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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49章

2018-12-22 09:31:5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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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

  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

  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

  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材料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且说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晚,毛泽东将2月25日的一封群众来信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

  这位来信者是一位参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人,他在信中反映了1月29日中国文联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在这封来信中批示道:

  “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

  “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

  “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纱,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斯大林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盛赞斯大林的光辉业绩和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3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农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党组: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3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5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机器投入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以1952年实产量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约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5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以上这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中 央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辞。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的和及时的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应严格区分请求批示或报告的两种性质,并须随时注意改进和提高报告的内容及改善报告的具体方法。属于请示性质的,须严格遵守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原则,并须在报告中注明请求批示及请求何人或何机关批示。如时间紧急者,亦应特别标明。属于报告性质的,一律不要写“是否有当,请求指示”的字样,中央对这一类的报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发现其中有须予指示的问题,中央当另作指示。定期综合报告即属于这一类性质。即使在综合报告中涉及需要请示的问题,亦必须将该问题另作专题请示,不得混淆。定期综合报告,一般应每两周一次,某些部门经过中央批准得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报告必须有内容,要能说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带政策性的问题,力戒琐碎。文字以精练生动为好。某些重大问题或带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向中央作专题报告,时间不限,字数亦不宜过长。

  其次,政府各部门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甲、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简报或情报,内容须经过选择和整理,以反映能够看得出问题的,特别是新的问题的材料为主。简报或情报宜短不宜长。乙、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丙、经常有计划、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带统计性质的、必要的数字资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质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在会议接近开始或接近结束时,应将所讨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向中央作一报告。如属有关全局的、政策性质重大的结论,则须提请中央批准,始得向到会人员宣布。在会议结束以后,应再向中央作一总结性的报告。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种会议情况,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可于每月月底将下月份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的情况,列成简表报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门一切给中央的文件电报的上款,均须将主致者和并报者或转报者,分别写清,同时应注明已经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现在的组织情况,并使同一系统的各个部门便于联系起见,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这些部门的党组,应仍称党组小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成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政务院负责同志如发现此类事项仍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应即提向中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续处理。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局、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前述这些同志应就自己分工范围内,确定哪些事件应向中央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应责成各部门负责进行,哪些事件应按政府系统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处理,以及承办中央所交付的有关任务和有关工作。

  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目前政府各部门应即着手这一准备。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对政府各部门工作了解全貌,并对各部门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时间过久,决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得按照政府各部门的性质分别合并提出讨论,在每次提出讨论中并应有一定的重点。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11次或12次,计:政法工作两次,财经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两次,外交工作1次,监察、人事工作1次,侨务、民族工作1次。此期讨论可从3月开始,以批准各该部门的工作计划或其工作方针为主。待全部讨论完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和需要,拟定以后的讨论方案。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3月14日,原第3野战军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谢福林率第61师、第62师、第63师,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隶属第20兵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支入朝部队。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张执一同志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并听取了马杰同志的汇报,中央认为中南行政委员会这次派访问团到河南访问,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响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绪。但所发现的问题很严重,望河南省委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的民族政策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处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理经过和结果,须向中央提出报告。

  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得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肃定西地委派人访问靖远县打拉池一个乡的回汉关系时所发现的问题,新疆在去年中央会议上和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现的问题,西康在最近省委会议上所发现的关于我们同志在凉山彝族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二三年来西北、西南、西藏、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

  中央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华东局,山东分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

  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向山东分局的报告收悉。同意聊城地委的检讨和分局、华东局的意见。最近各地均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这种错误屡纠屡犯,实有一重大原因,这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高唐县在布置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时候,忽略了工作的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靠手工经营的小生产者,即使早拔棉柴是一件好事,是可行的,有利的,但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状况下,这一村与那一村,这一户与那一户,这一块地与那一块地经营条件均有其差别性,勉强要求整齐划一,必为群众所难接受,又因为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试验不成即影响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几年翻不过身来的危险。因此,有利于群众的生产改革,未经群众自己亲身的体察与经验,就急于推广,结果势必形成强迫命令,而一有损失就引来农民怨恨,将好事变为坏事。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中国农村中各地原来都有一些比较进步而且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各县区乡干部应着重于深入农民,发现这种先进技术与方法,把它总结与提高一步,并逐渐推广。至于外来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包括改良种子),即使在当地是可行的有利的,也不能命令群众一下子执行,而应在县立国营农场先行试验,俟试验确实有效,再吸引群众参观,加以宣传教育,再行逐步推广,切不可将行之于集体农庄及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机械地用之于个体农民。这一个原则如不掌握好,则所有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此件可登党刊。

  中央

  3月19日,毛泽东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来发去了一封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1952年12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有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的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5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生产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地提倡和适当地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他使用擦澡健身法: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2日,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复了一份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21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的。是日晚,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写道:

  “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地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重新修改和补充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中一是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又加写了两段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总社,中央财经各部门党组:

  一、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维持手工业经济的必要,由湖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很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省可在适当时间仿照湖北的办法召开一次。现将湖北省报告转去,供你们参考。

  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已经为现代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下去,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尚未为现代工业所代替,尚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是不应当衰落的。衰落了,不但将引起广大手工业者的生活问题,增加城市乡村的失业人口,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产,并将波及商业市场,使之呆滞。因此,在农业使用手工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对于手工业经济的维持,对于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扶植,必须十分重视。不重视是要犯错误的。

  三、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的劳资、雇佣和师徒3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

  四、在手工业中分类排队,分别确定各行业的维持,发展或转业的问题,避免盲目扶植的错误,这是对的。但对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而不可任意地制定计划,强制他们发展哪一行或闭歇哪一行,增产多少或减产多少。我们只应当晓以利弊,由各行业自己协商,不要任意干涉,更不要随便试行无把握的政策。一切问题,均应从照顾他们利益出发,由他们自己协商,取得他们同意,照顾到主客观需要和可能条件去求解决。

  五、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60%至70%,有的竟至有80%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40%至30%或20%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因此,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着重与当地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订立合同,帮助他们供应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而又为供销合作社社员所需要的成品。县区合作社,应根据社员需要,自己开办手工作坊,以供应社员生产资料的需要(如烧石灰、铁匠炉、榨油等)。与手工业者结合,应成为供销合作社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

  六、党的农村工作部应将手工业工作,列为本身的一种业务,帮助党委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并推动政府有关各部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共中央

  在这3月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有关方面终于找到了贺怡为之丧命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刘晓农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委托他寻找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一些党政军干部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曾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里,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他办公室来。邵式平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说:“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随后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转业到了省民政厅。他接受了朱开铨交代的任务,立马来到了瑞金县。他在叶坪乡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询问。他们说:“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叫朱道来,已经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到南京去了。”回忆起接收朱道来的情形,夫妇二人说“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朱盛苔夫妇所说的将朱道来领到南京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来带到南京去。

  王家珍问,朱月倩来接朱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被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

  王家珍带着朱道来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朱开铨又报告给邵式平,邵式平将朱道来的照片送给贺子珍辨认,贺子珍看后说:“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邵式平马上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王家珍、黄月英经过一番周折,将朱道来带到了上海。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备区空防司令员贺敏学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端祥了许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她颤抖着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看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来后,都觉得这孩子很像毛泽东!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见了朱道来,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

  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带朱道来到医院体检验血。部队一家大医院化验的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相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和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都曾来招待所看望朱道来。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在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周恩来将“南京妈妈”哭闹的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做出裁决。此前,朱道来的照片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此时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不久,朱道来被送到了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又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

  后来在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12月病逝于南京。朱盛苔和黄月英的儿子朱运生也印证说:“记得文革时期的一年,朱道来回到过朱坊村,后来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芦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继英。后来贺敏学打来电报说道来病故。从此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刘晓农则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中说,朱道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南京不知被什么人打死了。此说至今没有旁证。

  且说在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士以下人员(含准尉)军衔评定工作指示》。

  1953年4月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早在1953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以陈正人为副部长。

  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1953年初,毛泽东指着开国大典前给他特意制作的4套黄呢料军衣,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李银桥叫到她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那4套黄制服,她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给你吧。”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

  “分给孙勇2套吧?”

  江青说:

  “好吧。”

  孙勇是毛泽东的副卫士长。李银桥先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那一件,又从3件中挑了一件,剩下的两件就送给了孙勇。

  毛泽东的衣服特别肥大,李银桥没法穿,就要把衣服改一改。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李银桥就把那件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衣服,改成了自己合身的衣服。

  4月15日,全国妇联第2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4月20日,邓华在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传达了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关于志愿军在谈判期间的行动指导方针,即:

  “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邓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5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

  4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邓华的战役计划。他还在批语中提出了另一手准备:

  “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

  4月23日,全国妇联第2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4月25日,在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上,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宣传部,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报社:

  天津市委3月26日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这个报告已由中央转发各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流行颇广,但是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广大范围内已达到世界上最高的水平,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例如厂矿和机器的设计)能够充分顾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的全面利益和工人的安全,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援助。

  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此外,有些地方批评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的说法,也不明确,容易使人产生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可以不重视或应该不重视技术的感觉。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我们所要批评的不是“技术观点”,而是那种“非政治的观点”。

  现在流行的这一类不明确的口号还有不少。例如批评生产单位不重视基本建设为“单纯生产观点”,批评完成任务不重视方法为“单纯任务观点”等。(本来应当说:“不要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基本建设”、“完成任务必须掌握政策和注意方法”等)这些口号的害处是使有不知其究竟意义何在,因而很容易从一个偏向转到另一个偏向。

  领导者应当善于找出正确的定型的言语来表达一定的思想,至少不要在领导性的工作中随意造出不正确不明确的言语。此点望在干部中和报纸上加以宣传。

  中共中央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说: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1排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2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3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

  毛泽东一直坚持着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泽东就堂弟毛泽荣寄来家乡的茶叶、火焙鱼等土特产、要求进京相会一事,给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请人带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写着:带交 毛泽荣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封。

  毛泽东在给毛泽荣的这封复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馈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工业部门党组:

  现将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一、华东局在1953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中提出:1、坚决贯彻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发掘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国家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并全面地保证完成计划。3、大力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继续派遣干部,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机构,加紧勘察设计,积极组织施工,作好材料准备与运输工作。中央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

  二、在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中进行生产改革时,应根据不同的厂矿不同的情况,发动群众,主要作好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充分发掘企业潜在力量,均衡地完成与超过国家计划,并保证产品的质量。各地党委必须认识: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的薄弱,各种责任制度未能建立或很不健全,正是目前许多厂矿管理工作落后及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点应引起各地党委与所有工业行政部门的极大注意。

  三、私营企业的各项改革应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目前各地党委应指导当地财委及工商管理机关,作好对私营企业的调查登记与管理工作。对于那些制造生产资料的较大的私营企业(例如上海的私营机器制造业),尤应调查了解其全部生产能力及生产特点,并将调查材料报送大区财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便按照国家需要组织其生产,使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四、目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已先后进入施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施工计划。对隐藏在基本建设工人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除随时注意侦察与防范外(进行破坏活动者应即时处理),在施工紧张阶段不宜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忠诚老实、自觉交代”的运动,这一工作,可推迟到今冬整训时进行。

  中央

  5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央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早在4月份,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在3月份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对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了调查。李维汉在这个调查报告中,提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报告上批示说:

  “党的任务是在10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意见,他还亲自打电话告诉李维汉说:

  “这个报告将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5月13日,中朝军队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提前发起了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重点打击李承晚伪军部队。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将宣布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5月15日,毛泽东给黄炎培送去了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材料,并给他写信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19日,毛泽东先后写了两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写道: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4个字下面均加有着重点——笔者注)。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戚本禹曾经问过江青,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意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建国初期,江青见毛泽东常常不高兴,便“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

  5月24日,毛泽东在萧克关于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第3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说: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

  5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回国任职。6月初,由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

  1953年6月5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他还给这5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1953年1月至2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这5个文件是: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关于新税制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的反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人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将近1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有163人。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一五”计划的问题;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后来,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8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两个月。

  整个会议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高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个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目光闪烁。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浅色麻子,故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高大麻子”。高岗在建国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人颇有工作能力,遇事敢决敢断,在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还很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欣赏。在1952年8月以后,高岗与邓小平、饶漱石(1953年进京)、邓子恢、习仲勋5人先后调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高岗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根据李维汉带领的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调查小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的调查材料提出的,原来的题目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个材料非常重视,后经修改,改名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写的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1、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逐步。

  对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他解释说:

  “考虑来考虑去,讲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3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是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的报告稿上的,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在这次会议上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第3种观点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系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步骤。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李维汉,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他提交的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讨论。

  6月15日下午,李维汉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6月15日这一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

  中朝军队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发布命令说:

  “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对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此前,中朝军队在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中,歼灭敌军41000多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战绩的10倍。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张祖谅曾经指挥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潜伏部队如同从天而降,仅用1小时零10分钟,就歼灭敌人1个团的大部,并占领全部预定目标。为此,第20兵团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6月16日,李承晚就艾森豪威尔6月6日对他的劝告,复函给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

  6月18日,李承晚又强行将27000余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印度总理尼赫鲁、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纷纷谴责李承晚的这一行径。

  6月19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6月20日,彭德怀在平壤致电毛泽东,建议说:

  再组织一个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三阶段攻势,“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歼灭伪军15000人”。

  6月21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等人说: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做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据此,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队。

  6月29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复信说:

  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2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14岁到18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8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9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的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900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100万拥护你们,800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4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6个月,你们也规定6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100万人能办到,800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新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3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个五年计划就是15年。1年一小步,5年一大步,3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6月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高岗的反党阴谋,他认为,刘少奇在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形成方针、路线性的错误,而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此时高岗要取而代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道:

  “我退到二线怎么样?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原来,毛泽东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罗瑞卿见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主席退居二线,当然是少奇同志来主持。不过……”

  毛泽东没等罗瑞卿说完,就说: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这个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岗。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候林彪没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这个人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1953年夏,毛泽东的孩子们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边。毛泽东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说。他没听到王鹤滨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迟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桌子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王鹤滨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王鹤滨这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王鹤滨与罗光禄带领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王鹤滨作为保健医生,认为毛泽东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他向毛泽东的儿女们讲述了吸烟的种种危害,大家决定仿照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样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务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讷、燕燕和丽娅这4位女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断,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者把糖块塞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女孩儿们摆布。

  医务人员和卫士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也同意医务人员、卫士和孩子们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每当想吸烟时,就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终于失败了。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给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符定一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诣编著的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写信要毛泽东为其题词。

  毛泽东在给符定一的复信中写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后来《联绵字典》于在1954年2月再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书名。

  再说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对“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详细阐述。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还说:

  “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起来了。”“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此时的高岗等人,看到财经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这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7月10日,陈赓向毛泽东汇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情况,毛泽东即请朱德一起听汇报。陈赓将一年来学院建设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然后提出面对国内外形势而急需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看法,并将学院教学任务急,教员缺,建筑规模大,国防经费少等问题和盘托出。他还说,整个教学设施配套建成,需要投资5000亿,我们也考虑到国家困难,想放慢建设速度,减少投资,但苏联顾问团不同意。毛泽东说:

  “你对形势的分析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顾问指导不行,急需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你提出的问题,我看都能解决。”

  他回头问朱德:

  “你的意见呢?”

  朱德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军工学院培养现代化技术军官是部队搞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有武器没人去驾驭不行。国防费是少一点,但应区别先后缓急,有重点开支。军工学院所需经费,应该充分保证。”

  毛泽东说:

  “陈赓,你去召集军政有关各部首长,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陈赓说:

  “我召集这个会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啊,还是请主席告总参谋部召集好。”

  毛泽东说:

  “就由你去告诉黄克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解决问题。”

  他又对朱德说:

  “我让陈赓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看来他的野心不小呢,要超过他的校长蒋中正先生呢。”

  陈赓对毛泽东说:

  “军工学院准备在9月1日开学,请主席写个训词,再为学报起个名字吧。”

  毛泽东说:

  “我已是一个官僚主义,不常写东西了,交给萧向荣起个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

  说罢,他便在宣纸上写下了毛体中不多见的近似宋徽宗瘦金体的两个大字——工学。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没想到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帽子,有人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7月13日21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两军突然发起“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齐发。不到1个小时,中朝军队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全部前沿阵地。

  7月19日,美国发表保证实施停战的声明,并向南朝鲜施加压力。中方也同意尽快签订停战协议。

  7月24日,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已经将李承晚的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全部歼灭,共计78000余人。

  这一天,朝鲜战场上的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前推进,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了变化,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

  7月27日,朝鲜时间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签字。

  于是,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至此就胜利地结束了。

  7月28日,停战双方把停战协议签字文本,分别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签署。

  克拉克对他的幕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俱有同感。”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突然昂首推门出屋,他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急剧起伏。这是毛泽东喜极或怒极时的一种常见的冲动表现。他运了一口气,放开喉咙唱了两句京剧。

  毛泽东唱京剧也有忽然记不起唱词的时候,每逢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会急不可耐的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将他喜爱的京剧唱词背下来,以便随时提醒他,让他高兴地唱下去。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如此激动和兴奋,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中朝人民胜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此次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公布美国阵亡54246人,失踪 8177人,被俘7140人,伤103284人,总计172847人。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也多达36万余人。志愿军防空部队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志愿军也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2.5亿元(相当于当时的25 亿美元)。

  战后,美国远东空军阿尔基准将曾经说过:

  “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整个结束后能见到一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长。”

  美军司令官们希望要见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从中央红军3军团调到1军团,又从1军团调到红4方面军,在西路军被打散之后,化装乞讨,千里寻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把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了。他在一个周末请周恩来一同来做刘思齐的工作。

  刘思齐回到家中,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向她诉说毛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刘思齐感到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还不曾寄回只言片语,难道他……

  刘思齐不敢再往下想了,显得心慌意乱起来。周恩来见状,就委婉地说道: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的革命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的声音尽管故意放得很轻,但对于刘思齐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霹雳!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周恩来扶着刘思齐准备让她坐到沙发上,没想到碰到毛泽东的手,吃了一惊!他急忙低声对刘思齐耳语说:

  “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

  刘思齐闻言一愣,忙止住哭声,反而安慰起爸爸来。她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伤,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偷偷饮泣。

  该吃饭了,毛泽东看到刘思齐那又红又肿的眼睛,长叹一声,水米未进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后来,毛泽东看着刘思齐日渐消瘦憔悴,就劝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再说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5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25%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份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9万亿元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9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2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道:

  “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

  他决定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叫回来,参加会议。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8月7日,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他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而是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刘少奇。

  8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对会议作了总结。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为全国财经会议所做的结论时,在原稿引述总路线的内容后边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还在原稿中关于新税制的错误问题所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句中,将“带路线性”4个字删去了。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但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本来他在会议结束时是可以不讲话的,但由于高岗等人一闹腾,他有点不放心,还是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写在一份此前他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

  “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3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是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萧克回忆:这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6年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8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结束。

  8月24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

  随后,毛泽东邀请小演员们在怀仁堂,为他请来的小客人作了多场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陈赓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开学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陈赓及教职员、学员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正当你们即将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慨,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后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9月1日正式开学。

  8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8月28日,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和国内土匪即将全部肃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情况,发出紧急指示,指示说:

  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该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

  这次精简以有备无患、服从国家大局、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合成战术水平为指导思想,以精简机构、加强业务、因地制宜、平战结合为编组要求。

  后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军衔制度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予实行。

  1953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傅连璋请苏联临床医学专家、内科教授、苏联医学专家组长瓦西林柯与米勒大夫,为毛泽东会诊。王鹤滨也在场。俄文翻译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东北人,母亲是俄国人。

  毛泽东说: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在空旷的广场有恐惧的感觉,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广场参加大会。”

  瓦西林柯教授说:

  “您这是恐旷症。”

  毛泽东说:

  “我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傅连璋认为,这种一时出现的精神神经失调,不宜下恐旷症的诊断结论,他担心这一结论会引起毛泽东的思想负担,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这种现象就像人登高时出现的腿软、出汗、头晕一样。不少人多登几次高,或者锻炼一下,这种症状就可以消失。”

  毛泽东误会了傅连璋的好意,他对傅连璋打断他的话非常恼火,但是,他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暂时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主席叫你去!”

  王鹤滨一进毛泽东的卧室,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只见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在室内激动地走动着。因为空间太小,他走上两三步,又来个急转弯,再走回去。

  毛泽东见王鹤滨来了,便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说:

  “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璋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着说:

  “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你不要听他傅连璋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

  毛泽东越说越火:

  “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哩!”

  “好!我去打电话。”

  王鹤滨说罢就想溜走,他刚一动身,毛泽东一指大木床一侧的电话,说:

  “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话里仍然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王鹤滨心想:毛泽东可能不知道傅连璋的电话号码,不然,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电话, 却不敢把电话拿起来。王鹤滨怕毛泽东正在气头上,电话一打通,他接过电话,训斥一阵,然后宣布撤他的职那就麻烦了。王鹤滨见过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发脾气的情况:“我撤你的职!”他是说了算数的,真撤!

  王鹤滨呆呆地站在毛泽东面前,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毛泽东起初还用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王鹤滨,一会儿,他的视线慢慢变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滞在不远的地面上。王鹤滨见毛泽东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次日,杨尚昆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在菊香书屋大门的北侧遇上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对我说,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释,脾气不是对你发的。”

  王鹤滨说:

  “主任,我知道。”

  杨尚昆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还说,今后你还是要听傅连璋同志的业务领导。”

  过了几天,傅连璋见到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发脾气要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呀?”

  王鹤滨说:

  “我怕主席当时正在火头上,他若在电话里撤你的职,怎么办?”

  傅连璋说:

  “那有什么,主席发脾气是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嘛。”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联名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中写道: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中央各财经部门党组:

  中南局7月12日电悉。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很值得注意,而所提几项建议的精神也是好的。中央认为:

  一、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已日益迫切和重要,不少重要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统一领导,已影响了工厂、住宅、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确分配,以至产生建设单位各自为政,分散建筑,造成了建设中的盲目、分散、混乱的现象。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就会造成将来建设中的更大困难和严重浪费。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及便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重要工业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对于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更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报中央审查。

  为完成上述任务,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市委、市政府必须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大区财委的城市建设局(处)及工业建设比重较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成立上述组织问题本年5月12日中央曾有通知),抽调一定的得力干部及技术人员加强此项工作。

  二、关于研究城市发展远景所需要的经济资料,可根据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分别不同城市的性质和自然条件,研究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将来的发展远景,然后由有关城市根据需要与可能及重点建设的方针,拟订城市建设的指标。至于一般中小城市,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只能拨给少数款项作为维护费用,一般不再扩大基本建设。

  二、城市规划工作,除少数重要工业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直接帮助设计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应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参照去年9月中财委城市建设座谈会编制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草案》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在技术上,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应给予指导和帮助。

  四、建厂所需资料,如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自然资料与必需的经济资料,应尽可能地由城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各有关建设部门统一进行,以免重复浪费。

  五、有关城市建设的规章和办法,城市建设干部的培养,由中央建筑工程部门逐步拟订办理;建厂区工人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由中央商业部研究办理;至于因建厂需要购买土地、拆迁房屋、调配劳力等问题,可由大区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其中有关重大原则问题,应报中央批准。

  本件及附件,均登党刊。

  中共中央

  9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亦在座。毛泽东此次谈话要点,抄录如次: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31条(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笔者注)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指在次日召开的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笔者注)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3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的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总计1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3年至5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3年至5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3、5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欲知毛泽东能否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于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所作的6点自我批评,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感动不已。正像在此次会议上一直受到批评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所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斯言良是!毛公从来都是敢做敢担当的,他从来不文过饰非,从来不会言不由衷。伟大领袖率先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堪为全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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