这天堑上架起桥梁,那将会节省多少时间啊!南粮北调、北煤南运要快得多了,运输量将会大大增加。”

  毛泽东在南京车站下车后,由迎接他的南京市领导人和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接着,乘汽车驶入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他隔着车窗,不断地左顾右盼,要看一看这座解放后的虎踞龙盘的江南古都。

  毛泽东在南京市委接待处只停留了几分钟,和钟期光等人进行了简单交谈。

  钟期光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儒将,有才学。他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乳名钟昱明。钟期光家是佃农,由于家境不好,5个姐姐和2个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钟期光父辈是兄弟两个,因伯父没有儿子,父亲就将钟期光的一半过继给伯父。所以,钟期光刚满4岁,父母和伯父就倾其所有送他去读书。钟期光聪颖好学,10岁时曾作了一首《燕子歌》的诗,诗中说:“喜燕来时乐汝居,忽闻门外一声叽。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读书。”钟期光12岁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经教师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钟期光义愤填膺,参加了湖南农民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学赵孟頫甚有功夫。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书写。钟期光在1951年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

  毛泽东对钟期光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他把南京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为军事学院的题词是:

  “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毛泽东稍作休息后又返回车站,踏上了专列,摆渡回长江北岸,向武汉驶去。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的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的领导人接着,住进了与武汉市委大院相邻的一个大院。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他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他站在房子面前,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地给身边的人介绍。毛泽东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他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晚上8点10分,毛泽东与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

  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在饭后的谈话中说: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全国解放以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上午,已经连续下了几天大雪的武汉三镇,迎来了第一个晴天。这一天是初五,武汉三镇非常热闹,有耍狮子的,有玩龙灯的。

  毛泽东一行人在湖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先念的陪同下,乘车到东湖疗养院,探视在那里疗养的病人。

  病员们得知毛泽东到来的讯息,兴奋异常。毛泽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走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郑位三同志在哪个房间?”

  毛泽东走过了一个病区,未见到郑位三,就问疗养院的领导。那位领导人指着另一个病区说:

  “郑位三同志在那一个病区。”

  毛泽东来到郑位三的单人房间,郑位三急忙从床上下来,说:

  “主席身体好!”

  “你好,位三同志,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主席!”

  毛泽东从疗养院出来,突然决定要去蛇山。汽车向蛇山驰去。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人没费力气就登上了不太高的蛇山山顶。

  毛泽东来到蛇山黄鹤楼西侧数十米处,随行人员散立在他的左右,他面对着浩瀚的大江,精神振奋,举目西望。

  早在1927年,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曾经在蛇山吟出了“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一忧国忧民的著名诗篇。而今旧地重游,他已经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

  一个时期以来,武汉人民设想修一座长江大桥的报告早已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因为需要勘察设计,方案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次他来到武汉来,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长江第一桥修在黄鹤楼旧址处是否合适。

  这一天,游山踏青的人不多。毛泽东在蛇山上从东头走到西头。此时,山上没有多少人,偶尔有一两个小学生。毛泽东穿着灰色大衣,保卫人员劝他戴上口罩。不一会儿,来到山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的就跟在毛泽东等人身后不远。毛泽东看见路旁有位卖油炸豆腐的老汉,就上前搭话,他弯着腰,用手指着油炸豆腐问道:

  “老乡,你这是做的什么买卖?”

  老汉说:

  “我是炸豆腐的。”

  毛泽东说:

  “这个生意还好吗,能挣多少钱?”

  老汉说:

  “好,好,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

  说完,又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游山来啦?”

  “对,山上走一走。”

  毛泽东身边的人,见他聊了几句,就请他继续往前走。走在后面的罗光禄问那位老汉:

  “你知道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谁吗?”

  老汉摇摇头说:

  “不知道是谁,不过肯定是个大官!”

  老汉的话,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今生今日竟然能有机会和毛泽东面对面说话。

  毛泽东是一位不爱受拘束的人,他戴着口罩觉得很难受,走了一会儿便把口罩取下来了。一个刚吃了油炸豆腐的小姑娘,望着毛泽东,用手扯了一下她的小伙伴,带着惊喜、疑惑地口吻说:

  “毛主席?!”

  那个小姑娘也看出来了,惊喜地叫道:

  “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两位小姑娘的呼唤声,面带笑容,慈祥和蔼地看着她俩。两位小姑娘惊喜若狂了,激动得欢呼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微笑着,弯着腰,伸出双手,抚着她们的肩膀。两位小姑娘各拉着毛泽东的一只大手,依偎在毛泽东的一左一右。

  小姑娘们的惊呼声,早已惊动了游山踏青的群众,他们一看,果然是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得喊了起来:

  “啊!毛主席来啦!”

  这一下,众多的游人闻声赶来,离得最近的几个青年飞奔而至,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赶来的游人都想往前挤,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他越往前走,人越多,群众将他团团围住。毛泽东热情地同群众们握手,同他们交谈。

  毛泽东的手再也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伸出的手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把毛泽东都拉得摇摇晃晃了。挤不到毛泽东身边的人激动得连连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一看这情形,顿时急了,他们前后左右拼命地把毛泽东保护了起来。此时,已经是人潮涌动,欢声四起,此起彼伏: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罗瑞卿一看群众越来越多,似潮水般涌来,急忙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主席,到黄鹤楼去休息一下吧,等等再走。”

  毛泽东抽出被卫士扶持着的手,在胸前倾斜着摆动了一下,带着微笑,继续向前走去。大家都劝毛泽东不要往前走了。罗瑞卿说:

  “这样的环境,这么多人混杂在一起,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没啥子关系,我们是有准备的,敌人是没有准备的,怕什么呢?”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此时下山,谈何容易。毛泽东刚迈出一两步,就动不了啦,前面的群众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去路,而且被冲击得不停地倒退着。身高1米8以上的罗瑞卿,拉着比他还要高几厘米的武擎天,迅速插到毛泽东的两侧,一左一右,搀扶着毛泽东,杨尚昆、李先念紧贴在毛泽东身后,其他的随从人员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圆形人墙,众人宛如一叶小舟,在人流中向山坡下缓慢地移动。

  罗瑞卿的衣扣解开了,敞着衣服,满头大汗,焦虑得紧皱着眉头。大块头的武擎天也敞开了衣服,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热爱毛主席,请不要挤!”

  罗瑞卿也呼喊着:

  “请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们也都用同样的话语呼喊着,但是,无济于事。在毛泽东右侧的王鹤滨,因为右手还提着一个应急药箱,别说保护毛泽东了,就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两次被踩掉了鞋子,挤来挤去,终于被挤出了人群。

  罗瑞卿等人护卫着毛泽东,终于到了黄鹤楼,终于进入轮船码头,终于登上了摆渡船。罗瑞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擦着头上的汗,他说:

  “好险啊!万一毛主席出点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啊!”

  此时游山的群众顺着山势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整个山坡,重重叠叠形成了一座人山,千万双手臂挥动了起来,他们热烈欢呼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面带笑容,抬起了右臂,不住地挥动着,与山上、岸上的群众告别。

  毛泽东一回到住地,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马上向毛泽东作检讨,请求严厉处分。毛泽东把右手一扬,说:

  “什么严厉处分?我还要表扬你们,这次是我最实际的实地考察。你们是虚惊一场,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啰!”

  是日晚上,毛泽东让武汉市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汇报手工业问题。

  毛泽东说到码头工人的情况时说:

  “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被搬运工敲了竹杠。”

  武汉的负责人说:

  “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欲知毛泽东此次视察还有什么要事趣事?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叙述了高岗和刘少奇及薄一波之间产生矛盾的由来,而在这一时期由中财委和财政部在薄一波主持下制定的新税制,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不久终于成为党内刘少奇与高岗之间一次重大斗争的导火索,致使薄一波由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职务,高岗也由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可谓是两虎相斗,凶险无比,后来者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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